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政治》/ 宫天闹

200415 Li Jia Yong
办公室政治,英文称为Office Politics,是一种政治行为,出现于办公室、学校及其他职场内的人事及利益竞争。办公室政治形成的原因通常是由于人的野心无限但是资源有限,此外文化差异、组织内部之间的利益不均衡或利益冲突也可能导致办公室政治。办公室政治是无法避免的众人之事,它可能会导致无意义的内耗,但也可能刺激组织成员,激发正能量和竞争力。一般的办公室政治里有的角色大概能分为五大类,即元老派,少壮派,中间派,爱将以及中央。

元老派一般在组织中是年资长、薪酬和级别比较高的职员,现有的企业文化也极可能就是他们建立的。但是,对立的新鲜人可能会称之为老饼、冗员、负资产。

少壮派在组织中是新加入的新鲜人,有新鲜想法、野心,也有企图心改革已有的企业文化,被视为是要跟元老派争权争利争地位的一群人物。

当然也有一派是中立的,我们称之为中间派。他们不表态任何立场,或者是左右奉迎,强调工作为重,不玩政治。但也有可能其实是双面人、观察风向的骑墙派,或者老板身边的告密者。

还有一群人是受上司、老板、中央重用的爱将。此等人士也有可能被其他职员所拥戴,形成独立的小圈子。

最后,在公司里怎么可能会没有中央呢?中央,太上皇也,权力的最终来源者、幕后主使者,即老板。

办公室政治产生于这五大类人之间,一般都是由小圈子先开始,因为利益、职级、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资背景及意识形态不同,于是分门别派。有了派系之后,接着就会出现抹黑的现象,妖魔化、丑化对手,达至孤立对方的目的,使之失去同事的支援、工作表现失佳,最后在组织内外失势,乃至消失。

总而言之,办公室政治是人人讨厌,但又躲不开的游戏。既然躲不开,那只好把自己的本分做好,避免不必要的人事冲突,那也许就会减少办公室政治所带来的伤害了。

(摄影:李嘉永)

《校园政治》/紫色水晶狗

190415 Li Jia Yong 5
除了一些住在深山洞穴里的人,以及尊贵的教育部长,全马来西亚人都清楚知道在本国政治一直都凌驾在教育之上,而且干涉的程度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不过,这里不想评论这些老问题,想谈的是另一种校园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实不遑多让。

师道之不受尊重,久矣。但是,老师真正的“对手”不是学生,而是其他教师和家长。

套用一句本国华社领袖常用,也可能是唯一会用的诗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就老弄不懂为何老师要为难老师?经常话中带刺,躺着也会中几枪,真是莫名其妙。我们不是都在同一条船上吗?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华小向来缺乏师资,所以“女老师当男老师用,男老师当畜生用”,不当人子,结果大家都被逼得怨气冲天,加上有些天生的泼妇泼夫,没当场直接打起来就算万幸了。

校方的高层,也就是校长、副校长们,如果懂得体恤下属,或者更中奖的懂得“礼贤下士”,那么老师们在学校必然过着有如神仙般的日子。可是,这种好事首先需要在佛前修炼个三、五百年,加上在前世非但不得杀人(有一种圈内说法是前世杀人才会当老师,前世杀错人今世就得当华文老师),而且还必须像辛德勒般救人无数,才会有福报碰上。比较“正常”的遭遇是,上司抱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决心冲业绩,而老师们自然就只好成为那许多陪葬枯骨之一。譬如说,在大家根本不够时间赶进度的时候,上司还来鼓吹什么“创意教学”,至于要怎么个创意法?讲明是创意嘛,自己去发挥吧!说真的,如果不是顾及教师的形象,换着你是不是也要骂脏话?

