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十连所在的四矿，在长兴县、安吉县和吴兴县三县交界的地方。虽说隶属长兴县，距离长兴县县城雉城镇却有百多里地。即使去最近的小镇和平镇，也得走十四五里地。因为地处偏僻，我们很少有文化生活，连看一场电影都很难。
在我连水稻梯田最上头不远处有一座水库。水库边上有一座二层楼房，这是当时四矿最高的建筑。1968年，这里是嘉兴地区五七干校，1970年以后，又挂起了嘉兴地区党校的牌子。后来干校撤销了，只剩党校在此轮训党员干部，一期一期办班，学习马列理论。
最初我们去那里是为了蹭电视看。电视机放在一个较大的房间里，往往是我们的人挤满了这个屋子，好像是十连在搞活动。
好像是1973年吧，党校开始办马列学习辅导班。当时，知青杨张乔还是一个代理指导员，想出了一个现在看来很了不起的主意：组织连队报道组成员去党校旁听。就是这个主意开始改变我的生活。
报道组当时有十来个人，文化水平从小学到高中的都有。党校先后办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名著的辅导班。即使我这样的高中生水平，也从来没真正接触过马列原著，靠听课是听不懂的。为此，杨张乔特意邀请了党校两位理论教员来连里，倒了两杯白开水，请他们与报道组成员座谈，意在请求收留我们作为校外学员，帮助答疑解难。我们的作业，请老师给我们批改。
来的两位老师一位姓沈一位姓刘。沈老师年长些，单名秋，瘦高个，带着深度近视眼镜，举手投足中透着一种学者的儒雅，平时不苟言笑，不像刘老师那么好亲近。我觉得人如其名，沈老师就像深秋带一点萧瑟，又深不可测。
待听明白杨张乔请他们来的意思，他微微笑着，好像是对刘老师说话：“人家请我们喝茶，我们总要说几句。我们也有过年轻的时候……”这第一句开场白，就让我心里暖暖的，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接下来的第一次书面请教，我就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以及敬仰、敬畏之情，就像小学生面对大学教授。
后来，报道组几个对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感兴趣的人经常主动去沈老师那里。我、高明月（团支部副书记）和沈玉燕（畜牧班副班长，后来是连队会计）三个人还常常交流听课笔记，讨论，写出学习心得主动送给老师批改。有时候，沈老师会把批改意见写在其中一个人的学习心得后面，让我们传阅。
如此交往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沈老师给我的批语越来越详细，要求也多起来。他鼓励我，说我的基础好，有潜质。当时正说要“建立宏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沈老师认为我应该以此为目标作出努力，他愿意指导我。
老实说，此前我从未想过要做个理论工作者。我的天性是感性占上风，就是个文学青年。潜意识里，我甚至很排斥理论一类的东西。可是当时怎么会接受这样的指导呢？我想，第一，难得在他这样一个正宗的理论教员主动提出来。对于我敬仰的人，即使无辨真伪，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听从。第二，文革前所受的教育，已经激发起并让我习惯了通过学习来满足精神需求，然而在那个年代，除了像世代农民那样干活，几乎没有其他的精神文化生活，上大学希望渺茫。突然撞上一个可以信赖的导师，那种内心的渴望看到了希望，好像沙漠里的人突然望见绿洲，我有点喜出望外。
我没想到的是，在我表示愿意听从指导以后，沈老师竟要我承诺“坚持到底，决不反悔”。后来，这个承诺让我吃足了苦头，而我的人生也由此改写。
沈老师的指导非常“原则”，就是要我系统地自学马列原著，不要受别人解说的干扰。他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上，要自己看，自己想。不要偷懒人云亦云。
为了督促我做到这一点，沈老师要求我每天必须读满2小时马列原著，并要记录这2小时是怎样积攒而成的，读了什么文章的第几章节及相关札记等。读相关参考书都不能算在这2小时之内。每两三天就要交一次记录。每旬交出一篇学习笔记。
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行起来却非常难。
首先难在没时间读书。
