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年轻的白居易应举，初到长安，以诗作谒见顾况。顾况一见这姓名，再仔细端详白居易，取笑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意思是说： 长安的米正贵，居住不容易啊！后来，他翻看白居易的诗稿，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的句子时，马上连声叫好，并说：“好诗！文采如此，住下去又有什么难的！”

城市，对许多人来说，编织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景，他们认为，只要拥有拔尖的才华以及圆融的交际手腕，似乎无往而不利，坐拥名利，睥睨一方。而事实上，头角峥嵘者虽是数见，身败名裂而无颜见江东父老者亦如过江之鲫。在名流富豪炫亮的衣香鬓影之外，其实，城市也处处熏习着“小市民”的习性。所谓“小市民”，一般说法属于贬义，指出现在西方中世纪城市中形成了特定的人群：他们在经济上并不穷困,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类人。“小市民”现在大多是指自私自利、只考虑眼前自身利益、斤斤计较、爱嚼舌根、冷酷麻木的人，人性的诸多弱点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是的，当一个国家充斥着“演说家”般的政客，处处不以人民为重，摆什么民粹、“真自由”、“真民主”，事事一刀切，非此即彼，以所谓的“意识形态”唬弄群众，凭阳奉阴违的隐议程，偏“捞”而尽授私囊，这样的氛围，自然孕育了诸多的“小市民”！

人，绝大部分都是美善的，生活在这种价值氛围的城市里，对于贪嗔痴，呵呵呵呵呵，阿弥陀佛，那要看各自的善根习性与造化了。当你睡得比狗还要晚，起得比鸡还早，吃的比猪还烂，干的比驴还累，待遇比狗还贱，你说，还能大言不惭满口随意的“舍己为人”吗？

城市，离不开人；人，离不了群众；群众，仰赖制度与公民意识；生活与活着的“态度”，受制于时势、政治、时风、人文与经济！

城市，让人尽享科技、交通与资讯的便利，却也让人活得更狭隘、自我（不属己的）、迷茫、空虚而自大！“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看上去很美，周遭有很多人，很热闹，却很孤独寂寞、空虚、无奈。

生命中艰苦之“重”，得过且过，能熬则熬。就算熬得差强人意，在生命最深挚的柔软地带，午夜梦回，那“生命之轻”的深切期盼，不自觉地司马青衫！

这年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只剩下诗词文字上的向往。对于“爱情天梯”的执着与浪漫，请告诉我，还有这样可痴深情的容膝之地吗？

真情与真爱、执着与美善、悠然与惬意、无私与坦荡，而所谓的“岁月静好”与“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以及所谓“听雨僧庐”或“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叹只叹，在现代愚蠢的“文明”的逼迫下，一切如梦幻泡影。

到公海去吧！唉唉唉唉唉，如今公海战事正酣……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认识张岱，其实是从那本接近“苇编三绝”的《中国历代剧论选注》（陈多、叶长海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陶庵梦忆》中，张岱论戏曲，重“痴”，求“真”，既要求表演者“一肚子书史”，也盼场上爨戏者“设身处地”，有深刻的生活阅历。（“一个艺人，半个和尚”，讲的就是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台上小世界，世界大戏台”，看似戏却不是戏，知是戏又比现实还要实在。最撩人玩味的是戏中有戏，真里有假，假中映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亦假亦真，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

张岱，明末清初遗民。《陶庵梦忆》，笔记散文集，是张岱寄寓杭州，通过忆旧，追记了明末江南一带风土人情、传闻轶事、艺术娱乐等社会片段。其中，对戏曲活动的记载与评论，是该书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两处可以帮助我們了解张岱。其一，《陶庵梦忆》中，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个人认为，这是说“无癖”之人唯唯诺诺，没有执着，难免没有深情，只能成为泛泛之交或点头之交。“无疵”之人看似完美，事实上却是过度的掩饰与虚伪，言谈举止之中必定缺少真情真意，只能虚与委蛇待之，甚至“呵呵呵呵呵”待之。

