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补习遇上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收补习费。这和补习中心不同，补习中心一开始，先收报名费或注册费，然后每个月的补习费通常也是先收。普通学校补习费一个月百来块还罢了，那些算学期的课程，比如英文学习班，一个学期往往上千令吉，可是先给后教。世风日下，后缴的话，谁知道学子学了一期，就不来了？上哪儿收钱呀？不先收费的话，人家反而笑你天真！

不过，做家教又是另一回事，往往只能教完一个月才收费，只有一些比较谅解的家长事先付费。原因一样，谁知道你收了费后就不出现了？这样每个月骗一两单，都可以找一餐饭吃了。把补习老师当诈骗人士办，倒是比较侮辱性了。不过，人心难测呀。

那么，事后收费也有风险。脸皮比较薄的补习老师，教了一个月后，希望家长如期附上费用，但是有时等了又等，补习费迟迟没来，难免有点着急，因为家教老师也是要应付日常开销的呀。如果一个月收不到，两个月又收不到，那么很怕因此变成有拖无欠，帮他打工呢？

再者，如果出言提醒，又担心是不是会让东家（家长）不爽？就有出言提醒者，因家长（可能觉得钱太少）善忘，提多几次，又被家长误会，结果被讽刺为又不是欠高利贷，何必“天天”追呀？给了服务却不敢出声，比打工还惨。殊不知，有头发谁要做癞痢，家长应该知道这是补习老师的俸禄，后者可能等这笔小钱来开饭吔。

这种误会有时也会成真。笔者曾有一次，教了一个月补习后，家长就以种种借口推掉补习，但是补习费却没给，追了一年也追不到。由于这是补习中心介绍，事先还给了半个月的补习佣金，结果，浪费时间还亏损金钱。遇到这种事情，难道还发律师信吗？也不能怨学生，毕竟学生是无辜的，只能叹自己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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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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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行不流行，眼下就想到两件流行不起来的事：

一件是垃圾分类。疫情开始的三四年前，在全市广大社区开始了垃圾分类的活动。于是在每个社区的角角落落都出现了红绿黄灰等不同颜色的塑料垃圾桶，要求每家在家里进行垃圾分类，然后根据识别分别扔到不同的垃圾箱里。

以邻为壑，这个成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存在的这个社会恶习。发达国家虽然在自己国家内已经比较成功地进行了垃圾分类，但是他们仍然是“以邻国为壑”，这不，前几年我国就是接受成千万吨“洋垃圾”的口岸。现在好了，“洋垃圾”不进口了，我们也要垃圾分类了。

让社会文明，让每个公民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市政府和社区可谓花费了不少财力和管理精力：宣传栏、宣传品的制作，环保自融垃圾袋的免费分发，有的社区还在垃圾桶前设立监督岗，专门有人指导倒垃圾的群众如何分类垃圾。这是有利于每个公民身体健康的措施，是有利于管理社区环境整洁卫生的好手段，但是流行不起来。即使现在简化到只分开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两大类，大多数居民还是不屑分类。原因很清楚，嫌麻烦。有的还说，清理、运送垃圾的人也没有分类，我们小老百姓分了有什么用？

顽疾难改呀！要么是文明的垃圾分类还不到时候，要么是如果垃圾不分类的处罚条例还不够厉害。不过垃圾分类一定会流行起来，总会流行起来成为一种习惯。你看不要乱扔垃圾，这个习惯现在基本成风。马路上，公园里等等公共场所，比以前干净多了。这个习惯养成的时间大约花了二三十年。相信，再花上二三十年时间，垃圾分类也会流行起来，而后成为一种习惯。

另一件是孔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一时也流行不起来。每天要多次反省自己，今天的事做得对不对、好不好？相信会有人在自省，但是不多。《论语·学而》里不也就写了曾子一个吗？“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历史上，能够“吾日三省吾身”的人肯定不多，也就是说流行不起来，不然史书上肯定会有这样优良，几近世界大同社会世风的记载。