我们每天光在地里干活就有10个小时。午休时间，我一直在收听广播英语教学节目，已经无时间可挤。晚上，不是报道组、团支部就是夜校、宣传队开会、学习、活动，难得有晚上空闲的。忙完这些事，差不多就10点了。上床以后，看书，写日记。为了完成2小时的读书规定，我常常要到凌晨才能睡觉。很多次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来再继续看，就像现在有些高考前的学生。也就在那时候，我学会了坐着甚至站着打瞌睡。只要有那么几分钟，精力就可以恢复。
即使这样，2小时还是保证不了。慢慢地，我学会了提高办事效率来挤出时间。比如，在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会议或者听人聊天的时候，我会同时做些必须完成但不需要大块时间或集中精力的事情，像修改黑板报文章、拟发言稿、看参考书、打草稿等。以致后来我看书的时候手里不做点别的事情就觉得很浪费。
其次难在身体吃不消。
我从小身体差，几次病重差点没命。中学毕业时，因为严重神经衰弱，学校没有安排我下乡，把我转到街道待分配。后来知青百分百下乡的政策下来，因为家里已经有两个兄弟下乡，我才优待到兵团。到四矿不久，我就生病了。天天低烧，骨瘦如柴。卫生员说二级风就可以把我吹倒。营部医生没法治，带我去湖州的大医院看病，也没有诊断出究竟是什么病，就一直没有治疗，在病床上差不多躺了半年。直到1978年回到杭州，我才知道我的肺部已经钙化——原来当初得的是肺结核！惊愕之余，有点后怕，更多庆幸，人的生命力真的不可思议啊。
现在看来，1973年我的肺结核应该正在自愈中。每天体力劳动强度大，又要挤时间读书写文章，只有6小时的睡眠，身体应该是吃不消的。
为了保证身体能够承受这样的负荷，我调整了作息安排。增加了早锻炼。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绕山坡跑步三四千米，然后神清气爽地在山坡上读原著。干扰少，效果挺好。到离上工还有半个来小时，回来洗漱吃早饭出工。晚上再看情况抽20分钟10分钟地读满2小时，不再熬夜。实在完不成，星期天补上。秋天天气转凉后我又加上洗冷水澡，一直坚持到1月份。
我的身体不可思议地好转，在此后的几年里，逐渐达到我一生健康的最高峰。我体会到，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交替协调，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感觉生活很忙碌，但有条理，有节奏，有收获，心里充实、开心。心情愉悦对康复应该是非常有益的。
最难的还在于——读不懂原著。
我以前偏文科，看小说一目十行，遇到大段议论性文字就跳过不读。书看多了，理解力也强。可读马列原著完全不一样。读马列原著的时候，首先要改变快读方式，老老实实逐字逐句读过去，先把意思读懂。因为不懂理论术语，不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历史背景，读完了往往不知道书中讲了点什么。特别是读恩格斯的经济著作，简直就像刚认识26个字母的学生就被要求阅读英文书籍一样。
为了弄懂文章的意思，我就像初学英语的人一样，一字一句地理解句意，读完一个自然段，用自己的话把段意概括出来。再通过一个个段落大意，搞清楚全文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本身都是学者，他们的文章往往容量很大。有时候看看只有一两句话，却像中国的典故似的，后面的背景故事宏大而深奥。所以，要真正读懂一篇文章不容易，有的需要花费一两个月时间。
不过，读原著再难，与写读书心得一比，还是小菜一碟。
记得第一篇学习心得交上去，沈老师批了个“1分”，还说是看在我的态度认真才给的。沈老师吝啬表扬，很少表示满意。我想他以前一定是高估我了。他不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硬要脑子里连个写理论文章的基本词汇都没掌握几个的人写出个子丑寅卯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好在我对他的苛刻、挑剔从不反抗，一边自我检讨，一边嬉笑着申述理由，一边保证以后加倍努力，让沈老师在“恨铁不成钢”之后，仍然能够松开眉头。
偶尔，沈老师也会“给颗糖吃”，借一些文学名著给我看。像《契柯夫短篇小说选》、《静静的顿河》等。我家的书橱里，还有一套旧的《卡拉玛卓夫兄弟们》就是他送的。谈起文学来，我们之间的对话就会多一些，我的自信心也能恢复一点。
倒回去看，我那时候真的够努力。其实没有人逼着我，都是我自己逼自己。党校办班间隙，沈老师休假离开四矿，特别是1974年年末党校停办之后，面授就变成了函授。我一直按照约定，每隔数天就托人带出或寄出一封信，里面是关于读书的汇报。而沈老师也一直坚守承诺，对我的“作业”细加批改，然后寄还给我。有时候我自鸣得意的作业，会被批出好多错误，让我心服口服，因而始终不敢翘尾巴。
