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场，尽管大多数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但是连蜗牛路过都留点痕迹，我们难道不该多少留下点什么吗？
遗产给人的印象是人死后留下的一些财富。不过从生活经验中学到一点，我觉得把今天的钱财留给下一代去用，是很不实际的。别的不说，三十年前买一张十万的保单，那种感觉是留下了万贯家财给家人。如果三十年前死了，十万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横财，可是今天呢？不无小补，也就如此而已。
所以，要留下点什么的话，第一，不要留现金，现金是不保值的东西。第二，为什么要等死后才留？为什么不马上就开始发放“财富”？
古人认为，有三种东西如果能够留下，那会有点意思：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立功、立言都会留下身后名，如果有本事，有机缘，绝对可以考虑去做。但是，对一般凡夫俗子而言，就在今天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当一个好员工、好老板、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子、好女儿、好学生等等。万一不幸英年早逝，至少在某些人心中留下一丝好印象，就像蜗牛留下了痕迹那般。
对一个没本事、没机缘的人来说，这样也差不多够了吧？
妈咪：你知道什么是文化遗产吗？
才十岁：当然知道！
妈咪：比如？
才十岁：二十四节令鼓！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咪：哟！你也知道？
才十岁：我课本就写了呀！
妈咪：你觉得文化遗产重要吗？
才十岁：重要啊！
妈咪：为什么？
才十岁：我们当然要把那些很稀有、祖先流传下来的手艺保存好，或是继续传承下去，不然以后的人（后代）就不知道啦！
妈咪：我们（马来西亚）还有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再举三个例子。
才十岁：呃（想了片刻后）……制作马来风筝(Wau)的手艺、制作卡达山人的帽子（Sigar）手艺，还有马六甲的峇峇娘惹(Baba Nyonya)。
妈咪：你认为应该如何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才十岁：那就要找徒弟学他们的手艺咯！
妈咪：好吧，有机会带你去参与制作Wau、Sigar的工作坊。
才十岁：好耶！
我家有一间老屋，是清光绪之前传下来的。我来不及问阿爹具体的建造时间，老人家便过早离世了。只知道他也是在这间老屋里出生的。
老屋原是我们村子里最有格局的民居建筑，不但居于村子的中轴线北端，那是传统村落的形制中龙脉的中枢，一点疏忽不得，而且也是一族中最有地位的人的起居处。一排三间矮楼，东西两边各有十余间厢房环抱，外围还有东西两园拱奉，出门到村口都有屋檐式走廊，村前还有一个漂亮的荷花池，村名也由此而来：荷花池头。
我那老屋在这排正屋的东边，按习俗东边正屋是族中嫡子嫡孙住的，想必我祖父是家族中颇有地位的一系。我出生前爷爷早过世了，祖母也在我少不更事时仙逝，只听父亲说过他老爸在村里威望极高，看到那些言行不轨的人就用长烟管筒敲人家。我从我家唯一阔契的家具大眠床床头柜中翻到祖父手写的账簿，一个个俊逸端庄的毛笔字曾逗我恨不得变成书虫把它们啃下来。大约是满清政府灭亡后断了爷爷的读书出仕梦吧，又没有经商务农的特长，家业便每况愈下，到了我阿爹当家后，每年靠租种地主的田，围垦山地种植杂粮蔬菜度日，土地改革时，爷爷的遗产就只有这间老屋了。
老屋虽又旧又小，却是块真正意义上的热地，门前有一条宽约二丈，长约六丈的走廊，廊外有比走廊面积大一倍的道地，正屋与东厢房之间有一座高约二丈的粉刷照壁，壁眉间依希有壁画、文字之类点缀，可惜当年忙于劳作，没有闲情逸致细瞧，后来想仔细辨识时又被红卫兵当四旧”扫“得七零八落，只剩下斑驳陆离了。最令人赏心养眼的空间是隔壁的堂前间，楼上放五祖神主牌位，楼下办婚丧红白喜事，每年春节请班子演戏时总在道地上搭台，堂前内看戏。平时凡竹木工匠应聘上门，堂前便是作坊了，工匠们是天生的乐天派，常常把山歌号子或流行小曲唱得山响。不时还有走江湖，唱堂会的游方艺人三教九流进堂摆擂，有时连四村八邻的粉丝都过来捧场，把老屋走廊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三十来户的小村，有这么大的一块共用空间，无形中便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点。