哈哈哈哈哈，有癖有疵，那才算现实里具体而有血有肉之人。谁没有缺点，谁能避开遗憾？那些思维简化、自以为是、错解“完美”的，注定身陷虚无主义的泥泞！！

其二，张岱《湖心亭赏雪》一文末尾，“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这个“痴”， 囊括了所有的境界，说的是一个“悟”。年华似水，世事多舛，莫说来世，难论此生，若现实就像关汉卿所说的“密匝匝蚁排兵”，我们活在这世上，就该像“蒸不熟煮不烂”的“铜豌豆”，潇洒的当个“风月班头”！一个“痴”字，让我们活得“属己”、自在、跳脱无明业障、笑看潮起潮落，无谓无惧，进而圆融无碍，笑傲江湖，“表里俱澄澈”！

活得值不值，其实，就在您痴不痴！认得这疵，接受得无限N数的疵，进一步懂得欣赏这许许多多的“疵”。

一切一切，其实不在客体，不是万象，不是外在，不是所指……而是反观自省。许多话不必说，却只在回眸时的“会心一笑”而已！

白居易《夜筝》诗云：“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正是此意！

（谨以此文献给马来西亚培风中学2016年度商一忠的小可爱们。兴许你们看不懂，没关系。当年高二教导我历史的龙义之老师也在黑板上写下许多我不懂的片语，我都记下了。多年后的如今，我点头了。然而，请记得我所说的，“一整年，你可能都不记得，但是只要你记得如何去‘欣赏’与‘肯定’，那就够了！”）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禽兽知声而不知音，庸夫知音而不知乐，圣人知乎乐”，在儒家传统思维中，“声”、“音”、“乐”凸显着不同的层次，熟读《礼记· 乐记》者当如此思考。然而，在竹林七贤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思维中，这是倒转过来的。这让人坠入迷雾中，百思难解。

吴冠宏先生指出，“嵇康论‘声’，实有其超越名理格局的‘玄理’性格，因此已大不同于《乐记》‘声——音——乐’之人文发展的进程，甚至超越辨名分判的层次，而转向‘乐——音——声’以展现自然和理的道家向度上。”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然而“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心声心画皆出自真心肺腑，所以《乐记》的论者总结说“惟乐不可以为伪”。

真与伪之间，其实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一个简单的“声”，例如“啊——”，在“表里俱澄澈”的人们来说，都是真情的直接显现。而另一层面，在现代混音科技的高度发展之下，一些“嘶哑难听”或者纯粹“迎合市场需求”的音乐，都可以修饰成“天籁”，进而卖个好价钱。

我认为，无论是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菊淡风清的古琴曲，抑或热情恣肆的金属音乐等等，由于各人的阅历、感受、感悟与爱恶层次不同，其价值、评价与高下自然不同。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距离，与其说是虚线，不如说是纯粹的主观臆测。“真”和“伪”、“雅”与“俗”鉴别，不在于音乐本身，而取决于欣赏的“主体”。“接受美学”中，“接受主体”的层次，有赖于先天美善心性的不被污染，还需后天思维与心性或欣赏层次的提升。

你说，一个连自己都不懂得欣赏自己、讨厌自己的人，他还会品味外在世界，包括音乐的真情和美善吗？ 南朝画家宗炳的“澄怀味象”说，颇堪思索。我认为，若“怀之不澄”，则万象皆夜叉。

“乐”的形而上思考，其实，就在“德”。这一点，我非常赞同《礼记·乐记》的观点。品德，品德，若没“品”没“德”，那又如何去品味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如何能“得”（德）？！我们学习欣赏音乐的“技术”（或所谓“提升音乐艺术的鉴赏能力”）的真正目的是让我们尝试学习成为真挚而美善的人。懂得这一点，才算是进入艺术欣赏的门槛儿。

我多年前在报章写专栏，有一篇题名为《我在船（床？）上等你》。话说，上世纪民族文艺歌曲盛行的年代，合唱团团员语音不标准，在台上高唱“我在‘床’上等你”，台下观众不为所惑，沉静地陶醉于歌曲的意境之中。如今，就算演唱者咬字清楚，语音唱对了，是的，“我在船上等你”，台下饱受歪风影响、满脑子渣滓的观众，依旧吱吱偷笑，笑成“歪果仁”。

怀之不澄，如何味象？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附：Anglina Jordan的Fly Me to the Moon: 按这里。
Annglina Jordan是2014年挪威真人秀Norway’s Got Talent的冠军得主，她出生于2006年。

八卦，没有对与错，只有好与不好。“哪个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增广贤文》），老天赐予人人一张口，除了吃饭与打呼噜，说话是重要的任务之一。