现代家长总的来说太宝贝孩子,而且太不把老师当一回事,还自以为是教育专家。老师们都有碰上这种恐龙家长的经验,学生受处罚后隔天就冲上门来兴师问罪,好像听了学生的一面之词就足以判老师领红卡出局,还要大大发表一番其教育伟论,应该这样,不该那样,神经病!学校不是一对一补习,我们的职责就是根据教育部的指示教学,不可能去满足每一个家长的教育理论。

在城市住宅区的华文小学,一班四十五个学生是等闲事。如果不是学生过分作怪,试问有哪位老师会想去处罚他们?真以为我们闲着没事干吗?今天的小学生,在校园里抽烟、偷窃、画春宫图只是相对少见,不是绝无仅有!不做作业、欺负同学、打架是没那么严重,但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老师是应该都假装看不见吗?我们当然也可以学外国采用爱的教育、户外教学,不过前提是一班十个学生而不是四十五个,一个礼拜十五节课而不是三十节课,点名每天点一次就够而不是用教育部的电脑系统点一次,然后用学校的电脑系统点一次,再用点名簿点一次,然后还要用一本簿子记录缺席的学生。这已经不仅仅是脱裤放屁了,这是裤子脱了又穿,穿了又脱,重复三次,才放屁。

我只想喊:救救我们的教育!

(摄影:李嘉永)

《太阳与政治》/李丽(寄自中国)

180415 Clement 95
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杭州许多大型广告牌和公交车候车点广告牌上就开始出现姜文的硬照,上面的宣传语很简单,“姜文来了!”这简直不像宣传语,更像是巨大的姜文站在你面前硬生生地告诉你,那个叫姜文的人来了。至于你什么反应,他才不在乎。这的确是高冷的姿态。

姜文是大陆著名导演和演员,有没有到家喻户晓我不知道,但文艺青年们肯定知道他。最近几天姜文真的来了。和他待在同一座城市里,虽然碰不上面,心里还是有点小小的激动。在此,我也很想谈谈姜文的电影,对照着本期《学文集》的主题,我把姜文电影中的“政治”元素抽出来,单独谈。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姜文电影对我而言,吸引力在于一种模糊、朦胧的多义性。这种神秘感很容易让人喜欢,是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喜欢,而这种神秘感的最大成因就是政治叙述。这在影片《太阳照常升起》里特别明显。

《太阳照常升起》是以梦幻的方式讲述的,它借鉴美国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的环形结构,用片段的方式,把故事的开头放在了影片的结尾。在影片的真实故事顺序中,荧幕中的两个女人怀着不同的心情走向“世界尽头”,一个去寻找“死去”的丈夫,一个寻找神秘的爱情,但最终都无端端地走入命运的悲剧和循环。在这段过程中,寻找“死去”丈夫的女人在影片的开头无缘无故地疯了,并无端端死去。寻找爱情的女人,在经过了世俗的婚姻之后,开始和丈夫的儿子偷情,并导致丈夫在不知情下杀掉自己的儿子。影片整个呈现出无逻辑的、模糊的影像美学。

这是姜文所书写的梦境,这个梦境是朦胧的,抽去历史背景的,但故事中的人物实际就成了历史背景和政治的化身,或者说导演在借助人物和故事讲述历史和政治。但这段特定时期的史实在中国是不被言说的,国家把它当做最遗憾的悲剧,只放在心里收藏。

我们这些成长于新时期的青年们,对于那段历史没有亲身经历,官方又故意回避它,我们并不能从主流政治语境中查找那段历史的真相,但又零碎地从其他地方察觉它。所以那段历史给我们年轻人的感觉就是神秘的、朦胧的。当这种神秘感被姜文通过电影的方式讲述出来的时候,我们恍然大悟,历史和政治的真相仿佛就呈现在电影中的人物身上,历史悲剧被当成人的悲剧处理,历史中的恍惚感在电影中呈现出梦境般的神秘色彩,真实的历史和姜文电影中的梦境产生互文,这是梦与真之间的角逐。

最奇妙的是整部电影呈现出梦幻般的暖色调,到处是灿烂的阳光,故事的名称也是《太阳照常升起》,这与姜文的第一部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相对照,讲述的是同一段历史。在那段历史中,政治被处理成太阳的形象。