不过新中国刚成立时，虽然没有“吾日三省吾身”，但是“吾周三省吾身”是有的。那个时候曾经有一篇伟人著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记得那时是五天半工作日，每周六下午定为政治学习时间。政治学习内容里就有“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三省吾身”。在“民主生活会”上，同事之间也好，同学之间也好，每个人都会诚恳地做自我批评，检查自己做得不够的事情，并保证以后一定改正，希望得到在座各位的帮助。批评别人时，也是态度和善，客气地从善意出发，希望对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时还谦虚提出“共勉”。被批评的人，无论批评事实如何，总是虚心接受，很少会当面吵闹起来。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以团结友爱居多，因为大家多为奉守诚信，与人为善。碰到矛盾，以检查自己的问题为先，要实施什么要求，常常是从自己做起。真有点“克己复礼”。

但是这种风气流行时日不多，尤其经过了那个动荡年代。按理，过了那个毫无理性的动荡，打人者应该在事后向被打者道歉，做自我批评，自我检查，但没有；按理，抢人财物者，应该把据为己有的东西事后物归原主，但很少；听说过有一两个全国颇有名气、当年带头抄家打人的人公开站出来，到当事人家里作公开检查、诚恳道歉，感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勇敢举动，心想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己当年的过激行为，仿效认错的勇敢者向曾经伤害过的老师、同学、同事、邻居进行心正情实的自责，求得原谅，但几乎没有，更谈不上流行。

如今，那一代人快要过去了，以后还有谁会记得曾经有过的那个欠着无数人情债，甚至血债、命债的年代？面对回忆那个动乱年代的细节，比如在学校的派别批判会上，有的同学曾抡起巴掌打过人，那个打人者却说，我记不得了；提起某一次批判年级学生党员的年级大会，很多同学说，我好像没参加；提起某张几乎轰动全校侮辱女同学的大字报，很多同学说，我没看过。难道人们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

当时很流行群情激奋给被批判者头上戴纸糊的高帽、胸前挂黑板或纸板，上面写满打倒XXX名字的牌子，流行让被批判者站在桌子上的椅子上低着头反剪着手，名曰“坐飞机”的创新刑罚，如今却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热心过、参与过。那么这些损人肉体、伤人心灵的恶作剧，都是什么人搞的？

当时很流行的用大字报诋毁一个普通人的人格，很流行用口诛笔伐批判所谓“保皇派”的批判会，平白无辜地产生了不少冤情，甚至命案。那是个群众运动，在拨乱反正时，却没有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民主自由的手段，整顿民心、凝聚民心，以集结民力，进军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这是个很大的损失。如能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三省吾身”，每个人回忆自己在那长长的十年历史中，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是错是对，是黑是白，先在思想上来个正本清流，惩恶扬善，洗脱十年的污泥浊水，以赤子之心、赤子之身投入随即的改革开放，想必各种经营中的欺诈就会少的多，改革会进行得更利国利民，更纯洁、通透、更有实效；开放会更呈大气、更有章法，更让外族敬佩而趋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极大地真诚和谐，团结友爱，像个大家庭。

还来得及吗？来得及。任何事情只要有开始，并且坚持下去，就能及到它的成功。

难吗？难。从孔夫子提倡到现在已有三千多年，几经多个不同的朝代，“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和举动，至今未能流行起来。

没希望吗？有。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以来，已经在经济上、军事上、国民生活上等等方面，实现了无数梦想。“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精神自由王国的文化传承一定会重新激活，流行起来。而且必定要流行，不然会全功尽弃。

代代相传的华夏子孙，让我们为实现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华民族、上层建筑的大梦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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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老的妖精/冲绳（马来西亚）https://xuewenji-my.net/2023/0
• 我看的书：《用两千年洗好澡》/山三（马来西亚）

巴刹话/刘明星（马来西亚）

某地曾经有过巴刹不是规范词的裁定，并认为不能与大中华圈接轨，应该推广用正规的集市或者菜市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而且也让我认识到通用的程度，以至思考词语地域性的合理。所谓的地域性，理所当然的有作为方言的考虑，而这又与上世纪曾经风风火火的“少讲方言”的推动相关。

但是，标准化是会抹去相当部分的特殊情况的，标准归标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俗人有时对官腔有天生的反感。巴刹一词即使曾经被某时某地刻意弃用，在今天回过头看，还是很有活力的。报章杂志仍在使用，虽然说在针对北方普通话的受众语境下要加以说明; 一般上，在南洋提起巴刹是几乎无人不晓的。这和巴刹源自马来语，而马来语又是借用了中西亚的“巴扎”有关。你看，新疆那里不也是用巴扎来指向集市吗？

