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人都埋头奋进无暇他顾的时代，怀旧、念旧都成了流行一时的文化消费潮流。复古风是隔三差五就掀起的时尚话题，情歌也是老的好，记忆中的天格外蓝，儿时和伙伴的玩耍总是最快乐——但我们也深知，过去是再也回不去的。

记忆中的事物之所以格外让人留恋，多半是因为与当下生活的脱节而产生的距离美——美好之处被无限放大，鄙陋处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遮蔽。例如今天我们怀念八十年代的电视剧，尽管当年的制作者比今天以圈钱为目的的热门IP剧显得更理想主义，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二三十年前的画面无论是特技布景还是拍摄剪辑手法今天看来都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恰恰是幸运地出现于那个选择贫瘠的年代，才得以和观众的集体记忆捆绑在了一起。所以永远被称道，乃至被仰视。

更何况，电视画面能被永久定格，记忆中的人和事却早已走了形，变了味。上一刻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的恋人下一刻就生出离意。曾经形影不离的同窗由于际遇的殊异多年后再相逢，除了叙旧谊、忆当年已无多少共同语言，同学会本身就是攀比炫富或是结识人脉的名利场。这个世界转得太快，人们的遗忘速度也不得不亦步亦趋。变化才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事，每当你开始笃信某样事物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起了变化。

变化的当下导致了无所适从的恐慌，念旧成为了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这不仅是对于懵懂过往的畸形审美，更反映了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当人们在当下生活中遭遇不如意，对于未来产生悲观失望之际，假装回到过去——成为了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选项。我们当然知道过去并非完美，即便真有时光机器也未必人人皆愿意穿越，但通过耽美在旧日时光中多少能让人忘却当下的困窘。犹如叶公好龙，非为好龙；醉翁之意，亦不在酒。

总之，自怜自艾的念旧情绪委实不是多么可取的人生态度。它不仅意味着在无法逆转的时间焦虑中矫揉造作一出短暂的美好幻觉，它更是对于此时此地的无奈、逃避与屈服。作为一种无伤大雅、不招损益的感喟，疲惫生活之余的调剂，怀念旧人旧事或许并无不妥。但时时以旧为美，厚古薄今，只能是现实生活的屈从者的标签。历史既非始终稳定的向前发展，亦非时时倒退令人沮丧，所谓螺旋式的曲折前行也不过是对于无法判别的历史大势的一种取巧式的总结。换言之，旧或新并不必然等同于好与坏，二者难有确定的逻辑联系。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益加仔细地辨别当下生活的优与劣，去芜存真，去粗取精。我们更需要如履薄冰地时时判别生活给予我们的苦与甜，并不断地向苦难发难，向命运宣战。既无思念，亦不憧憬；历史给予我们什么，我们即接纳吐新。真正的猛士，在直面命运的激烈战场，始终昂扬，无暇怀旧。

摄影：Nick Wu（马来西亚）

互联网风起云涌地发展了二十余年，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入侵、攻占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智能手机等各类终端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到来进一步将我们的生活电子化、碎片化。相较传统媒体，网络的信息传递更加快捷、多元，它消除知识的壁垒，打破空间的屏障，使人足不出户，便可看到世界的另一面。这使得没有人能拒绝网络。它既满足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所需，也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提供精神抚慰剂。我们处处倚赖它、仰仗它，甚至迫不及待地要通过更加便利的可穿戴设备与它融为一体，但愿长醉不复醒。

从此，人类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被彻底改变。网络降临之前，万古如长夜。诸如神农尝百草，徐霞客一生游历四方，立志“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古人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躬体力行来了解这个世界。即便不行万里路，亦得十年寒窗，读书破万卷，方有小成。而对于今人来说，钱钟书式的过目不忘、博闻强记已成现代屠龙之技。一部轻薄的手机，早已涵盖了古今中外全人类的智慧结晶。我们的任何疑问，只消轻轻划动掌中之物，即可轻易获得解答。这当然是文明进化的表现，既节约时间，又节省体力。只不过，这种对他人体验和感知的唾手可得，渐渐培养了我们思考和行动上的惰性。投机取巧的现代人，即使是在知识的获取上，依然希望有捷径。我们不需要煞费脑筋去观看电影，就已有大把条分缕析的影评来一一解析；旅行尚未出发，就已从别人的攻略中知晓沿途的风景。前方缺少未知，于是也鲜有期待和惊喜。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我们，看似全知全能、洞悉一切，不过是二手经验和二手见解的生产者和贩卖者。今天不会再存在等待着被发现的新大陆，因为我们甚至不能走出手中的定位地图。

