母亲是绍兴斗门山前里村的普通农家女，却有一个伟岸男人的名字——岳根。因为从小多病，怕养不大，外婆就带她到岳王庙，拜了岳王爷，做了岳飞的干女儿，赐名岳根，替代了原来“珠花”这个柔弱、浅显，只供观赏，女气的名字。
是不是就因为改了这个名字，母亲为人处世就很慷慨大气、宽容随和，而且有什么艰难都是一个人扛着，一个人想办法顶着，很有男子汉的负责任的气魄。
小时候，我们全家6个人一直住在竹竿巷那间20平方米黑暗的房间里。我和弟妹四个孩子出生后，实在挤不下了，再加上当时国家提倡发展工商业，鼓励私人企业，父亲和大伯的染坊发展很快，竟然有资金与人合开了一家棉布店，我家的经济状况也有较大改变，于是在我小弟还在母亲肚子里时，我家搬到了涌金门的一座洋房里，不过现在已经成了千万车压、万千人踏的西湖大道，涌金门41号已不复存在。
自从搬到涌金门，我家的客人就多起来了。客人都是绍兴乡下没有土地，只靠在不大的湖面打渔谋生的。他们大都想通过父母给他们在杭州城谋生糊口。记得来我家先后有四五个乡下亲友。他们没有工作前，都吃住在我家，直到父亲帮他们端上了饭碗。
后来，大姨一家四口也从绍兴来到杭州，就住在我家亭子间。我的姨表哥，父亲介绍他去百货商店做了学徒。大姨和大姨夫就做起了卖汤番薯的生意。每天下午，他们在大门口内的小天井里洗番薯、削番薯，然后装进一只大铁锅，搁到用汽油桶改制的煤炉上。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就烧番薯。烧熟以后，连着炉灶抬到当时叫膺白路的马路对面行人道上摆摊。那时没有城管，没人赶。大约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大锅番薯就卖得差不多，只剩下锅底的一点。大姨夫他们就抬着锅灶回家，每天如此，母亲还不厌其烦地在一旁帮忙。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生病发烧，被安排睡到父母的房间，便于他们照顾。晚上，父亲回家，睡觉前常和母亲悄悄谈论什么。我断断续续地听到的“阿哥不能回家，要交代”、“要评等级”等一词半语。我感觉是我家大伯发生了什么事。一天早晨，我们正在起床，忙于梳洗，大伯母到我家来了。她和我爸妈三人急急忙忙地上了楼，然后又匆匆下楼，大伯母从我妈手里接过一小包东西，急忙就离开了。好像从那以后，父母如释重负，不再私下避开我们谈论大伯家的事情，但大伯母一早到我家来着急、匆忙的神情给我的记忆很深。
我上高中时，母亲才告诉我：她给大伯母的一包东西是母亲陪嫁的耳环、戒指等首饰。因为大伯最后处置是罚款。罚多少母亲也不知道。那时父亲兄弟俩还没分家，尤其是父亲，自三岁时，爷爷得了绞肠痧去世，长兄为父，他一直把大伯作为他的长辈，任何家事都听大伯决断，大伯有什么为难事，他都要一起帮助解决。父亲没有经济权，也没有积蓄，只能要求母亲拿出自己不多的陪嫁首饰。母亲面无拒色，默默地献出了自己娘家的陪嫁首饰。
这样人来人往闹哄哄、忙忙碌碌地不到两年，涌金门的房东要卖房子了，但大伯没发声，我家也终究拿不出能买下一套楼房的钱，我们家和大姨家都搬离了涌金门。他们住到了庆春路的肃仪巷，我家搬到了与中山中路平行的光复路。
据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一书中记载，杭州城里城外的各种桥梁有三百六十座，足见杭州城内城外河流之多。古时杭州城区有四条大河，中河（盐桥大河）、小河（市河）、西河（浣纱河）和东河（菜市河）。光复路就是原来的小河河道，平行在现在中山中路西边。抗战以前这条小河就不通船只，杭城被日寇侵占后，这条不通船只的小河就日益淤塞。1945年抗战胜利后，小河干脆就被填埋筑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取名光复路。小河不存在了，原来河上的桥都拆了，只留下桥名作为路名。我家就住在原来是河岸，靠着中山中路楼房的后墙建起的简单披所里，保佑桥和水漾桥之间的光复路3号。
三号墙门内住着十四户人家，每家住房小的大约只有二十多平米，大的有七八十平米，我们家是三十多平米。不管多大面积，每户人家大人小孩都有七八口之多。