不规范？我想，把那个应该确立的场域再界定，比如说新加坡华语，那还是可以用规范来描述的。

在搜索引擎调查了一下，新加坡的某单位就有用看起来比较官腔的“巴刹语言”来解释，并且在举例时明显认为巴刹话的格调较低。没错，宫廷用语高尚雅致，相对的通俗话自然是粗野质朴的。但格调是不是一定低下？我倒认为未必。俗气不一定是低俗，我想，那更加显示一种受众更广的通俗含义。

所以，一般上，通俗易懂是更容易流行起来的。可是，通俗与流行固然相关，它们的关系却不必是因果，而更多的难以分辨清楚何谓易懂何谓简单。这毕竟还有更深层的对比，或许分析起来可以长篇大论。这个短文不是适当的场所，按下不提。

想想，那个自认不知道的苏格拉底为什么喜欢到市场去找人抬杠？这道理也许就是说，俗气的地方有可能是理由显得更清澈的地方。

写着写着，原本打算轻松地谈谈市井俚语的，但想机械的模仿日常生活的讲话方式，书面上总有隔阂。也许还是听听香港歌神许冠杰上世纪的流行歌曲，粤语的《半斤八两》——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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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这课题可大了，而且不管你在不在意，都跟你有切身关系。就以一个人的大名来说，名字虽然和数学算式中的x啊y呀本质上相同，就是个代号；但是，嗨，如果这个时代你还是天天被人“旺财、旺财”地叫，难道你不觉感觉上就像是在招隔壁邻居养的菜狗么？任你叫得再亲切，我是不干的。

稍有留意，可以从一个人的姓名看出在一段时期内广泛使用的字词。这点你找谷歌大神问问，就会更加清楚了。我祖辈那一代听说名字都是跟族谱的安排，而且普遍上很多取用的字有金、生、雄、玉、兰、华等。到了父母那一代，我妈说，她上学的时候，班上老师点名叫“张玉英”，就有三个人举手喊到。可见，英雄所见略同，流行用字大抵就是这么来的吧？到了吾辈，从一年级开始读书起我就发现，怎么那么多人的爱国、功成名就的意识加强了？叫国庆的，陆陆续续出现了三个，更甚的是在学校里随便拿颗石头都可以打中名字中带有伟、家、志等字的男生。女生群中，我妈读书时候的历史重演了，我认识的朋友中叫美玲的有两个，好一点的是姓氏不同。

来到现在，就以班上孩子来说，这种名字重叠的出现率已大大降低。此消彼长，跟现在所谓的潮牌潮人的趋势有些相似，不知是否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也或是为凸显孩子名字与他人的不同，新的取名潮流出现了。如今许多父母给孩子取名前喜欢先请大师算算，务必要取个跟孩子本身五行本命配合，并有助于提升运道的大名，讲究之余，用字也够独特。每年新生报名，孩子名字这个部分的资料绝对要让家长亲自填写，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不然讲你不识字都是客气的了。

我家老爷说：“欸，这些算什么，想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家伙在整个马来西亚留学生群中大名鼎鼎，名字可叫得无比响亮又激动人心！”

哦？

“Teo Ngia Seng!”

啊哈哈哈，这位大哥，流行已被你超越，你的名字划过时空，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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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篇文章链接：拒绝流行是另一种病——开窍的老化石/皮卡君

流行本是时尚的另一种解读，年到垂暮，对于时尚已十分底麻木，除了一些曾经倾心过的老流行歌曲，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偏偏经历了一场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那可是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问题，不认真对待，会把老命流了去的，故把大流行中听到的看到的村语賈言记录下来，“作壁上观“吧。

2019年I0月下旬，声势浩大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来自100余个国家的近万名参赛者云集武汉，为举世瞩目。可光环还没散尽，武汉便陆续发现一批又一批发热病人。警觉的医生怀疑这不是重感冒，逐级上报要求隔离，有位叫李文亮的医生在朋友圈发微信提醒大家早作预防，反被院方作违反纪律处分。公安部门也责成李文亮当众检讨！李医师吹哨不成，含冤在第一线与病毒抗争，最终感染病毒，抢救无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好象后来祁之尊为烈士了）