网络将我们卷入资讯的漩涡之中，新鲜的信息刺激着大脑，大脑再不断向身体发出指令，开启一轮又一轮的刷屏。我们很少意识到，频繁刷屏带来的快感，不过是一场以广度替代深度、将娱乐等同于学习的消遣。短平快的微博浏览习惯，无法让零散的知识储备联结、构建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不断更新的信息流最终只填补了大众肤浅的窥视欲和好奇心。研究表明，碎片化的网络传播正在摧毁人类的大脑，使我们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今天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健忘，更缺少耐心和专注力，更浮于表面、不求甚解。但我们能戒除微博，断开网络，平心静气地重新捧起书本吗？恐怕对于近乎溺毙的网瘾患者们来说，很难。网瘾的起因可追溯到口唇期，如同婴儿吮吸乳汁获得满足感，网络也让人暂时忘却当下的挫折和苦恼，唤醒了埋藏在潜意识里的类似于母爱的温暖、美好的记忆。毕竟，人世多艰险，在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沉溺网络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只不过，标榜着平等、开放、共享精神的互联网，见证了沉溺其中的人们越来越狭隘的思考空间。信息的畅通并未有助于建立对话的渠道，反而强化了人们固有的预设立场与观点。真假虚实并不重要，在网络中，人们也只是固守着自己想见的，印证心中原本相信的。立场先于事实，即是这个后真相时代的本质。到最后我们会发现，与任何一项科技进步的后果相似，在明天会更好的甜言蜜语背后，是两极分化的恶之花一路绽放。

摄影：菖蒲 Nick Wu（台湾）

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提及，幼年读《板桥家书》甚觉亲切：“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炒米是各地皆有的寻常吃食，但搭配酱姜的并不常见。郑板桥和汪曾祺一个兴化，一个高邮，两地毗邻，风俗相近，自然有外地人不易领会的亲近感。

久居他乡的人，除却乡音难改，大抵对故乡的味道也难以忘怀，可见人的味觉记忆是根深蒂固的。汪曾祺十九岁离家，赴云南读西南联大，此后几十年里辗转北上，返乡的次数屈指可数。有一次，他在老师沈从文家里吃饭，师母张兆和做了一道茨菰肉片。茨菰长于南方水田，食球根，味甘苦，北方少有。汪曾祺离家之后三四十年从没吃到，亦不曾想过。然而因为久违，此时这道炒茨菰如同触发了记忆神经的开关，竟使他念起家乡每逢下雪天必定端上桌的咸菜茨菰汤，感思不已。

江浙地区苦于严冬，入冬时节便把新鲜青菜晾晒入缸，加盐压实，可以吃到来年开春。腌好的咸菜失去鲜活的碧色，一如黯淡的冬日，没有生气。咸菜可以切末，加入百叶千张、胡萝卜、木耳、金针、冬笋、冬菇等各色炒制，淋上麻油，算是佐粥的小菜。唐鲁孙在《什锦拼盘》里曾有记述，北平人过年“炒咸什”，南方人称之为“十香菜”。绍兴一带还有腌制“苋菜梗”的习惯，苋菜择叶取梗，腌渍坛中，其卤汁可浸豆干、蒸豆腐。大概实在是难以给人味蕾上的享受，周作人称其为“别有一种山野之趣”。这些咸菜茨菰也好，苋菜梗也罢，当然谈不上是什么珍馐美馔，但对于羁旅思乡的人而言，这种共生的日常经验却很能引起一些直观的情感。

高邮地处苏北里下河平原，依傍京杭运河，湖滩广布，物产富庶。但汪曾祺写吃，不像苏南人那么精细。陆文夫的《美食家》写资本家朱自治每天赶早去吃朱鸿兴的“头汤面”。面要“宽汤”、“重青”，浇头不能盖在面碗里，必须单独另放，名曰“过桥”。汪曾祺的小说没有这样的考究，甚至有些简陋。《八千岁》里的米店师傅吃“晚茶”，不过是一碗葱花、猪油、虾子为料的干拌面，主人公八千岁家的晚茶，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草炉烧饼。汪曾祺写蒌蒿，则是形容“极清香”，但又嫌不够具体，便道是“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

汪曾祺的小说总离不开那片草木丰茂的氤氲水乡。他的文字意在时节风物之美，让人想起青白相接的初夏，沾着朝露的栀子花的香气。他笔下的人物，如《岁寒三友》里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是些“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升斗小民，这些人在这片土地上从容度日，身上也都有着一种与背景相称的温敦古风。他描绘我的家乡：运河是条“悬河”，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屋瓦人家。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脚下飘；城里人家的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鸽子的背。

这样的运河风貌，今已不存。那些车匠、银匠、裁缝、药店伙计、画画的、楦房子的……再难觅踪迹。汪家的祖宅在四九年后被收缴，留下竺家巷的几间促狭的民居，作为故居。物是人非，故乡是回不去了。但挥之不去的还有故乡的味道，它埋藏在我们的身体机能里，时而唤醒一点残存的故土乡情。

