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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他们从国家电台、电视台，或他们的孩子刚从城镇带回的一些杂志所得到的城市资讯，都不太能真实反映都市人的真实面貌。内陆人从城市主流社会所得到的资讯，往往是过于美化，且是片面的。

“在都市，你若没一部交通工具，就等于没有了一双脚。你如果是单身，就买电单车。如果有了家庭及孩子，你就被逼要买汽车。”我开始介绍都市生活了。

“骑电单车是蛮危险的，随时都会被粗心的汽车司机撞个正着。无论高速公路或任何的商业中心，公路上塞满了汽车，有些汽车司机耐性不够，冲黄灯、闯红灯。粗心大意的汽车司机，随时都会让电单车骑士成为公路意外的无辜牺牲者。”

接着要慢慢讲解西马，甚至东马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弊病。

“拥有汽车，人们就进入奴隶阶级。每个月你都必须准时摊还银行贷款，还要买汽油，缴过路费、泊车费、路税、保险费、维修费。”

出入靠双脚或舢板的内陆人，难于想象什么叫车奴。他们也难以理解为何有些人可以为了一个泊车位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

“都市人回到家都战战兢兢打开信箱，因为信箱里往往塞满了催收金钱的账单，和各种奇怪信件：电话费、信用卡费、电费、水费、所得税、汽车供期、交通罚款信、律师信、邻居投诉信、大耳窿“给你方便”的宣传单…”住在内陆的朋友，有的一生都不曾见过邮差，听了这些话，双眼睁得大大，难以消化我到底说什么。

“在都市，人们没法认识彼此的邻居，他们不要你认识他、打扰他。当然，你也不希望你的邻居有事没事就来纠缠你，邀你买直销产品或人寿保险。邻居之间会尽量回避深入的接触与了解，他们保持“礼貌点头”的距离。都市人居住的地方也许很大、人很多，但互相认识的其实很少。”

“你看那些驾大车的人很有气派，很得意，其实先别羡慕他，因为若近距离了解，可能你就要可怜他，因为他有可能是一位被债务压得吃不下饭、睡不好及须要定期看精神科医生的人。精神病医生在大都市的生意好得不得了，病人需要预约才能见得到，收费也非常昂贵。‘精神病’这个名词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不是我一时半刻就能说得明白的怪病。”

心想，卡奴、债奴、精神病等这些城市的光怪陆离现象他们也是闻所未闻，有时间才进一步向他们解说。

“处于现代生活的都市人，没办法逃离金钱与政治的束缚，无时无刻不在为金钱抓狂，无时无刻不被政府严密的监控。套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说法，现代人其实是活在监狱中。这，又是你们这些还活在传统生活环境中的自由人所不能理解的。”

用了一个小时简略地描述了城市人所面对的困境之冰山一角，还没进入低下层包括来自东马原住民在西马的困境、族群隔离、宗教及文化差异与歧视，已让一些内陆人面面相觑，好生错愕，有的还不太肯定我所说的是否属实，一脸惘然。

“居住在吉隆坡这么久，那你是否也患有精神病？”坐得最接近我的一位内陆人坦率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也不肯定我的精神是否出了问题，那是要医生的检查才能有的答案。但我肯定大部分活在‘安安稳稳’、‘舒舒适适’、‘合理又民主’的城市人，都会把那些不愿出来城市，融入现代化社会、言行举止和思维都与他们一致的内陆人视为不正常、有病的人。”

摄影：廖天才（马来西亚）

2013年的6月，与几位西马城市朋友到一个叫弄拉迈 (Long Lamai)，接近印属加里曼丹边界，极为偏僻，堪称与世隔绝的本南村落拜访。

我们从美里驱车，耗时9句钟（其中6个小时是在颠簸不平的伐木山路上奔驰），先抵达一个叫弄邦雅（Long Banga) 的肯雅族村落 ，在一位村落朋友家留宿一夜，第二天再从弄邦雅村徒步，在森林小路不断穿越、漫步，一个小时脚程我们才抵达目的地。

本南族是砂州27个族群中，最迟接触城市文明，也最迟才定居下来的民族。在总人口一万七千人当中，仍然有大约三百本南人选择过着游猎不定居的生活方式。

来到弄拉迈，我们先拜访村长。作为村落领袖，他即刻显示地主之谊，马上答应我们的请求，让我们在他的家住宿一夜。

我们来的目的，是想亲身观察及了解内陆人的生活文化，但我们的时间毕竟有限，只能短暂的接触，表面的认识；不若研究人类学的研究员，一呆就是一年半载，详细考察与纪录，得到较全面、完整和深入的数据与资料。