我们家的房子在U字形底部右端的一座二层楼底最里边。二层楼房门口有个小天井，小天井右边有一口望不到水面的井，因为黑。走过公用的客厅，要进入一条3米长黑洞洞的走廊，刚从外面进入的话，你得摸着走路，因为什么也看不清。等到瞳孔放大，能看到什么东西时，你能看到右边一排木板中间有一扇木门，开启木门就是我家。黑洞洞的走廊底端有一架楼梯，楼上住着另两户人家。他们上下楼时，眼前毫无遮拦，可以把我家看得一清二楚，我家不能装天花板，因为顶上是一个高在二楼天花板上几块用来采光的玻璃天窗。实际上这是原来的客厅隔成了前后两间，后间楼上有天窗的空间没有住户。楼下的后间再用木板隔出一条走廊，进入我家。根据功能，隔出来的后客厅，我家再分为两半，进门左边，借着天窗的光，一半是厨房兼餐厅——这个名词雅，好听点。地面是没有地笼的泥地上的几块活动木板。厨房灶头对面紧靠隔离木板有张不大、供切菜、配菜，或吃饭人少时，有的站有的坐的中型厨房用桌。右边顶上有楼板，暗暗的，搁一张中床，床前有张四方桌，供亲友来时起座聊天，起座和卧室共用。另一间是父母的卧室兼我们做作业、玩儿的房间。
房子小、光线暗，这都不是问题，最大的缺陷是太潮湿。我们家简直就是中山中路上楼房后面的下水管道。父母的大床靠着的一堵墙面，每逢下雨就铺满了一层水幕，簌簌簌地往下泄水，经过地板下的地面，流向大床对面的小天井，进入天井里体积一立方米不到的阴缸，那个房间下面没有下水道，水流只靠着向地面渗透泯灭。三四年后，母亲就患上了风湿病，瘫痪在床上，起坐躺下都要我们抱扶才行。三十七八度高温的夏天，母亲上身穿得是自己手工做的棉布运动衫，下面要穿一条厚厚的棉裤才行。这样的日子，母亲几乎过了七八年。
但是母亲从没有在父亲面前抱怨过半句怨言，自言自语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我一定要换掉这间房子。那时住房大都是租的，房管所可以为自愿调换房子的两家办理交换过户手续。在那儿，我们住了近30年。
岁月流逝到了那个十年动乱年代，因为父亲与一个南京潜伏特务同名同姓，我和在大学读书的二弟被不知哪个想象丰富的人编织进了一个政治童话剧中，说我们是反革命集团，由我父亲控制。又说，在浙大的二弟涉及了上海揭露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的上海读书会的反革命活动，并说我们可能在潜伏特务的策划下，由我打入空军部队的同学，通过二弟的无线电发报机，与台湾联系，要策反一个飞行大队飞向台湾。这可是一个敌我矛盾的政治大案。这下，我们家的邻居也神神秘秘地忙上了。在调查人员面前，有的说，在我们家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个是空军的同学；尤其是我家楼上，我们平时叫他们“吴伯伯、吴干娘”的两个人说，在我们家经常听到我二弟在饭桌上练习发报的滴滴声，我二弟曾经是杭州无线电俱乐部运动员。还说，听到在我们家有几个同学玩手枪的热闹声，甚至猜想地板下藏有枪支，因为我家地板常常有翻动的声音。
于是我和二弟在学校被隔离审查了，接着两个大学的造反派轮番到我家进行了抄家。母亲说，他们撬起了地板，看着地板下的泥地，探究了半天。
接近春节了，我和二弟还在学校隔离，回不了家。大弟和小弟俩已经下乡插队落户去了。家里只有父母和妹妹。自从1966年以来，家里就没有了欢声笑语，但母亲一直很镇静，没有指桑骂槐，更没有当街撒泼，甚至连在家里也没有一词一句的怨言。虽然母亲不知道我和二弟学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她坚信自己的儿女一定不会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她只是默默地等着、等着。
最后，我和二弟的结论，都只有八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母亲知道后只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天地自然知道。然而，母亲后来对待四周邻居“以德报怨”的举动，既让我感到“意料之外”，又使我觉得是“情理之中”。
住在我家楼上的“吴伯伯”，动乱后期去世了。这两个老人是一对孤老，没有孩子，也没有亲友。这天母亲只见吴干娘哭着从楼上走下来，想说话又开不了口。自从揭发我家什么、什么以后，邻居们为了划清界限，就不再主动与我母亲讲话，结果现在又什么、什么都没有，他们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跟母亲讲话。但母亲知道那个吴伯伯已经生病好几天了，见吴干娘脸有难色，就主动开口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母亲就赶快上楼，帮助吴干娘帮我伯伯换了衣服，料理了吴伯伯的后事。母亲说：不管以前他们对我们怎么样伤害，碰到这种事情，还是要帮一手的。积德行善，我做好事，积的是我的德。
两年不到，吴干娘跟着吴伯伯也走了。又是母亲发现吴干娘一天没下楼，告诉了墙门内的街道治保主任，一起打开了门，帮着料理了后事。