摄影：Nick Wu（台湾）

附：认识汪曾祺按这里

回忆是艺术中永恒的各色意象。比如诗歌中的“忆江南，风景旧曾谙”，电影《花样年华》中不断强调着的“那些消失了的岁月。。看得到，抓不着”的题旨，《野草莓》中屡屡呈现的闪回与想象的片段等等。怀旧与青春，在戏剧与小说中也一直层出不穷，绵延不绝。一言以蔽之，艺术中永远不缺少面向回忆的致意。

那么，我们为何如此迷恋回忆呢？理论上说，回忆只与过去发生关系，它无法与当下的生活有任何关照。老朋友聚会时抚今追昔，宴会结束各人生活一切如故，并不会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在过往的记忆重新回炉之后，人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以说，回忆是时间在人们心中刻下的印记，对于回忆的迷恋来自于对永远无法倒转的时间的扼腕叹息。“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这样的对白，与其说是对于过往的眷恋，不如说是面向时间的绝望。如果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王小波语）；那么时间的强悍与无情，也许是所有无能的来源。成年人的回忆，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大江东去浪淘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喟叹。时间面前，人人平等。

但回忆并非一成不变，它实则也是大脑对于已经消逝的时空的重构。我们时常可以体会回忆导致的偏差，对于具体发生的某个事件，每个在场亲历的人的记忆各不相同。《罗生门》这样的寓言不仅突出了不同个体的迥异回忆，更是强调了回忆的差别来自于主体的不同需求。也就是说，大脑对于过去时空的扭曲与重构与主体的当下困境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生活恍惚——当你头一次经历某一个情境时，常常有似曾相识之感，似乎在梦中或者在过去早已经历过多时。然而理智告诉你，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某些心理学家对此的解释是，大脑产生了一种错觉，自主将大脑中的某些记忆碎片与当下情境结合，造成一种已经发生过的假象。大脑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可见一斑。记忆或是遗忘，都是这种保护的体现。它选择性地留下某些记忆，强化某些记忆，同时又淡化某些记忆，乃至消除某些记忆，重组某些记忆。换言之，当你沉醉于往日的记忆或顾影自怜黯然神伤或峥嵘岁月壮怀激烈的时候，谁又能分得清这多少是错觉多少是真相呢？

摄影：Nick Wu（台湾）

尽管才诞生短短几十年，“New Age”这个不甚响亮的名字，已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泛滥。它的发展首先得益于科技带给音乐的无限可能。上世纪60年代已经发展较成熟的电子合成器最先在西方乐坛流行。电声乐器的音色非常空虚飘渺，能带给人具象之外的无限遐想。同时产生的音乐多是各个音素自由组合，没有鲜明的旋律感，令很多人醉心于这种特殊的非原声乐器。

New Age致力于表现安静、平和、闲适的音乐，从诞生初确定的目标就是要逃遁现代文明的压迫和苦闷，因此很多新世纪音乐家都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泱泱大国,五千年历史中蕴藏的盎然古意恰好暗合了他们追求的音乐意境。我们熟知的有德国Karunesh的《Zen Breakfast道禅》。不过也许与他在的亲身游历有关，这张专辑听来虽然顶着中国佛道的帽子，却披着印度冥想音乐的外衣。另外还有同样负有盛名的Oliver Shanti的《Tai Chi 太极》系列。这类音乐在风格上其实都更趋向于World Music的类型，他们更注重的是东方民风与西方元素的水乳交融。

相比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日本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似乎更能深刻地理解汉风唐韵之魂。他们作出的中国音乐，才真正的达到形神兼备。这种新的音乐类型最大的贡献，便是使日本不再屈伏于音乐国度的边缘地带。如今，它不仅是亚洲的New Age中心，在全世界也有着让人侧目的地位。同时，日本新世纪音乐的巨大影响还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及邻国的电视、电影、动漫以及广告等各个产业渗透，被大量采用为电视节目的BGM，以及电影、电视节目的主题曲，使很多观众在看节目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被吸引。在日本，这群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喜多郎与坂本龙一。

喜多郎对电子合成器的兴趣来自于70年代末期的德国乐队Tangerine Dream，影响之大直到贯穿其一生。1980年与NHK合作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后来出版专辑《丝绸之路三部曲》）在喜多郎的创作生涯中是第一个高度。他在工作室里仅靠拍回来的画面素材完成配乐。弥散在片中的配乐不再沦为画面的从属，富有幻想力的电子迷幻风，让人不由坠入遥远而神秘的西域。紧接的《敦煌》和后续几张专辑，风格上与《丝绸之路》（音乐链接：按这里）大体一致，可以作为喜多郎早期作品的代表，即纯粹的电子器乐风格。