太阳,原本是温暖、希望的化身,而在中国,太阳代表政治。政府希望自己能够像太阳一样,给公民带来阳光和福利,同时也希望公民能够像对待太阳一样对待政府,人是离不开阳光的,所以人也离不开政府。在姜文的影片中,太阳意象到处可见,笼罩着整部影片,太阳成为气氛,所以政治也就成为这部影片的主角。

但阳光过于灿烂的地方往往会有阴影,就像人长久地对着太阳看眼睛只能看到黑色一样。姜文电影里的政治寓言就是以太阳为意象的黑色寓言。

(摄影:Clement)

《早知道与我以为》/梁山下买豆腐

170415 PL Tan 8
有一句话以前看港剧时经常听到,粤语发音甚至还押韵的,可惜意译成华语后,神韵尽失,这话就是:“有早知,没乞丐。”意思应该很明显,就不多解释了。然而,在现实中偏有人不信邪,或者觉得今天开心是实,他日当乞丐与否却是未知数,何必多虑?很久很久之后,如愿以偿沦落到“准乞丐”的地步,这才来感叹“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道”是一种千金难求的情况,就算自己不曾亲身经历,电视剧中也看多了。

还有一种情况,原该早早抛弃,却一直不经大脑就被当着宝贝般呵护、当着人生原则般坚持:“我以为”。我们总是做着自以为正确的事,但是以为正确不保证就真的正确,时间往往证明我们自以为正确的决定,有时候距离正确还有十万八千里。这“我以为”如影随形,千金难弃,继续糊里糊涂地自以为是做人的话,一辈子也就这样过去了。

两种都是对自己有害的坏习惯,“早知道”在事后让人有希望重新来过的悔恨,“我以为”则在觉醒后留下如负重释的空虚。当局者往往深受其害而不自知,一朝醒悟却通常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惟有悔恨莫及而已。

解决办法是避免自以为是,不过知易行难。虽说“早知如此”,其实旁观者很多时候老早就提出警告了,只是心存侥幸,没把逆耳忠言听进去,当时已惘然。多读书则有助于打破“我以为”的迷思。读书不能永远停留在阅读《小叮当》的层面,而必须在间隔一段日子后有所突破,你会发现每次突破就等于粉碎了一次“我以为”。虽然做人最后还是不免以“我以为”为归依,但那是经过相对周详考虑的“我以为”,跟没经过大脑的版本有所不同。

这两种坏习惯对个人的为害甚大,对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团队而言,其实也一样。如果凡团队的过失都可以用“早知道”和“我以为”来开脱,而不是以切腹或至少以辞职下台作为负责任的表现,长久下去不出问题是绝无可能的。政府与个人坏习惯尤其不同的是,受害者是全国人民,而当权者则没事人一样,除了毫无感觉,还得以继续危害人间,非常不合天理。“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要清除一个团队的腐败,不能指望腐败制度会产生自我修正的机制,最釜底抽薪的做法应该还是直接为团队进行大扫除。不过,这需要国民本身有所觉悟,首先把自己身上的两种坏习惯抛弃,再不存任何侥幸心理,那才会有彻底改变大环境的希望。

(摄影:PL Tan)

《我对澳洲人看政治的认知》/周丽雯(寄自澳洲)

21061999 times george bush
刚到澳洲时刚好碰上他们的全国大选,而我初来乍到的,接触的都还是些留学生,对政治的看法跟在马来西亚没太大差别,可是已经觉得一国竟然有几个政党可能当选,很难得!接下来的几年,几乎就是埋头功课,对政治也跟我一贯的作风一般,反正还没打到我家门口,而且我又没投票权,没我的事。可能这就是太平世界里懒人的通病吧!