在前后两年时间里，通过每天的2小时，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等，因为原著涉及而扩展阅读如黑格尔、笛卡尔、普列汉诺夫等自不待言。
1974年，全国大搞“批林批孔”运动，我连办起了政治夜校。除了副指导员杨张乔，我和沈玉燕、高明月等理论学习积极分子都是夜校的讲师。
我们多次讨论夜校的教学内容，开课讲《哥达纲领批判》。也讲了《儒法斗争史》，却重点讲史，不联系社会上的路线斗争，不联系连队实际，单纯讲理论。我想，这与沈秋老师坚持学习马列原著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因为学习搞出了名气，团部宣传股把我借调去搞新干部培训。我做了一个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的辅导性发言。课后，有一个高我一级的中学校友说，就像跟着我逛街，从这个店出来又进那个店，目不暇接，有点跟不上。主管培训的沙副政委总结的时候，让那些连以上干部们别自以为是，以后再培训，就让战士来给干部上课。我想他是拿我说事儿。
1974年下半年，四矿的党校停办后没有再回来。第二年，沈秋老师调动工作离开了嘉兴党校，“函授”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中止了。当然，我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工作者。其实，结果并不在于我做什么工作，而是阅读原著让我成为了怎样的人。
1978年春节以后，我被借调到长兴中学当教师，教政治。老教师听了我第一堂课以后，就问我以前是否当过教师。他们觉得我在课堂上非常老练，根本不像新教师。
在代课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一次浙江省高校政治专业师资班的招生考试。招生的老师在看我飞快地做完两道题后，就走出去和长兴中学的陈书记聊天，说“她答题一点没问题”。师资班的录取通知书发送的时候，我已经在出版社工作。该大学为了要回我这个学生，还与出版社“打官司”到省委宣传部。因为出版社领导的真诚挽留，我留在了出版社。
那段学马列原著的经历，并不是我坐到编辑岗位上的直接原因，但我自此开始的人生高峰，却是由它铺垫而成的。
1978年回杭时，我已经快30岁了。改革开放，让我拥有了发挥才干的机遇。一个高中生要在出版社站住脚，工作上必须做出好成绩，还要赶快考出高等学历。同时，我还要恋爱、结婚、生孩子。几件人生大事集中到一起，我并没有手忙脚乱，却充满了幸福感——经历了8年的下乡生活，我终于有机会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干了。
面对新的岗位新的生活，我保持了读原著那段时间的生活方式，早上跑步到公园里，在路灯下读英语。下班以后，我留在办公室继续学习、编书稿。
自学考试没时间上辅导课，每一门课都是“临阵磨枪”。我甚至没有时间把教材从头到尾看一遍。怀孕的时候，我走路上班，边走边背诵必须记忆的考试要点。就这样，每一门课我都是一考通过。
我的本职工作也做得如鱼得水。老编辑们常拿我教育那些新进社的大学生，说我的实际水平超过了文革前的大学生。
最有意思的是，我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不经意间影响了儿子，使他从小就热爱学习，也善于学习，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也知道怎么去做。
不仅如此，我还在家庭教育科普宣传方面发表了300余篇文章，出版了十几种书，在各种人文大讲堂和家长学校讲课，帮助家长改变教育观念和方法。
这一切，让我觉得人生美好。
回首往事，在兵团的5年，加上兵团转为地方后的3年，是文革中后期。我回杭后不久，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就开始了。沈秋老师把学习马列原著当作学问来做，是那么契合新时期的特点，使我觉得阅读原著的日子，简直就是在为完成进入新时期的转折而做准备。它充实了我的心智，强健了我的身体，调整了我的生活方式，让我在机遇出现的时候就能够一把抓住，与新时期齐步前进，并且心无旁骛，胜任愉快。
是沈老师用“2小时”引导我进入人生的新天地，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感谢他。
摄影：周丽雯（澳洲） 主题：转机 上一篇文章链接：坐在炸弹上的思考 /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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