新冠偷袭成功，开始向人类宣战。武汉是重灾区，凡接触过感染患者的无一幸免。不到一个月，即向全国告急！可人类似乎很麻木，直到2020年1月23日国家卫健委宣布武汉封城。同年3月11日世卫组织才宣布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开始。

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可以倾全国之力办好一件事的国度，武汉告急后，全国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全体心往武汉想，力向武汉驰。24小时驰援医务人员到位，医疗物资到位，十五天，方舱医院耸起，数以万计的重危病人从鬼门关上转了一圈重返人间！有的病人甚至康复后还不想离开方舱，说是那儿的医生技术精湛，护理的态度比亲人还亲，更重要的还是吃喝住行医药等费用全免费，而且伙食好，在外边买不到这么新鲜的蔬果！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重灾区相继露头，尤其是那些散慢成俗的地区，因感染新冠肺炎不治而亡的人数日见飚升。于是乎，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再次勃发，把防护器械及医用物资成批赠送过去。我堂弟那个半死不话的小五金厂突然被征用为做口罩和防护服的加工点，日夜赶制还供不应求。不过半年以后，又被告知物资过剩而停产，狹窄库房里塞着大白小白服装，新进的制作流水线也成了废品，我堂弟的下巴还没开够就得定格沮丧了。

不过在严防死守方面，我们的政府是做得天衣无缝的。出门带口罩成了所有国人的共识，进所有的公共门堂都要检查手机上的“健康码”，如果显示是绿码才放行，万一显示出红码或黄码，身边立即出现通往隔离区的车辆，由穿防护服的“志愿者”护送到与世隔绝的房间内，形同坐禁闭，等三次核酸检测都”阴性“后才恢复自由。这红码本来是受病毒感染者才显示的，后来被专搞歪门邪道的人利用，成了某些部门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网上此类曝料屢见不鲜，诸如某人因房地产问题上访，被开发商举报成感染者，便哪儿也去不成，某病人急须急诊就医，却因为红码挥之不去，被不是定点的医院拒之于门外等等。不管瑕疵大小，反正严防死守的成果是十分养眼的。国家卫健委天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天天展示一大串各国死亡人数统计，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十四亿人口的大中国，死亡人数竟显示在末位，太神了！

不过中国的老话是很有辨证法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无数人命从大流行中得以幸存是福，但却为一些投机奸商发国难财的提供了契机。他们以核酸防控为由头，千方百计让所谓的专家代言，然后在全国大力推广，最有传奇色彩的是深圳核酸帝国的创建人张核子和他的老婆张姗姗，他们以利益驱动某些腐败分子，竟搞出举国上下做核酸检测的大闹剧，连平时很少出门的老弱病残也要天天去排队做核酸检测。从大街小巷到小区村口，随处可见检测窗口，每个窗口的工作人员大致5人，从上午8时到下午4时，受检测的人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把捅过别人咽喉的棉花棒放在塑料管里，每管十支，每隔二小时分批及时送往化验室去。白花花的银子也就哗啦啦落进“核酸帝国”及相关人士的无底洞里了。不用脑子算，用手指一屈就知道，十四亿人每天一支，每支一元钱也就是十四亿人民币！须知这可都是纳人税人的钱啊！有的人说，这开支是地方政府出的，哄小孩呀，他们自已的工资也是国家财政支付的呢！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专家似乎只有严防死守的能耐，从没有站在国民经济承受能力方面考量过如此这般。所以，三年后，在世卫组织宣布大流行结束，我们的权威人士们还让这些别有用心的掏金者睡在核酸方舟上做美梦。以致酿成繁华的大上海竟数月门可罗雀，地铁、高铁几乎成了摆设，还竟出现一批阴阳怪气的阳性携带者肆意往人群扎堆地方游走的局面！一时间广东告急，辽沈告急，新疆告急，我们宁波北仑镇海也相继“封城“。

三年大流行中，我几乎足不出户。偶尔出门一小会，专家们介绍的那些自我防护要领做得不折不扣，早早地打了两针科兴疫苗，每天晚饭后去小区划定的核酸检测点排队点喉。心里很感激人民的各级政府领导和穿大白小白的工作人员们，在这些天人的保护下，我的亲人友人及我关爱的人们能安然无恙地逃过大流行的劫数。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该来的还是来了。2022年底到2023年春，在联合国的指令前，常务理事国也只能顺势而为。测核酸不兔费了，检测点零清空。不戴口罩也能进出任何地方了，人们抑压了三年的性情尽情放飞了，有些地方还放烟花爆竹欢庆。一些防控专家也羞人答答地改弦易辙，说那毒株已改恶从善不再致人性命了，只要普遍“阳过”以后，就可还人类一个清平世界了。