父母去世后，哥哥成了老屋的主人，我嫂嫂是扬州市里长大的知青姑娘，她在青山绿水环绕，青砖黛瓦覆盖的小屋里生活得很开心，还把她的两个妹妹也经常请到家里长住。后来返城工作，因我哥哥不习惯城市生活，念念不忘老屋这块热地，她便提前办了退休手续，双双回老屋养老。可是随着年岁老谢，嫂嫂莫名地对老屋产生恐惧，尤其在举办丧事的时候，她整夜提心吊胆，心惊胆颤，数年后患了高血压，更不想在老屋过日子了。恰好村里有一块排屋地基出售，我便动员哥哥买一间，我出钱，哥出力，不到一年，全家搬进三层水泥砖木结构的新屋。老屋成了余屋，只有在村民办红白喜事或大型集会时才有人进进出出作另时栈房。
俗话说路要有人走，屋要有人住，路不走生草，屋不住生虫。三年前我回乡扫墓，老邻居告诉我这房子生白蚁了，不修会倒塌。我哥因身体原因在扬州久住就医，侄儿侄女们都说爸爸回不了老家，老屋就不要修了。可我舍不得，好歹是老祖宗的遗产，是我出生的血地，在那间老屋里有我童年的记忆，少年的憧憬，我不能眼睜睁看着她倒下去。所以我以老屋的继承人身份着手打理那份遗产，第一年修好屋顶，第二年便发现屋柱有问题，于是又換了屋柱，填了石块，不到一年，堂兄弟们又来电话说前披的屋顶又凹塌了，横梁也快撑不住了！
唉，老屋，遗产，我拿您怎么办才好呢？！
望着灰色天空漫舞的雪花，总觉得应该想起一点什么来……
二十多年前，也是个下雪天。刚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让他靠着被子、枕头坐一会儿，喝几口开水。我刚想离开房间去准备午饭，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把我叫住了。他摸索着从里床边摸出一只残破的黑塑料包，翻出了一叠叠的纸片。
“这是我一生的档案，用不用得着，你自己看。”父亲把一叠大小不等、已经发黄的纸片交到我手里。我翻着要看时……
“你下次可以看，我先把这些都交给你。”说着，父亲又把比较厚的一叠大小不一鼓鼓扁扁的信封交给我，我一看就明白，信封上是我的名字。这是他的发小，香港的堂兄改革开放后通过我给他转寄来的信和照片。
最后，他拿出一个中号信封，抖抖索索地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了一叠银行存折。
“这里一共是七张存折，给七个小佬（编按：浙江方言，“小鬼”的意思）的。”接着，父亲把空塑料包也交给了我，又补了句“没有了。”说完，父亲闭上眼睛，身体靠到了后背的枕头上，仿佛放下了一个大包袱，透出了一口气。他把心灵的窗户关上了，我不知道窗户里面是悲哀、心酸，还是一点点自我安慰？
七张存折的名字分别是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七个孩子，他有三个孙子、两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她给七个孙辈每人存入了500元。从第一张存折到最后一张，时间相隔近十年。
父亲是1977年退休的。退休工资从当时的46元左右一直到1998年的400多元。七张存折交到我手里是1992年年底。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存起了这3500元。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比父亲早逝十年的母亲。
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因为当时她生病，便没有了工作。那时没有社保、医保。她没有任何收入，虽然我每月给她20元零花钱，但吃饭还是要靠父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去龙翔桥25平方的蜗居里看望父母，父亲不在，母亲就数落起父亲，并要我去问父亲一个问题。
“你去问问老东西，他的工资用到哪里去了。要他买条鲫鱼吃吃，他就是不肯。”
我说，我给你钱，你自己去买一条吃就是了。但是母亲不肯，她就是要知道父亲的工资是怎么用掉的。
去查问父亲的用钱，可不能随便问话。逮着一个机会，我问父亲：
“爸爸，你每个月工资，两个人够花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点。”
“够哉。”父亲不会跟我多说一句话。我只能又问：
“那，有多吗？”
“有一点。”
“多下来干嘛？两个人用用完，用得舒服点。”