在马来西亚时因为年龄,所以没投票权,来了澳洲,因为国籍,也没投票权,所以我活了大把年纪,从来没有投过票,觉得政治好像就是大选时几个竞选人,到处拉票,满口答应选民要求,然后选后因为种种原因(当然都不是选前能预知的,只是好像发生得太频繁了!),却推出些跟反对党类似的政策。

最近当了家庭主妇,在下午看电视的机会多了,看了个叫“Family Feud”的现场游戏节目。这节目会在一百个人的调查中收集答案,然后要参赛者猜出最多人的答案,譬如说“会升起的东西”,那答案可能是“太阳”,“温度”等,基本上就是要猜大众的答案。有一次,题目是“前首相”,我的天啊,竟然有个参赛者在其他人把近期前首相都列出后,经主持人的“鼓励”下,说出“George Bush” (美国前总统)!虽然她也是满脸通红(大概也知道对的可能性不大),但能回答出这个答案,我也只能说她是勇气可嘉!

澳洲人一直以来都对政治不是太感兴趣,加上对美国电视节目的偏好,很多时候对美国大选的关心还更多些,蛮悲哀的。记得几年前美国大选,我在这里街上居然见到有人穿的衣服写着如此口号:“澳洲公民,我们绝不能选布什当下一任总统!”虽然我不能排除那是对有双重国籍的公民喊话,但是那讽刺的味道也够浓的了!

(1999年6月21日的《时代》杂志封面。封面人物George Bush在2001至2009年间担任美国总统)

《天下有好政府吗?》/廖天才

150415 Liao Tian Cai
几年前去英国背包旅游近一个月。

伦敦圣彼得大教堂前交通圈的路肩很怪,它被一个个营帐所占据;营帐后面,还竖立不少横幅。这里的人说,这个交通圈一年到头都有人在此搭棚、挂横幅,他们其实正在示威。

我越过马路,跑去交通圈路肩的其中一个营帐,好奇的问住在营帐里的人。

“请问你来自什么地方?”
“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来伦敦,要多久?”
“两百公里,坐巴士,大约4个小时。”
“你在这里扎营已经多久了?”
“6个月。”
“政府官员从来都没有采取行动逮捕你?”
“为何要逮捕我?我有犯法吗!”
“市政府都没骚扰你?譬如趁你不在,把你的营帐搬走。”
“不会。市政府官员想要移动我的东西,要先通知我,给个理由。没得到我的同意,他们是不会触动我的任何东西。”
“这么好的政府,你干嘛要示威?”
“天下有好政府吗?”

给他这一反问,顿时让我没办法继续再问下去。

看一看这位老兄营帐后的横幅,原来,他反对英国的对外政策,与美国蛇鼠一窝,以打击恐怖分子为名,出手干预并侵略中东国家。对内,他不满现有的执政党,没有给予国民更大的自由空间。

不必去过英国,听也听得多,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福利的照顾,是发展中及落后国家人民所羡慕的。英国国民享有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也是我们这些来自极权或半极权国家的人民难以想像的。

英国人民从来也不把执政政府视为衣食父母,动不动就要感恩图报。不,他们没有这些封建奴才思想。反之,英国人认为执政政府就是人民的奴仆。对奴仆,就会诸多要求和严格对待,以免奴仆反过来成为了主人。

之后,去英国的其他地方,与英国人聊起政府,发现英国人很会挑,十之八九都提出他们要政府改善这、改善那。

你可以想像来届的英国大选,执政政府要通过人民这一关,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天下有好政府吗?”

英国人显然是一个善于思考,善于发问的民族。

(照片由作者提供,影中人即来自曼彻斯特的受访者)

《生活处处是政治》/严晓蓉(寄自中国)