可能流行先生自己也没想到入侵人体的机遇来得那么突然，小洋人“高峰”如期而至，而医药和床位却来不及添加，绝大多数高烧40度以上病人也只能居家隔离，最要命的是买不到对症的药，我一家四口都阳了，之所以能平安“阳过”是因为我在一周前牙痛，恰好买了两盒消炎止痛的复方对乙酰氨基酸！然而，有严重基础病的老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听说上千元一粒的“特效药”也挽不住命根，我哥有基础病，终于熬不过感染去世了。我那小小的朋友圈里，也看到有数位老友在此期间仙逝，至于网传许多青壮英年中招去世的，因没有正规渠道，只能姑妄听之。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已，愿世界从此海晏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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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醒来，眼皮睁不开，再睡一会儿吧，脑袋里睡意很快如海浪从远处一层一层地翻卷过来，快要没过整个脑壳，突然一个闪现：一篇关于“局限”的文章要写。霎时，海浪退下，连一朵水花都不剩，眼睛也睁开了。一看手机，6点多了。哎呀——，这不就是，灵感来了：要写文章不就是想睡觉的“局限”吗？人的每一天不就是与各种各样的“局限”打交道吗？不光是一天，就是一辈子也就是与“局限”打交道的一辈子。

从呱呱坠地来到人间，上苍首先就给这个生命设置了一个大“局限”——他（她）以后必定要死。所有动物的生命都是有局限的。人的出生、成长，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向前活着的过程，从生理上说就是走向最后死亡的过程。这其中，人在无时、无处、无事，都会存在或者出现数不胜数的“局限”。

哇哇出生时的婴儿根本不知道自己从母亲温暖的子宫里出来后就没有一寸布丝可以做自己的襁褓，还是有一箱绫罗绸缎的小衣小裤等着穿戴。不过即使没有，母亲还是会拿一件旧衣或撕一块床单帮助孩子解除这个“局限”，父亲即使自己不吃也要设法让孩子喝上糊糊。

没有记忆时的绝大部分孩子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局限”的烦恼，因为有父母或别的好心人在护卫着他们。

成长到择校入学阶段，人就有了在年级或班级成绩排名前后的烦恼；为了上前几个名次，还在少年的学生们就要被来自各方的“局限”减少了睡眠时间，放弃了自由自在的童趣爱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再努力，抓住瞬间即逝的机会才能突破眼前的“局限”，再去面对等在远方、新出现的“局限”。例如，推动创办丽江华坪女子免费高级中学的校长张桂梅老师每年给山区初中毕业、渴望继续学习，但家境贫困，很可能就会被父母外嫁他人的女孩子提供了升学的机会。然而机会只会给那些勤学苦练、获得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生。现在已经有2000名左右贫穷家庭出生的女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了自己的命运。她们女中毕业后考上了大学，开拓了眼界，脱离了贫困，改换了生活环境、提升了自己、甚至父母家庭的生活质量。所以在成长过程中，有的、甚至很多的“局限”并不可怕，只要能吃苦耐劳，只要坚毅不拔，“局限”就会攻而溃败。

为了追求爱情、婚姻的幸福，人们常常给自己招来了大半辈子与姻联有关的各种“局限”。人在恋爱时，只想着天天相见、时时依偎，觉得眼前的人是天下最完美的，什么都好，恨不得倾其一切奉送给他或她。为了取悦对方，双方克制着自己的缺陷、遮掩起性格的顽劣，只管享受恋爱的甜美神秘。好不容易结了婚，却没想到自己身边竖起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一堵又一堵的围墙。做了丈夫和父亲的男人要负起养家糊口、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做了妻子和母亲的女人还要更多地承担孕育生养、操劳家务的痛苦与繁复。家庭的内涵复杂又缠绕，家庭的生存和维持必须惨淡经营。成婚的先生和太太们如果不认识到这等种种，没有牺牲自己自由、金钱等等利益的精神准备和实际行为，那就难以化解日复一日解脱又生成的家庭束缚和压力。