西晋的阮籍虽说向来“不臧否人物”，但他最会耍弄一对“青白眼”，对于不喜欢的事物赐予“白眼”，至于所钟意的则“青眼有加”。你说，这也不就是一种“说”吗？

司马昭评价阮籍说：“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当然，司马昭之所以赞扬阮籍为天下之至慎者，有他的隐议程。这主要是藉赞扬阮籍来警告所有士人“不要评论时事”及“不要说我的坏话”。就阮籍的“不臧否人物”而言，并非真的指他处世的谨慎。

司马昭不仅刻意关爱阮籍，还想为司马炎（后来的晋武帝）向阮籍的女儿求婚。阮籍为此大醉六十天。他透心底地明白，无论赞成或反对，都免不了与虎狼扯上关系，唯一的方法是虚与委蛇，让说媒者自己没机会开口。就这一点来说，阮籍充分应用了“避其锋锐”及“转移焦点”的功夫，让豺狼自己淡化说亲的兴头。也就这样，阮籍得以全身保命。我认为，阮籍的“醉”与“徉狂”，也是一种“说”。

除了消极的逃避，阮籍还主动出击，向司马昭邀了个“东平相”。没想到，他刚到东平，“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表现得很不一般，然而没过一个月，他就辞官不做了。后来，他又请求任职步兵校尉，却是因为那里的酿酒师善于酿酒，有储酒三百斛，可以让他喝个够。

刻意表现“办事没耐心”及“纯粹一个酒鼻子”的个性，就是要使司马昭把他看贬，不再经常纠缠他，并对他放心。这一招，正是《老子》第二十章的“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阮籍可谓是巧妙的应用了老子那“为道日损”及“愚人之心”的精髓。

“曲则全，枉则直”，身逢吃人强权及不讲理的乱世，能扮“龟孙子”而且扮得不落痕迹的，确实不简单。就这一点，阮籍可说是明白人。然而，被豺狼盯上了，阮籍心里可真不好受。《咏怀诗》开篇即写出：“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他寄情于诗句，留下了绵绵怨憾。

翻开整部《世说新语》，其实，通篇都是“八卦”。魏晋玄学思潮中的“品藻人物”是门高深的学问。论者往往碍于篇幅，不得不从细节处论述，讲究见微知著。然而，却又最忌轻率扣帽子与贴标签。人，是个多面体，今天的我又和明天的我不尽相同。八卦，是可以的，我们要“知人论世”，但是又不能“执着”或“坚持”所八卦的内容，切切不可“因人废言”，更不应先入为主自设框框。一时之错不能说是全错，一言之正确不能论说成永远的真理。

若觉得一部《世说》无法尽情洞见品藻人物的真髓，历朝历代以来汗牛充栋的古代文学笔记、随笔、诗话、词话、曲论、点评、评话等，足以磨砺我们的思维与“八卦”的智慧。“八卦，没有对与错，只有好与不好”，读懂这句话，才算基本读通了古人的智慧脉络。王弼在《周易注》中提出了“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解《易》方法。在禅宗思想来说，那是“以手指月，得月忘指”，而“忘指”是“得月”的必要条件。

中华文化满溢着卓绝的智慧。叹只叹许多当代人，到头不识来时路，反认他乡是故乡！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当年曾有一段时日，我把“桑间濮上”和“濠濮间想”混淆，以为是同一个范畴里的意思。后来，惊觉自己读书不够谨慎，总是囫囵概括。一个“濮”字，犹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点醒贪多嚼不烂的习性。

“桑间濮上”出自《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之说。 《汉书·地理志下》：“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这“郑卫靡靡之音”，与阳春白雪切切不可同冶一炉。

至于“濠濮间想”，典出《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原文云：“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处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濠、濮来自《庄子·秋水》中两则故事，本是两条河流的名字。一则是庄子与惠施在濠梁上观鱼而争论“鱼乐”之事。另一则故事写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使者来请他去做官。“濠濮间想”，是一种山林之想、自由之想，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亲和无间的情怀。

其实，“友谊”一词，切切不能囫囵概括，更要避免取其一例，纵论其余，混淆视听。“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甭说众人理解与感受的“哈姆雷特”存在诸多歧义，就算“今天的哈姆雷特”和“明天的哈姆雷特”，兴许也不尽相同。