在那个时代，人们多数为了保护自己，不惜伤害别人，落井下石是最常用的手段，但是母亲不。我家邻居马奶奶家，有一天，有两个东北人给他们家送来了一个个儿高大的女子，称是马奶奶在东北工作的儿子的媳妇。说马奶奶儿子已经死了，这媳妇疯了。在东北没人收留她，就把她送到了夫家。马奶奶为此几天起不了床，更是无力照看这个疯媳妇。
这个东北女子，就那样垂着头，挂下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面壁站在马奶奶家门外的过道，一声也不响、一动也不动，整天不吃不喝。也许是事发突然，马奶奶也无法接受她，就让她白天黑夜地站在那里。要用井水的人们，经过她的身边，总像回避不祥之物那样，能远几步就远几步。母亲曾经问及马奶奶，要不要帮什么忙。马奶奶说：她就是不开口，而且就是开口也听不懂她的话。没几天，东北女子突然摔倒在地，追随她丈夫去了。马奶奶不愿意让她的遗体进马家的门。母亲劝说：她总是马家的媳妇。收了她，让她有个家吧，这是你祖上的阴德。在母亲的帮助下，那个可怜的东北女子总算是干净体面地踏上了归路。
母亲对身边的亲友、邻居，甚至我们子女的同学都很关怀，只要有需要就热情出手帮助。我的同学生病住院了，母亲就做了适合病人吃的菜，让我送去；同学的母亲因病去世，年幼的妹妹还肾脏有病，家里无人抚养，希望我母亲帮个忙。母亲看着小孩可怜，就欣然接手，并用民间土方治好了孩子的肾病，连饭费也不收。
母亲原来还在居民区去当个小干部。记得有一年夏天杭州的台风很厉害，我家也是危房，她提着装了饭菜的竹篮，把我和弟妹们送到了清真寺，吩咐我们别离开那里。自己又回到被划为危房的住家去帮助转移老老少少的居民到安全的地方。
母亲非常热爱生命、并也敬畏生命。在苦难面前，她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只要活着，就能看到五颜六色。为了治疗她的病，听说可以“以毒攻毒”，她就尝遍了所有植物界的酸苦辛辣、动物界的蛇虫蝎虎，甚至童子尿。晚年时，母亲常常感到头重，脚步提不起。没有更多的钱去医院看病吃药，母亲常请民间流动的走访郎中李医生给她在脚部挑筋放血。放出的血黑黑的。放血后，母亲感到特别轻松，很高兴地认为，她体内的毒放出来了。其实母亲是患上了高血压，可是那时的我们太不懂事了。钱呢，实在也是少得只够温饱，哪里来去医院看病的余钱。
母亲不畏惧死亡，很通透。在她自己觉得身体不行，要离开人世的半年前，她就按部就班、井井有条地做了自己身前想做的事情：她向所有的亲友一一进行了告别性的拜访；她希望父亲能亲自钱买一条鲫鱼给她吃；她对我进行了嘱咐：以后一定要在生活上帮助小时候因生病发烧而影响了脑子，脾气有点古怪的大弟；母亲还给自己和父亲各自做好了寿衣，并告诉我到时候如何穿戴；还请邻居——一个出版社的摄影师拍下了她满脸笑容、藏不住善良、慈颜善目的标准像。一切事那样地从容不迫。当时我一点也没意识到母亲会有一天离开我们，还把母亲叮咛再叮咛的话，当作她就是喜欢儿子的佐证。
母亲在世时常用她的绍兴方言说：人要活得娃（方言意；美、好、健康），死得快。1989年，刚过春节没几天，母亲在阳台收衣服抬头和低头的瞬间倒在了地上。医生诊断她是脑出血。她昏迷、呕吐，紧闭着眼睛，一直没有醒过来。第九天晚上，母亲的嘴唇从左弯到右，又从右弯到左，仿佛竭力地在口腔内追赶着最后的那口气，想抓住它们，不让它们逃出去。但是造化不饶人，最后的生命之气，最终还是撬开了她的嘴唇，回归了天地。
母亲走得很快，没有给我们留下护理她残疾的辛苦。母亲总是不希望因自己给别人带去麻烦，连自己的儿子给她点儿生活费，也要担心会不会引起儿子家的矛盾。
常说：伟人有宽大的胸坏，想的都是民族、国家、天下百姓的大事。我母亲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她不识一个大字，但是她一生扶贫济困、对人善良、慈悲宽容；在苦难中忍受不屈、磨炼心胸、善解人意。她的胸怀博大，蕴含着中国三千年来深厚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母性的。正因为有无数个像母亲那样的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个国家特有的文化才得以传承。
天下母亲多是伟大的。
-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 主题：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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