140415 Clement 142
对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大饥荒、大跃进、文革存在于伤痕小说、电影及父母辈偶尔的碎片式讲述中,这些过去了的故事零落存在于文字、影像或偶尔的言语空间里,同时,文字或影像的空间间隔也构就了心理的安全间距。所以,仅从观看或倾听者的角度靠近过那段历史的一角,对那种极端生活的残酷性,无法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说到对“政治”一词的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不以仕途为奋斗目标的人来说,“政治” 的耳熟能详是因为在大陆的课程体系里,它是贯穿全程的必修课,是升学或获得学分的必须路径,但课程仅是课程而已,与实在的生活并无多太大关联。因此,对上辈人提及“政治”便谈虎色变,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理解。在这里,可以顺便谈及吴文光先生近年来发起以民间口述历史为主题的纪录片项目。在这些纪录片里,许多年轻纪录片人回到生长的乡村,以自己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通道,采访并记录老人们关于五十年代大饥荒时期的“饥饿”记忆。在影像里有许多镜头都涉及老人们在面对过往残酷记忆时的躲闪,其中也不乏老人已到中年的儿女们在采访时百般阻挠,不让老人讲述当时情境的镜头。在看这样的影像时,往往令人感到疑惑的问题是,为何时过那么久,这些深受伤害的人纵然连诉说自身的痛切都不敢?除了不愿再撕开伤口的原因外,对谈论政治话题可能会有可怕后果的余悸竟有如此强烈吗?无独有偶,近几日引爆网络的央视主持人老毕视频事件似乎可看作最近距离的回应:只因毕福剑在言谈中涉及前国家领袖的评述,由此引发愈演愈烈的“左右”口水战再到央视台长在此微妙时刻紧急换人,所有这一切,都在掀开看似轰轰烈烈的生活表层,露出残酷的政治内里,这似乎是对之前关于“政治”远离日常生活的观点最有效回应。

我们曾以为钉在过去空间里的那些老去和发黄的故事,不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重演,在商业高于一切的时代里,大多数人沉溺于五光十色的个体物质生活中并乐此不疲地追求“娱乐至死”,“政治”被撇开在角落里,以为它与自己并无关联。但事实证明这是多么天真。在持续发酵的毕福剑视频事件里,事情的起因只是毕福剑在聚会过程中谈及自己对那段亲历历史的看法,其实并没有攻击性,由此引起轩然大波的两个原因,其一在他的央视主持身份,其二在话题的敏感性,但这两点,都与敏感政治息息相关。所以,真正的事实是,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空间里,生活处处有政治,生活处处是政治。

(摄影:C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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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和中华民族的贪生怕死》/周嘉惠

130415 Li Jia Yong 2
4月9日所刊林明辉先生的《民主的代价》,文中部分内容是有待商榷的。由于没有读者愿意回应,这里就由我提出两点。

“政治”一词在中文古已有之,如《尚书•毕命》就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用法,不过这跟西方politics的概念有所不同。“政”字右边的部首的攵(攴,pū)是“手拿棍敲击”的意思,因此按中国字最原始的意思,“政治”指的是”统治者靠棍棒来推行其管理”或“用强力来实行正义”。这就跟西方“人民统治”的原意大异其趣了。一开始的定义影响了后世子孙看待统治者或统治方式的角度,相信这是仓颉先生当年始料未及的。

因此,那些认为中华民族天生具有“奴性”,或如吾尔开希在评论李光耀去世时对那些支持者所用的形容词“猪”,个人觉得实在不用那么激动。几千年以来都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现实,要完全改变成西方那表面看起来很不错的一套政治制度,不是不行,但形似神也似的改变肯定需要时间。即便现代所谓民主的西方国家,你还真以为那是一蹴而就的事?别傻了!人家可是付出了代价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们痛恨政府不争气,生怕自己在有生之年无缘一试“人民统治”的滋味,这些心情并不难理解。但是,我还是认为,心急可也,但不必激动,那是无济于事的。激动起来头脑往往会失灵,譬如网上许多人把首相纳吉的名字改写成“那鸡”、“那只鸡”,除了无聊,大家还看出暗藏了什么其它改革玄机吗?