人心是复杂而多面的。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忠、奸、贤、愚，不在一句流言，不能单凭一纸标签就这样判定。若说申包胥之“善哭”换来秦军救楚，就说他是悲剧的典型，那是不可取的。兴许他功成之后，整天笑得见牙不见眼。设使判定东方朔与诙谐是等同的，那也过于轻率。史上没人知晓，东方朔不断抖包袱的背后，兴许有着许多悲剧性的个性。人心隔张皮，没有三五载，若不饱经风雨，未曾富贵与落魄，没有人可以切确判定是盗跖还是颜渊！

友谊更是复杂而多变的。今天的朋友，很可能就是明天的对头；敌人的敌人，只要有着共同或时限上的“利益”，还是可以站在同一阵线，称兄道弟一番。纵横捭阖、前倨后恭，尽其翻云覆雨之手，甚至“狼狈败走之际，出其不意，倒打一耙”的二师兄伎俩，多不胜数！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一般的友谊，其实，经常只建立在时效内的共同利益上！

不一般的友谊，似乎可遇而不可求。这是一个多元、复杂而不能草率概括的论题。亚里斯多德的《宜高迈伦理学》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梳理概念的指引，然而却远远不足。

这里，我想说，所谓不一般的友谊，不是向外寻寻觅觅苦苦追寻的，而却是一种饱经世俗历练之后的自我提升、净化、美善并赤诚化的结晶（当然，还要看对方友人的“层次”）。这有些像电影《阿诗玛》中所唱的“笛响百鸟来”的境界。碍于篇幅与个人的现实，我无法在这里写成大块头的论述。仅留些悬念，让大家从“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鹧鸪天》）及苏轼的“侣鱼虾而友麋鹿”（《赤壁赋》）去领悟呗！

摄影：李嘉永（台湾）

话说数学，过褒与极贬都是不可取的。当人们说“数学无所不在”或“生活中离不开数学”时，并不意味我们可以尽情舍弃其他学问，但凭一帖“数学膏药”走天下。反之，若有人高举“数学无用论”，说什么“会按计算器就行”时，我们为他掬一把冷汗。

哲学界有着两种建构信念（beliefs）及学问的方法，那即是foundationalism（或译基要主义）和 contextualism（或译脉络主义）。欧洲大陆理性论的基要主义者史宾诺莎（Spinoza）讲求绝对的“确切性”。他以欧氏（Euclidean）的几何学为标杆，认为唯有经由完整而严谨的“演绎法”（deduction），我们才有可能建构正确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哲学家们的“老祖宗”苏格拉底（Socrates）则是脉络主义的始作俑者。他擅长凭着“假设的方法”（method of hypothesis）以及不断的追问，引导人们追索并厘清相关知识的意义。譬如当苏格拉底与学者们探讨什么是“德行”时，便从各种脉络建构知识或认知，从各种矛盾与不完善中逼近知识的真相。这也称为所谓的“归纳法”（induction）。

基要主义需要基本命题作为建构知识的基础或出发点，而且这个基础必须是绝对无误的。接着，依照严格的演绎方式从基本命题推演，进一步获得结论。这里，结论的可信性和真确性建构在基本命题的完全无误及确切性。这样说吧！当牛顿的三大定律被推翻时，所有的物理知识都必须重新解构及推翻。若“一加一等于二”被证明无效时，所有的数学课本都作废。这是一种喻为“积木式”的学问方法，一旦底层的积木腐朽或被抽离之后，上层的知识与定律都一律作废了。

可爱的是，恰恰人文科学的领域“一加一”往往受喻为“大于二”或“无限大”。是与非之间往往相互蕴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中有阳，阳里有阴。归纳法讲究的是大致的事实道理，当中必定蕴涵着例外，而且许多时候无法具体说明有多少例外的问题。脉络主义的归纳法看似经不起确切性的诘难，然而却是逼近真相的积极方法。这方法受喻为“蜘蛛网式”的学问方法。我们了解，蜘蛛网看似柔弱而易断，但是若从整体蜘蛛网来看，其互补性、稳定性以及韧性极强，能够协助我们逐步看清真相（当然，谁也无法看清全部真相），是人们建构及探索新领域及新学问的最好方法。

无论是基要主义的演绎法或是脉络主义的归纳法，两者需相互辅助，藉演绎法把道理讲得更精确，经归纳法不断发掘并梳理人世间的事理。

我无意在这里大谈哲学论辩，感慨的是，在利欲熏心、是非混淆、道德沦丧以及科技发达的今天，太多的人不懂得这样最基本的哲学思维。最揪心的，个别人凭着自以为是而却荒谬的“确切命题”，颐气指使，君临天下般批判人文领域的事理，切割、颠覆、判别，非此即彼，忘了自我反省，徒使九州烟尘生。