这时，村长太太说：“隔壁住着三位来自西马城市的年轻人。他们来这儿将近一个月了。”3位刚完成大专学业的年轻人，由某个教会委派来这儿，负责教导几个孩子应付即将到来的政府考试。

教导补习的其中一位女生跟我说，与这村落的孩子们及村民们生活在一块，令她感到自然及愉快。她说：“孩子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没那么快，但他们的父母一点也不在乎，从来没强求孩子学习理论知识，让孩子没有心理压力。”后来还补充一句：“这里的父母没有功利之心。”

再几天，这3位“补习老师”就要结束他们的“使命”班师回朝去。女生说：“真舍不得补习课程这么快就结束，给我多住一个月，我也愿意。”欣赏她的观察力，好一句“没有功利之心”之外，也让我微感意外，她竟然已经爱上这里，舍不得回去了。

内陆人少功利之心，与人相处相对真诚。他们相处之道就是坦诚、友爱。也许他们还真的不知何谓城市人所说的“公正”，因为若大的巴南内陆地区，几十个村落都找不到一间警察局，也意味着内陆人不懂公法。村落与村落、村民与村民之间是如何维持和谐？靠的是习俗法、友爱。亚里士多德不是说了吗？与公正相比，立法者应更重视友爱。

偏僻的内陆，每个村落形成的社区不大，人口少，生活范围小，彼此都互相认识，每个人所获得的自然生存资源都可以共享。每个家庭的私有物少，社区共有的生活空间与资源相对多，提供了村民之间、村落之间友爱的有利条件。

生活步伐缓慢的内陆人，没什么好争，名望、财富、地位、权力，看来都与他们沾不上边。法兰西•培根说：“友情的先决条件是平等。”内陆人之间似乎就是拥有了友情的先决条件。

一位来自瑞士，在巴南内陆建造3座吊桥，与本南人一齐生活超过13个月的克里斯说：“内陆人有的是纯净的灵魂。”

你想不想也接触、认识灵魂纯净的人？

摄影：黄汉初（马来西亚）

这是一部纪录片，片长49分钟，拍摄年份是1935年，拍摄地点是在婆罗洲岛西部一个非常偏僻的村落。Long Lat就是这个村落的名字。

1935年，世界第二次大战正在酝酿着，或说，正在开始燃烧着。荷兰早已把印度尼西亚占为己有，婆罗洲西部大片领土也不例外地被荷兰所侵占。

此时，却有一支荷兰摄影队在Baron Victorvon Plassen的带领下，乘长舟多日，深入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进行拍摄工作。

“捍卫巴南行动委员会”主席，也是反巴南水坝计划之虎的菲力•兆 （Philip Jau）与《当今巴南》去年联合组队去巴南内陆各个村落进行反水坝教育工作，讲座会之前，我们都会播放这部短片先让村民观赏。

无论是加央、肯雅或本南族村民，无不喜爱观赏这部短片，而身为加央族的菲力•兆，也不知重覆地观赏这部影片多少次了。在Long Pilah这个村落播放这部影片时，我向菲力说：“这应该是你第50次观看这部电影。”菲力笑着说：“我还是觉得不够，太有味道了！”

49分钟的短片，描述的是村民如何将重重的物资（摄影队的拍摄器材），以长舟长途跋涉、逆流而上的运载去村落。当时并没有引擎，长舟是用人力来划动。遇到激流险滩，长舟里的船员尽显其合作精神，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配上精湛的划船技巧，克服了一关又一关的险滩。

当遇到河床低浅的险滩，长舟的船员要一起动手把船内笨重的物资一一搬离长舟，将长舟重量减到最小，好让长舟能浮到水面上，再以人力拉动长舟越过险滩，然后把物资重新放进船内，继续划动向前。

内陆人从小就与船为伍，每个人，尤其男人，在长期的劳动下，身上的肌肉呈现天然的健壮线条；脚腿和胸部肌肉，犹如经过健身训练般的突出。

Long Lat村落并不在河边，而是离开河边有一定的距离。这时，船员必须把船停下，把重重的物资扛在肩膀，赤着脚，在杂草小径轻快移动身体。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动作：健步如飞。

这时候，影片开始进入主要内容：村落的健壮老年人将一只在森林里捕获的野猪背回村落、稚童光着身子爬上矮树玩、中年妇女还光着上身，细心地饲养家禽、光着身子，只有一件布缠着腰，肚脐一片布垂下，刚好遮挡着重要部分的中年村民，在屋外高塔的“小楼”里，努力地在一快长方木钻孔，几经辛苦才完成一支上乘的喷筒、一群小童跃进河中比赛泳技、年轻的姑娘帮忙捉鱼、烧竹筒饭、烧烤山猪肉、闲空时部分妇女及男人以吸土烟和吃槟榔来得到额外的生活调剂、整村人以合作参与的方式共建一座全新的长屋等。