到了晚年，人即将突破生命的局限，进入自由世界。人们无须害怕死亡。有的老人吃着吃着，吃饱了饭，头一低，去了自由世界；有的睡着、睡着就不再睁眼，睡到了自由世界。但很少有老人能享受到那种幸福地进入自由世界的死亡。大部分老人都会多多少少地经受疾病的痛苦，给家人带来担忧、护理的麻烦、经济的负担、时间的消耗，急剧地降低了病人和家里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其实，把自己放置到无穷大的宇宙中，人就像动物一样，也有新陈代谢，是一定要死的，这是天地予万物生命的平等。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要重新科学地认知人的自然死亡，即到了一定的年纪必定衰弱直至死亡。死亡是人的最后结果，它是一种存在，一种轮换消失的存在。从物质不灭定律的角度来说，你在人世界永远地存在着，存在于你下一代儿女身上的鲜血、骨肉中，一代又一代传承地存在着。但是你不能无休止地占据着空间，必须让别人来替换你。

死亡是一种替换。让自己坦然地对待死亡，现在，你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让自己活得充实、活得有价值、活得有质量、活得充满了快乐。到突围死亡“局限”时，你就会变得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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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终于等到青春豆冒出来了。叛逆期、青春期、转大人试用期，逐渐成为父母挑战的日常。

从《学文集》开创元年，写了不少亲子故事，也把孩子的成长过程作一个小小的记录，而今《学文集》迈入第十年，回顾孩子从天真可爱的小孩变成了儿童以上，大人未满的青少年。 仿佛坠入多元宇宙，才不久年前的儿时天真可爱，转眼间来了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这位青少年偶尔是刺猬，偶尔是暖男，偶尔是有志青年，偶尔也耍废。心情起起伏伏，捉摸不定。青春期如洪水猛兽吗？有朋友为了跳过孩子的青春期，把孩子送住宿学校，保持距离欣赏就好。也有孩子让父母不知不觉中的安然度过，成功转大人。

孩子的每一个成长阶段，父母都是措手不及的新手，只能边做边学边修正。坊间有许多专家分享很多青少年使用说明，都看看，也实习。其实，孩子挑战多，考试升学，同侪竞争，师长期待，压力也不小。辛苦你了孩子，希望我们彼此可以平安地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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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办事机构，坐落在欧洲的中心。里面有个皇甫先生，是我在欧洲工作两年时的领导。在异国他乡，国内来的办事机构及其领导，那就是我们的依靠。作为他手下的打工者，当然要快点见到他，聆听他的教导。于是大约在他下榻的第四五天，打电话向他问好、报到。谁知那端传来觉得嫌我有点不识时务，在他的繁忙中搅乱他，那种居高临下、盛气的拒绝声：“现在我正忙着交接，没有时间见你们。等我的电话，你们再来。”

我对他的尊重被一掌推了回来。领导嘛，口气大都是居高临下的。不见就不见，等着就等着，何必语气那么不顺？后来知道，那时他跟上任领导的交接工作确实发生了一点摩擦。

一个星期有18节课，我也忙啊，等着电话通知的事儿就忘了。

差不多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突然电话铃响起：“怎么你不想来看看我？我是新来的皇甫某某。”

“你好、你好，皇甫老师！没有啊，早一个月我就打电话去问候你，你说让我等你的电话。”沉默。接着我就安排时间去那座漂亮的办公楼见了领导。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皇甫领导让我做的第一件事，使我很为难。他要我向学生收取教科书的书费。据知，以往学生用的课本是我们赠送给该大学的，若要收书费，也是该大学汉学系的教务工作，再说，与我同时有个台大的老师也在教汉语。汉学系的系主任曾经对我说过，每年他被请去台大一次，他是哪里有钱给他，他就跟哪里亲。我这要去向他们收书费……把情况跟皇甫领导陈述后，我迟疑地说：“皇甫老师，现在这种经济措施好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觉得收学生的书费不太合适。当然，你如果一定要收，我可以帮你去收。”也是沉默。此事不了了之。没有完成他交代的第一件事，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内疚？

接着，大约在两个多月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我正在上课，还没到下课时间，突然汉学系的石端老师推开教室门要我出去，说校长找我有事，还没到下课时间，要我立刻就去。心里怎么也猜测不着校长会有什么事找我？