顺便一提,“教”字的部首也是攵,所以感觉上我们的教师似乎对“爱的教育”的理念总带有一点阳奉阴违的味道,而更偏向“不打不成器”的手段。此乃旁话,表过不提。

当年打败宋朝的不是今天的蒙古自治区或蒙古国,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而这个帝国怎么看都绝对不是“小小的”。当年的蒙古骑兵几乎占领了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的所有土地,亚欧大陆的各国军队都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蒙古军队三次西征(分别在1219-1221年、1236-1242年、1256-1260年),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陆地连续领土版图最辽阔的帝国,欧洲各国闻风丧胆,称之为“黄祸”。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于1278年,远在三次西征之后,所以“黄祸”指的单纯是蒙古人,汉人不好在这方面往自己脸上贴金。蒙古帝国的赫赫战功主要建立在其军队的强大和手段的凶残,蒙古军队在入侵宋朝的几十年间,估计令当时的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部分原因必须归咎南宋皇帝的昏庸无道)。南宋最后亡于崖山海战,面对强大凶残的蒙古军队,据说当时有十万南宋军民选择跳海殉国。说中国人天生贪生怕死吗?如何解释这十万军民的殉国行为?当然今天我们也可以说风凉话,死都不怕了,为什么不去拼一下?当时20万的南宋正规海军被2万的蒙古海军歼灭(日本没遭蒙古消灭,我个人认同那真是得“神风”搭救,不是因为蒙古人不会打水战),这十万军民拼什么?凭什么去拼?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军队的配备不如日本军队的精良,以致在战场上败多胜少。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当时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中级军官,往往在战场上把所有兵、弹打完,才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国。整个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参战军队中,中国的中级军官自杀殉国的人数是最多的。从这一点来看,贪生怕死也是说不通的。职业军人在战场上不贪生怕死是天职,那我们是要求普通百姓也不贪生怕死去和日本人拼命吗?同样的问题,凭什么去拼?用菜刀、锄头对抗枪炮、军刀?日本军队的凶残可不输十三世纪的蒙古军队啊!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多昏庸无能皇帝的朝代,这样的一个朝代被满清取代,对国家、人民整体来说实在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不是后来碰上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清朝的整体表现应该至少也算是中规中矩的。即使抛开这些不说,明末清初期间,明朝皇帝是极端的昏庸,而清朝初期几个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明君,满清统治中国除了靠八旗军的精锐,清初皇帝更都积极学习汉文化,最简单明了的成果就是今天还四处可见的康熙、乾隆宝墨,那是真心诚意才学得到的成绩。清朝推翻明朝,虽然也发生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悲剧,但后来这些“异族”的表现实在也相当过得去。清初积极抗清的学者顾炎武,他对这一点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以致从开始时大力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到后来独自一人北游二十年直到去世为止;除了大势已定,相信也因为是清初皇帝的表现让他心服。因此,满清一朝约三百年,实在不能简单以为就是汉人贪生怕死之故成就的。

近十年来我国的“有限度开放”,已让反对政府的阵营成功组织好几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总的来说主办方没有遭受太严重的打击,大家都在牢墙之外呼吸自由空气。我们不是甘地、曼德拉、翁山苏姬,大概也轮不到我们去当甘地、曼德拉、翁山苏姬,没事监牢也不会随便让你进去白吃白住的。作为一介凡夫俗子,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但也不必幻想自己会成为历史伟人。我们的现况虽然算不上尽如人意,但也不至于糟到需要采取玉石俱焚的激烈手段,这不是贪生怕死,只是没有必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大家都认为日子其实还混得挺好!

(摄影:李嘉永)

《演绎》/ 潘慧仪

120415 Iris Puah
人一出世似乎就注定了要开始他的演绎生涯。儿时的心未被世风污染,单凭其纯真的语言与圣洁的肢体动作既能牵动出电影之精髓,效果出乎意料地扣人心弦。可惜的是,随着时光荏苒,单纯的心逐渐被社会功利蹂躏却不自知,只一味向往自己在有生之年演部好戏,尽量发挥自己的演技,把自己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试图让大家耳目一新。可是,越在意自己的演技,往往力不从心,越容易形成缺憾。