砂州许多原住民祖先都源自加里曼丹，山区内陆民族如加央、肯雅、加拉必族等，由于居住的村落交通非常不方便，城市文化较难侵入，多个内陆族群的传统文化及传统生活习俗保存得相对完善，他们对影片《Long Lat》里头的生活文化都非常的熟悉。

影片里所呈献的部落人生活方式，与大自然关系密不可分。村落中，人与人的关系亲密不可分离。即使是现今的内陆村落，这样的情况还延续着。相比之下，城市人关系的冷漠与疏离，卡缪笔下人的焦虑与不安、孤独与沮丧，城市人“拥有”许多而内心一片纷乱，与内陆人成了很大的反差。

当城市人拥有产业、汽车、职位、衔头等等，他们的灵魂其实已经因为焦虑于各种的“占有”而变成了“灵魂的俘虏”。反观与大自然贴切生活在一块的内陆人，没拥有什么，却享有真正的自由、愉快的生活与纯净的灵魂。

摄影：廖天才（马来西亚）

古希腊哲人如此定义恐惧：一种由于想象有足以导致毁灭或痛苦的，或面对迫在眉睫的祸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绪。

阿里士多德说，祸害若离得得很远，人们一般是不会在意的。人人都会死，但人们不会想像死亡的距离就近在咫尺，所以，人们对死亡不会太介意。

或许某一天我们忽然接到一个信号，提醒我们现实中即将面临一个重大的危险，或，某个敌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却搞不清他来的用意，他默不作声的两眼望着着你，惊慌与失措的恐惧感也许能让你血压骤然升高一百。

阿里士多德认为，性情暴躁却直言不隐的人，比起性情温和、说话支吾却阴险恶毒的人更令人可怕，因为人们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要采取行动，或，他要隔了多久才会有所行动。

没有任何人会说他自己是不会被任何人所伤害，也就是任何人都会惧怕被人有意或无意的伤害。海德格尔说，只要人存在着，惧怕与担忧的情绪总是时隐时现。他进一步说；“怕主要是以遞夺方式开展此在”，既是，人惧怕、担忧自己的东西会失去，多过担忧、害怕别人的害怕（根据阿里士多德《修辞》对惧怕的分析，害怕的对象，其中之一就是害怕别人的害怕）。怕使人迷乱，使人魂销魄散。海德格尔接着说：“怕是现身的样式”，这恰恰是每个人心理内在的存在样式，人们始终都想要将心中的害怕祛除、与心中的害怕“奋斗”。

日常生活人们烦忙诸多事物，以致忘却了想像、顾虑潜在的或远或近的危险。空闲时人们急忙寻找娱乐，避免思及令人迷乱的潜在威胁，把自己置于“日常平均状态”之中。

政治上，马基雅维利教导统治者，为了社会的秩序及国家的统一，采用残暴比仁慈来得有效。不少统治者相信，对少数个人残暴，若能换来大多数人的惧怕与服从，让整体社会获得“次序与稳定”，其实是一种真正的仁慈。

当然，统治者不必自己执行残暴的任务，交由部门手下去干，统治者本身则要经常出现在宗教、慈善机构的场所，于人仁慈的印象。

马基雅维利虽是16世纪人物，他的政治观点力透现代，影响不绝；希特勒、毛泽东、马哈迪、李光耀都拜他为师。现任首相纳吉会否青出于蓝，胜于蓝？

极权暴政之下，惩罚、警告、恐吓不断，人民内心一片恐惧，社会鸦雀无声 。识时务者这时会纷纷站出来赞颂统治者英明领导，明哲保身之外，还有可能获得庇荫，升官发财。

有例子举出人们无惧暴政，反抗到底的吗？有，2400年前的苏格拉底，不愿被封口、不愿接受国家的诬赖，宁死不屈，最后饮鸩而死。文艺复兴时代英国作家汤马斯•摩尔 （Thomas More, 1478~1535），拒绝承认当时的英国国教、效忠英王，而宁可命丧断头台。

能够示范恐惧的反面，即有胆量的人，确实不多。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他叫克里斯，年前在砂州美里一间廉价旅馆遇到他。当时他同在客厅边低头看书边思考，我好奇的问他来自哪一国，来这儿多久，准备去什么地方玩。

“我来自瑞士，明天去巴南内陆。”

“巴南内陆？”

我好奇得几乎要从椅子跳上来，因为那个我熟悉的名词万不是普通观光客所能随意说得出口的，更何况他说明天就动身去。

你去内陆的那个村落？去做什么？

他迟疑一下，欲言还休。我不得不赶紧自我介绍，让他知道我与执政党或任何政府官员没有挂钩。

“我是去弄沙益（Long Sait），在这个本南村做一座吊桥。”