原来，是我们的皇甫老师给校长电话，询问我在这个学校的工资是多少的问题。校长说，在他们国度，工资多少属于个人隐私，须经本人同意，才能告知第三者，所以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同意告诉皇甫老师。我顿时觉得很没尊严，为自己，也为皇甫老师，更为我俩背后的国家。因为皇甫老师问过我本人，校方每月给我多少工资？我们在境外的工资是国内教育部配发的，得在完成教学任务回国后在国内领取。在境外的生活费由国家规定多少，从校方给的工资中扣除，每月多下来校方发的工资则交到皇甫老师那里。他已经从我这里知道了校方每月给我的工资数，为什么还要把这问题扩大到校长那里？不相信我？不相信他自己？

我对校长说，我的工资在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校长好似恍然大悟：Yes——All right. Nothing ,nothing. Sorry,sorry!

从校长室出来时，我沉默无语。石端老师在一旁安慰我：把这件事扔到阴沟里去吧！其实我在寻思为什么还要来向校长问及我的工资。后来，当我拿到汉学系给我的超课时费时，我似乎领悟到，是否，皇甫老师要我把超课时费也交给他。我没交，因为国家都是把加班费发给个人所有的。我不知道，校长告诉他我合同里的工资数时，皇甫老师是什么反应？

按常例，遇到节日，比如春节，皇甫老师要请该国中国外派工作的老师和访问学者、留学生等在节日里聚会。在那个国家的汉语老师和访问学者、留学生被邀请到了皇甫领导的家里，一起包饺子庆祝元旦。据留学生说，那天我们聚会吃到的荠菜饺子，其中的荠菜就是皇甫老师让几个留学生在那城市绿色的大地上采摘的。这没问题，问题是吃完饭，我们必须在一张白条子上签上名字，说明每人享用了价值折合一百多元却令人生疑的午餐。好在老师和学生不在乎吃了什么，而在乎同胞之间聚会时熟悉融洽的生活习惯和有相同历史文化意识交谈的氛围。

常常觉得男人应该比女人大度、大气，更不会在与自己无关的业务名利上计较，然而，我的认知太狭窄了。

那个版式机构中新华社的朋友知道我会做点儿中国菜。有天，请我为她的几个国内来访客人做一顿中餐。餐后，朋友的客人送我一柄装饰不错、又可折叠的宝剑，以此道谢。皇甫老师看到后，对我说：“奇怪，他们送你，为什么不送我？”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送你呢？这完全是私人之间的帮助，跟你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再仔细想想，是不是我是属于他领导的手下？也该谢谢他的默许。我当时也很笨，应该立刻把这柄剑转送给他。于此，我想起皇甫老师曾经很得意地告诉我一件事，一个访问学者要跟当地的姑娘结婚，这是涉外婚姻，需得到皇甫老师的认可。他趁机要让那位访问学者帮他搞该国的油画。当时觉得：他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讨要？后来想起这件事，不竟又疑问自己：他为什么跟我说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暗示我？——我也不送。

受皇甫老师不到两年时间的领导中，我俩的思维一直在坎坷的碰撞之中。失误最大的一件事是与该国汉学系老师合编的教材流产了。出国任教不久，在与汉学系老师商定了编写一部用他们本国语言注释的汉语教材。我将报告提交国内，国内领导表示了同意。第一册基本编写完成，汉语文本也得到了汉学系老师的认可。但是一直没等到国内的肯定批示。四个学期结束。我的任期还有一个月，向皇甫老师申请延期到九月底再回国，要把第二册教材编写完成。皇甫老师不同意。那时我才知道其实国内已经同意，并且还批拨了开编费一千美元。皇甫老师说，你让其他老师都参加编写，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样的问话，我几乎昏倒！编教材这是两国老师的合作，怎么会想到也要请皇甫老师参加，才能保证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汉学系老师很认同我这两年的教学，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在他们那儿任教，我拒绝了。我这方，这样的领导，这样的教学环境……最后按照皇甫老师单方面为我决定的机票时间，我回到了北京。

回国以前，皇甫老师还对我说：这下你可以到国家教委去告我的状了。我只能皱起眉头，叹口气，有这样上不得台面的告别词，是提醒还是威胁？我不是个碎言碎语、喜欢拨弄的人，即使是别人来找我了解，我还得看看是什么性质的。实际上，在国外工作的公务员有成千上万，有一两个奇人奇事也难免。不是有句俗语“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偏偏犹如中了个彩票头奖，我被碰上了，至今仍感到有点恶心。