兴许，在动乱不堪的时代，人们才懂得惦念人文与哲学的重要性；在饱受凌辱的时候，才尊重能驱虎豹之英雄及不怕熊罴之豪杰！

摄影：李嘉永（台湾）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伴着葛优效应，开始让海外人们知晓。以2009年贺岁片《非诚勿扰》来说，部分观众还是冲着舒淇的号召力而来。虽然如此，这部电影还是把一些京味、侃味透过葛优的演绎推广开来。片头开始不久，葛优饰演的秦奋在网上发布“非诚勿扰”的征婚启事，就把京味中的侃劲发挥出来。且看秦奋的征婚启事：

“你要想找一帅哥就别来了，你要想找一钱包就别见了，硕士学历以上免谈，女企业家免谈（小商小贩除外），省得咱们互相都会失望。刘德华和阿汤哥那种财貌双全的郎君是不会来征你的婚的，当然我也没做诺丁山的梦。您要是一仙女我也接不住；没期待您长得跟画报封面一样看一眼就魂飞魄散。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要是多少还有点婉约那就更靠谱了。心眼别太多岁数别太小，会叠衣服，每次洗完烫平叠得像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样，说得够具体了吧！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留学生身份出去的，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没正经上过学，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现在学无所成海外归来，实话实说应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人品五五开，不算老实，但天生胆小，杀人不犯法，我也下不起手。总体而言还是属于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人。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我们可以说葛优个人的气质、口音、神情及语言特色，都代表着“新京味”的形象。葛优有着独特的幽默个性，青峥先生认为，“葛优的‘命门’是不咸不淡中却尽藏智慧”。他引用《桃花运》戏里被葛优抛弃的女孩说的一句话，来突显葛优的角色特色——“他从不发脾气，总是鱼不惊水不跳的，就把大事给办了”。

陆绍阳这么论述《非诚勿扰》电影中的葛优：
“《非诚勿扰》这部分的出彩还是靠葛优。这个人物看上去有些‘坏’，但这种‘坏’不是‘贫’，不是油腔滑调，而是机敏、俏皮。葛优演绎的京味幽默独树一帜，即北京人所谓的‘绷着脸逗’，不是靠脸部肌肉去耍，而是找对时间和语气，靠节奏取胜，他的分寸感拿捏得极好，到了收放自如的地步。”

葛优脑袋上顶着许多光环：影帝、大腕、表演艺术家、巨星等等，但是葛优给自己的定位却很低，只有两个字——戏子。这说法正是由内至外的透显着京味淡雅大度的特色。张天翼先生认为，“只要有了人物，没有情节可以有情节，没有细节可以有细节”。这里，葛优就是这种意义下的“人物”。在长期投入电影角色的实践中，他为自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新京味”表征，沉积在观众的脑海中。

这种“新京味”，有别于周星驰带着歇斯底里的、夸张式的“无厘头”，更与台湾吴宗宪那俚俗、尖酸刻薄的语言大不相同。周星驰演绎的形象代表着香港高度商业化社会被扭曲、压抑的人性，藉由不合逻辑的夸张，表现为另类的情绪解放。吴宗宪主持节目的风格及语言特色，往往夹杂着性隐喻、自恋、曲解、双关及尖酸刻薄的低级趣味。这在某一层次上代表着台湾社会多元价值的冲击，以及岛民心态的畸形发展。

细究葛优的演绎特色，我们发现他柔弱中带有奋进的智慧：儒雅闲适的神情，语言活泼且满溢“侃劲”，淡定乐观而不猥琐。他既有下层百姓的亲和力，也有上层小资阶级的风度与智慧。这些，可以视为当前“新京味”的内涵。若把京味的三大特征（李淑兰教授指出，京味文化是北京宫廷文化、缙绅文化与庶民文化三者长期并存并互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庄重和谐、雅俗共赏、悠闲自在三大特征。）对映在葛优身上，我们发现葛优正是京味形象的新“代言人”。“庄重和谐、雅俗共赏、悠闲自在”，都可在葛优及他所演绎的角色找到。

电影海报摘自网络。

影片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1MOIhEVluI 或
http://v.qq.com/cover/4/40nwh0gdlv64gbw/e0012ar1r8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