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9日所刊林明辉先生的《民主的代价》,文中部分内容是有待商榷的。由于没有读者愿意回应,这里就由我提出两点。
“政治”一词在中文古已有之,如《尚书•毕命》就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用法,不过这跟西方politics的概念有所不同。“政”字右边的部首的攵(攴,pū)是“手拿棍敲击”的意思,因此按中国字最原始的意思,“政治”指的是”统治者靠棍棒来推行其管理”或“用强力来实行正义”。这就跟西方“人民统治”的原意大异其趣了。一开始的定义影响了后世子孙看待统治者或统治方式的角度,相信这是仓颉先生当年始料未及的。
因此,那些认为中华民族天生具有“奴性”,或如吾尔开希在评论李光耀去世时对那些支持者所用的形容词“猪”,个人觉得实在不用那么激动。几千年以来都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现实,要完全改变成西方那表面看起来很不错的一套政治制度,不是不行,但形似神也似的改变肯定需要时间。即便现代所谓民主的西方国家,你还真以为那是一蹴而就的事?别傻了!人家可是付出了代价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们痛恨政府不争气,生怕自己在有生之年无缘一试“人民统治”的滋味,这些心情并不难理解。但是,我还是认为,心急可也,但不必激动,那是无济于事的。激动起来头脑往往会失灵,譬如网上许多人把首相纳吉的名字改写成“那鸡”、“那只鸡”,除了无聊,大家还看出暗藏了什么其它改革玄机吗?
顺便一提,“教”字的部首也是攵,所以感觉上我们的教师似乎对“爱的教育”的理念总带有一点阳奉阴违的味道,而更偏向“不打不成器”的手段。此乃旁话,表过不提。
当年打败宋朝的不是今天的蒙古自治区或蒙古国,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而这个帝国怎么看都绝对不是“小小的”。当年的蒙古骑兵几乎占领了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的所有土地,亚欧大陆的各国军队都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蒙古军队三次西征(分别在1219-1221年、1236-1242年、1256-1260年),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陆地连续领土版图最辽阔的帝国,欧洲各国闻风丧胆,称之为“黄祸”。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于1278年,远在三次西征之后,所以“黄祸”指的单纯是蒙古人,汉人不好在这方面往自己脸上贴金。蒙古帝国的赫赫战功主要建立在其军队的强大和手段的凶残,蒙古军队在入侵宋朝的几十年间,估计令当时的中国人口减少一半(部分原因必须归咎南宋皇帝的昏庸无道)。南宋最后亡于崖山海战,面对强大凶残的蒙古军队,据说当时有十万南宋军民选择跳海殉国。说中国人天生贪生怕死吗?如何解释这十万军民的殉国行为?当然今天我们也可以说风凉话,死都不怕了,为什么不去拼一下?当时20万的南宋正规海军被2万的蒙古海军歼灭(日本没遭蒙古消灭,我个人认同那真是得“神风”搭救,不是因为蒙古人不会打水战),这十万军民拼什么?凭什么去拼?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军队的配备不如日本军队的精良,以致在战场上败多胜少。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当时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中级军官,往往在战场上把所有兵、弹打完,才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国。整个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参战军队中,中国的中级军官自杀殉国的人数是最多的。从这一点来看,贪生怕死也是说不通的。职业军人在战场上不贪生怕死是天职,那我们是要求普通百姓也不贪生怕死去和日本人拼命吗?同样的问题,凭什么去拼?用菜刀、锄头对抗枪炮、军刀?日本军队的凶残可不输十三世纪的蒙古军队啊!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多昏庸无能皇帝的朝代,这样的一个朝代被满清取代,对国家、人民整体来说实在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不是后来碰上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清朝的整体表现应该至少也算是中规中矩的。即使抛开这些不说,明末清初期间,明朝皇帝是极端的昏庸,而清朝初期几个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明君,满清统治中国除了靠八旗军的精锐,清初皇帝更都积极学习汉文化,最简单明了的成果就是今天还四处可见的康熙、乾隆宝墨,那是真心诚意才学得到的成绩。清朝推翻明朝,虽然也发生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悲剧,但后来这些“异族”的表现实在也相当过得去。清初积极抗清的学者顾炎武,他对这一点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以致从开始时大力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血,到后来独自一人北游二十年直到去世为止;除了大势已定,相信也因为是清初皇帝的表现让他心服。因此,满清一朝约三百年,实在不能简单以为就是汉人贪生怕死之故成就的。
近十年来我国的“有限度开放”,已让反对政府的阵营成功组织好几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总的来说主办方没有遭受太严重的打击,大家都在牢墙之外呼吸自由空气。我们不是甘地、曼德拉、翁山苏姬,大概也轮不到我们去当甘地、曼德拉、翁山苏姬,没事监牢也不会随便让你进去白吃白住的。作为一介凡夫俗子,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但也不必幻想自己会成为历史伟人。我们的现况虽然算不上尽如人意,但也不至于糟到需要采取玉石俱焚的激烈手段,这不是贪生怕死,只是没有必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大家都认为日子其实还混得挺好!
(摄影:李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