大约两年后，偶然听到皇甫老师已经回国的消息，附带花边旧闻：在卸任离开那个外事单位时，他提出单位领导给他派两辆车送机场的要求被拒绝了。想必他在离开时又闹了个不愉快。想想，多了一辆车的行李，什么行李？哪儿来的？可见对他认识的人，相同的不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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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人类社会越来越分化，保守主义势力也越来越抬头。右派们津津乐道着“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来为自己的犬儒世故辩护，似乎“众人皆醉我独醒”，左派都是幼稚与肤浅的，只有拥抱现状、明哲保身才是明智的处世之道。

经验告诉我们，人随着年龄渐长，即渐渐趋向保守。如果衰老是无法避免的人生进程，而渐趋保守亦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对于占社会相当多数的年过半百的中产阶级们，过去几十年的和平年代带来了稳定的财富积累，即便一生平庸也基本保证了衣食无忧，家底不薄。对于社会的不满也许仍然存在，但越来越意识到个人对社会变革无能为力。现状虽然难称完美，但自己好歹并未堕入社会底层。所以一步一步地认可世界现状，就是认同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开始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些都是保守主义产生的人之常情。

因此，一个越来越老龄化的社会总是与保守主义潮流相辅相成。人均寿命越长，社会就越来越向右转。从个人来说，知识或是眼界也许可以减缓这种右转的速度，但从社会整体来看，加速右转是难以扭转的趋势。保守主义的盛行不仅体现在创新的减缓，更隐性的也更容易凝聚的是对各种变革的反对力量。比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刚刚出现奇点，就会有人出来大声疾呼要暂停人工智能的研发；刚刚有一些勇敢的女性站出来对性骚扰说不，就会有一些人马上跳出来驳斥女性的喧嚣，似乎女性们受了委屈喊出声来就罪不容恕了；大麻好不容易在某些地方获得合法地位，他们又马上噤若寒蝉地担心世界即将毁灭。归根结底，他们不是不知道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力的革命性影响，他们的眼界也能理解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女权主义如何大声疾呼也没有办法抹平的，大麻这类“毒品”本质上并不比香烟更毒——但他们就是不能接受自身惯性的改变。他们希望世界有如门前那条小河永远安静地流淌，有生之年都不要发生肉眼可见的改变。

左派与右派最大的区别是，左派可以尽力包容理解右派，而右派往往没有这样的胸襟与睿智。当左派人士呼吁理性对话弥合分歧之时，而右派却忙着嘲笑左派的幼稚与“理性的自负”。向对手学习，不是向对手下跪，而是为了反省自身所处的阶段，让你明白你现在所处的岁月静好并非天经地义的产物，你所拥有的一切与你不曾获得的一样脆弱。如果不尽力改变或者不支持别人去改变这披着文明外衣的丛林社会，一夜之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社会主义作为古今中外人类史上影响最为广泛的超越诸多宗教的社会运动，虽然被不同的野心家夹带私货酿成多国惨重的灾难，但如果因此就条件反射地反对一切社会化改革，那就是漠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乌托邦”情结。

右派也许会声称他们并不反对变革，而只是反对左派所推崇的激进变革。但事实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变革不是由激进派推动的。若是如右派那样等待着缓慢的自然演进，恐怕人类仍然在森林里茹毛饮血。事实上，对于激进改革的担心毫无必要，我们要警惕的其实是打着变革旗号的封建复辟。而在大部分时段里，人类的长寿自然而然就引领着社会走向保守与封闭。人群中愿意牺牲自己振臂一呼去追求真正社会变革的行动派总是少数，大多数的你我都在碌碌无为地随波逐流。所以，当你恰巧遇到这样一些稀缺的行动派的时候，你渐趋衰老的身体已经无力随行，那么你袖手旁观总好过冷嘲热讽。当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日日起舞，最起码当你看到别人起舞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就是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更不要做别人的绊脚石。“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倘有闲暇，还能起身为其鼓与呼，那就更加善莫大焉。如果堕入保守主义无可避免的话，那么积极的保守主义也好过消极的保守主义。这是一个尚思进取的右派应该具备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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