90年代喜多郎移居美国，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开始尝试嬗变。例如表现日本本土文化的《古事记》，就加入了以前不常用的传统自然乐器（如太鼓），加强了编曲的节奏感。90年代末期的《疗伤森林》、《大地之母》几张专辑曲风上较以前更平和，不再刻意放大音乐中的朦胧色彩。2000年喜多郎再次配合日本广播公司的纪录片《四大文明》创作了《远古》。配合纪录片环境背景，专辑还融入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民乐风格，以及自然声响。音乐依旧出彩，甚至在耐听度上超过当年的《丝绸之路》，可惜并没有达到《丝绸之路》的轰动。

喜多郎和班得瑞（Bandari）是一组反义词，前者总是努力用自然声效带你进入真实的瑞士山林，后者则一直用空灵的音符引诱你随他去一个虚无空间。但那不是对电子技巧的卖弄，他要表现的，仍是真实世界的情感。喜多郎把中国文化作为终生创作的根源，对古老文明一直抱着敬畏而虔诚的态度。我们可以从那自然流淌的音律中感受到他对宗教、对世界、对人性的深刻冥思。

坂本龙一代表了New Age的另一极。他的中后期作品将爵士、摇滚、治愈系等各种音乐类型融会贯通，从而走上一条更国际化更宽阔的道路。但和喜多郎类似，他也在同一时期受到西德电乐的影响。他的电子音乐成就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YMO成员的创作，另一个则是在电影配乐上尝试，其中以大岛诸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电影链接：按这里）最为出色。电影中主要的配乐乐器仍是单一的电子合成器。坂本龙一的电乐有着和喜多郎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喜多郎是奇异神秘，坂本龙一是哀婉清绝。在影片开头，主题旋律《Forbidden Colours》（音乐链接：按这里）以一连串跳动的音符淡入，直捣人心。渲染了故事背景的萧瑟、空旷。在叙事进程中，关键情节出现时，音乐总会适时溶入画面，以较急促的变调来烘托紧张的气氛，以乐曲的重音体现人物心理的震颤。在末尾的的场景，Yonoi割下Jack一缕头发，此时背景声是提琴搭配电乐。提琴在西乐中是很直观的乐器，细腻低沉的大提琴弦音，正适合表现悲怆凄美的感情。反复的旋律仿佛人物的独语，让人直接窥视到人物内心的游移、隐忍和无限哀伤。随着Yonoi的离去，琴音消失，以音量渐大的电乐带入高潮。冰冷的合成器音质，与人物的心境完全契合。

除了《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坂本龙一还有一部成就卓著的《末代皇帝》（主题曲链接：按这里），这帮他拿了奥斯卡奖。但喜多郎仅有的两部电影配乐也完全能与之颉颃。一部是1992年美国导演奥立佛·斯通（Oliver Stone）的《天与地》（Heaven & Earth，主题曲链接：按这里），另一部便是1996年香港文艺片导演张婉婷的《宋家王朝》（主题曲链接：按这里）。《天》和《宋》是是喜多郎到达的又一个巅峰。各个主题乐在编曲上十分相似，每一首配乐的旋律又极佳，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喜多郎颠覆以往作品的风格，合成器的地位在弱化，如泣如诉的二胡、纯净的钢琴以及婉转的小提琴、清脆的扬琴，这些元素的加入使得他的作品更趋多元。

这三部电影的题材有些相像，都是讲述战争或动荡时局中的个人命运，因此三者编曲也有明显的共同点：即用气势恢弘的西方管弦交响乐来凸显乱世的悲壮，同时又用东方乐器的细腻温润渲染情绪的细节，两者和谐的交融在一起。坂本龙一曾在2001年将《末代皇帝》重新编曲，完全由古筝和笛子合奏，收录在姜小青的专辑《悠》之中。在我国的一些小型唱片公司发行的乐器专辑中，也间或出现上述电影的主题曲。这类翻奏通常仅选用一两种民族乐器，独奏或合奏，在音域上更清澈透明，但力度薄弱得多。如果放进电影，就没法配得起气势磅礴的画面。所以说，中西结合有时候才是最完美的选择。

简而言之，日本New Age的巨大成功体现在流行与艺术的并重。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过分理智，它追求旋律的美感，也追求现代化的音乐表现形式，而这些都是吸引现代人的最好标签。New Age也许不能称为庸俗的流行文化，但很显然它是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它自身的特质使得他有很广阔的群众基础，所以不用担心它曲高和寡。也许，New Age的意义，就是要告诉我们流行不一定不能代表经典。只要是细腻的韵味和丰富的情感，总是会带来深深的震撼。

摄影：Nick Wu（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