很多时候,人演着演着,会有意无意地演成了独角戏。要知道,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生从来就没有独角戏可言。对手的出现是激发我们发奋的一股动力,我们理应秉持真诚的心才能将演出趋向更完美的境界。只有成全别人,才能成全自己;不给别人机会,不断幻想在舞台上盖世无双的人往往是最先出糗的愚昧之人,间接扼杀了自己的良机。

无可否认,有些人,越演越糟糕。差强人意或走火入魔的演技,令人不堪入目,评击者连绵不绝,甚至被冠上禽兽之名亦无动于衷,继续上演他那超烂的戏。台下观众无不受尽折磨。众人一副副扭曲的面孔似乎只会让他洋洋得意,一副你不忿是你自家事的心态,皆因他已高高在上了,你又奈他何?离场?那是不行的。但是,一想到舞台是大众的,岂能任由一人傲慢自私地独霸整个舞台?看不过眼的几帮人恨不得把舞台拆掉,让他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算了。可是,眼前出现的这几帮人马又于心何忍将舞台拆掉呢?他们要的就是一次出场的机会。若有一天被他人争赢了,台下的人也别高兴得太早,毕竟出场亮相时并无法断定一部新戏的优劣,或许“好戏还在后头”呢?!

最无奈受屈的非忠厚老实的观众莫属了,被逼观看一场又一场的虚假剧情,不但看到满腔怒火、哀怨漫天,还被有关方面呼吁来个盛大投选,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演员奖”,天啊!

迈入人生的大半路程后,就会了解,无论台上或台下,陷坑与坦途是并存的,阴谋与坦诚亦同在。对你唇枪舌剑的未必是敌人,对你甜嘴蜜舌的亦不一定是朋友。无论台上或台下,处处是戏剧,个个是演员。不同的是,有时候是你配合别人演,有时候是别人配合你演而已。

演归演,千万别学某某人,在欢呼声中拉开序幕,却在众人呵斥声中还不愿落幕。甚至演到面具掉了,露出狰狞面貌仍不察觉,打算死也要赖在台上做最后一番挣扎。这些扯着帷幕不肯下台的人才是真正可怕与可悲的人啊!

如此下去,众人何时才有机会于黑暗的舞台上看见旭光呢?

(摄影:潘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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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正言顺》/刘明星

110415 PL Tan 6
根据粗浅的印象,我们现在用来翻译西文politics的“政治”一语,很可能是日本人先行使用的,去维基百科查询,也证实了我的印象。然而,维基百科是众人编撰的,撰写人的可信度在维基百科的辩论制度下虽然保有了一定的客观,就当然不能视为颠簸不破的真理了。孙文先生在这一词语的运用,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现在谈政治,喜欢动辄就民主自由什么的,也许是启蒙运动举起的理性旗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没有了绝对权威,人人都有资格说三道四,岂不妙哉?可是,总觉得我们身为人类就是有着宁愿被管治的贱骨头,给了绝对的自由,恐怕结果不会是完美的民主,而是乱了套的不知怎么是好。何况,给予的自由,就不是自由,而是管治下的不由自主了,对吗?

回想当年在讨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另有翻译为《国家篇》、《王制》的,古希腊文通常作为Politeia,亦即“关于城邦的”——里头有四种层次的权力架构,曰:贵族、寡头、民主、暴君。这样的翻译并不精确,比如贵族aristo,在古希腊文里,有“最好的人”的含义,不一定是我们受了千百年思想荼毒的世袭家族那一套,即使柏拉图他的本名亚利斯顿(Ariston)也某程度上说明他自己就是那个好人。《理想国》里民主排在第三,比寡头还要不如,为什么呢?不单单是因为雅典的民主处死了苏格拉底吧?

另一边厢,嬴政和聂政的名字是不是也道说出什么玄机呢?“政者、正也”,那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其实不大注意到还有一个“征”字,在那个时代也是混着用的。去读读这篇博文,也许可以看到其中的联系:《破译甲骨文字之三百四十:正 征 政》(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58fe3a0102dtdy.html)。

(摄影:PL 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