“我给每个小佬存点钱。”
我一时语塞，接不上话来，太意料之外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被评了一个资本家的出身。但其实他没有资产。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大伯拨了一部分定息给父亲。加上他的工资，每月也只有一百多元的收入，除此以外，没有房产、没有存款。过了文革，更是只剩下每月60多元的工资收入。我无法理解他给七个第三代每人留500元存款的心理，是遗产？是纪念？是做爷爷外公的意思、意思？
当我把父亲的这个攒钱不用的实情告诉母亲时，母亲沉默了。最后只说了一句：“这老东西，一句也不跟我说。”
直至1989年母亲离世，她从此再也没有抱怨过父亲一句话。
1998年秋，父亲离世。我履行父亲的遗愿，把七张孩子名下的存折交到孩子们的父母手中。本金500元已经变成700——900元不等值的存款。我不知弟妹们代孩子拿到这张存折有否回想、联想这笔钱的来源及其攒钱的过程。要知道这笔钱是父母双亲省吃俭用，从他们嘴里扣下来的吃饭钱，是用当时银行每月2元、4元等不同的贴花，年终兑现金的有奖储蓄积攒起来的心酸钱。
父亲自1956年，从他哥哥手里分得一点利息后，当了将近十年拼股老板的资本家，最后用自己的工资，从1977年起积攒了一笔3500元的遗产，留给了七个孙辈。已经成家立业的孙辈，是否解得老一辈赚钱的个味？
每每一说到遗产大部分人都会想到钱，对吗？要留多少给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都是非常正常的，特别在亚洲国家，中国人、华人之间。
那我们能不能像美剧《黄石》（Yellowstone)那老头一样“有原则”，不理多少钱也不卖他的庄园！就算买家开出天价，他们可以吃几辈子都吃不完，但老头就是不卖！他说要把这个庄园留下来给子子孙孙。
我在想，他的后代会开心吗？接手这个破庄园，支出大过收入，傻的都知道这个帐应该怎么算。但电视剧嘛，不吹又怎么可以连拍5季呢？对吗？
我本身不赞成老头的做法。也许我做事情比较理性（还是太现实？），我肯定套现，然后钱到手后再去想下一步该做什么。
我其实并没有想过要留下什么给孩子，我的计划是在我有生之年把自己赚到的钱全部花光。我可以这么潇洒，那是要多谢瑞典这个国家的制度：免费医疗、教育（大学也免费），养老金，住房补贴等等的福利。
既然瑞典有了这么好的制度，既然我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不把钱花光还等什么呢？但我会尽量留下回忆给我孩子，用我的亚洲幽默，中华思维，华人传统，印在自小习惯北欧迥异作风的他们的记忆里。
我们仨有一首共同的瑞典歌曲：《我和我的父亲》（Jag och min far)。歌曲大意是想你呀父亲，你教过我拉丁文，花瓣的名字……。
孩子也答应过我，我去后会把我火化，两兄弟各拿半瓶回家，然后每次出去旅行都会把我的骨灰撒在每一个新的地方。这是为纪念我在他们小的时候一直带他们到处旅游……。
如果母亲看到我在写遗产，她一定说：“大吉利是！”
上一代的老人家对遗嘱、遗产都有禁忌，好像是说到，或甚至看到了这两个字，厄运将会降临。
二十多前的一个情人节 (为什么是情人节? 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刚好，恰巧，在对的时间遇到应该做的事而已)，我签了张死后捐赠器官卡。是的，不是白金卡 ，不是无上限 unlimited credit的黑卡，只是张器官捐献卡。当时除了我和姐姐外，身边的朋友都对这举动有恐惧，有意见。而对我们来说，这只不过是生前没有意义，死后有点意思的事情罢了。 (当然，如果到时候我的器官还有运作功能的话！)
再过了不久，这捐献器官好像开始“流行”了起来，很多人对这一举动都不再有恐惧感了。(对中国人来说，死无全尸是不吉祥的。相信我，人死后，看到的都是魂，很不容易才给你看到全身，所以是不是全尸是不重要的)
那时，我已经在写遗嘱了。工作需要，常要出国，写遗嘱只是不想有意外时会带给身边的人麻烦，有个“指示”会省事很多。有朋友说“你才几岁，写什么遗嘱？”“死亡是不分年龄的。”
有时在想，会不会是自己想得太多，想得太快? 性格使然，没有办法。
那是不是现在会想遗产的问题？没有，我还不知道有没有遗产留下呢！死后再来托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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