“那，你之前在另一个本南村叫弄拉芒 (Long Lamam)做了一座吊桥？”

“是的。”

“你是布鲁诺•曼瑟基金会派来建造吊桥的工程师？”

“对，第一座吊桥，用了8个月完成。第二个吊桥，也就是现在正在建的，看来只需3个月就能完工。下个吊桥计划在弄阿真 (Long Ajeng) ，估计一个月就能建好。”

“为何建造速度愈来愈快？”

“经验啊！最初的时候不懂村民的语言，沟通上有些困难，时间上就用长了些。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让我从错误中学习，更改一些方法与技巧，顺利多了。”

“你现在能和本南人沟通了？”

“是的，能勉强听懂及说一些本南话了。”

“强啊你！我到过本南村几次，也只懂一两句而已，你一个欧洲人，竟然可以在本南村‘蜗居’这么久，掌握到一些本南语言。建造费都是布鲁诺•曼瑟基金会支付吗？”

“是的。”

“第一座桥耗时8个月，第二座是3个月，那表示你在本南村落已经超过一年了？”

“是的。”

“深山野岭的村落里，除了本南村人，一些印尼临时工人，你是唯一的欧洲人？”

“对。”

“如何打发工余时间？”

“看书及看电影。我每次出来城市，就要上网下载多部电影拿去村落。我这次出来城市，都是因为在内陆发烧，担心患上骨痛热症（登革热），赶紧出来城市求医，幸好不是骨痛热症。”

“明天如何进入内陆？”

“从这儿（美里）坐（小）飞机去弄阿卡（Long Akah），再看是否有人刚好去这个村落，否则就坐伐木公司的维修队吉普车。”

去年尾我有机会去到弄沙益村，看到克里斯所领导建造的吊桥。走过吊桥，我想像克里斯造桥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从城市买原料如洋灰、钢索，安排运输罗里10个小时载到士隆尔镇 (Selongoh)，还不算太困难，如何把洋灰、钢索从士隆尔搬运去弄沙益，我就实在无法去想像，因为这段路途，只能靠水路，用小舟运载约2个小时。小舟如何能承载笨重的钢索？

无论如何，克里斯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完成了3座吊桥，据说也已经回去了瑞士。

这种吊桥若由政府建造，建造费动辄就是布鲁诺•曼瑟基金会免费兴建给本南村的吊桥的几倍或几十倍。

克里斯一年多的努力与付出，他获得了自我增值了？增值之后能否在未来换取自身的幸福与快乐？他来之前有思考、去问这样的问题吗？我不懂。至少，他勇于接受这个挑战，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完成了使命，想起这段时期的种种，他应该更能感受生命的踏实。

摄影：廖天才（马来西亚）

照片所示即弄沙益吊桥。

带城市朋友进内陆，有时候稍微担心的是食物问题。

荤食者问题不大，素食者有时候还真要委屈他们了，因为多天在内陆多个村落行走，可以耐久的菜类在头三、四天里就会吃得七七八八。最后的几天，也许就要吃罐头菜，配上一点村民从森林采集的野菜，才能度日。

外人去内陆若人数多，食物是个负担与压力。越是偏僻的村落，尤其本南村落，我们越需要自备足够的粮食进去。否则，真要入乡随俗，有什么就吃什么，才能安适度过。

由于内陆没电流供应，村民没冰箱储存肉类，不能携带生肉进去。所以，在内陆的多天日子里，除非碰巧山猪季节或鱼的季节，才能吃到新鲜肉，否则只能吃罐头肉。

在山猪季节或干旱季节，猪肉与鱼肉会通常蛮容易获得，用金钱就能买到。内陆人的金钱欲不强，私心不重，不会因为是外人而抬高价格卖。

你若在鱼的季节探访我们的内陆村落，而村民刚好捕捉到品种鱼如锡马（Semah）或忘不了（Empurau），他们极愿意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卖给你。这时候，你要记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说的话；“金钱是供消费的，而消费应以荣誉或行善为目的。”

我们城市人使用／消耗内陆的自然资源，城市的金钱却很少流进内陆，内陆人要赚取现金机会不多。但，这不代表内陆人不必以金钱换取生活必需品，实际上内陆人离开物物交换的经济模式已有一段很长的岁月，过去他们是以一些森林资源如藤、树脂来换取少许金钱，以购买日常用品。他们时间多花在耕种山稻、打猎、捕鱼及采集野菜。如今，有的内陆人也种植橡胶树、油棕等经济农作物。但限于交通不便，他们也只能小量耕种，再以小量的收成换取小量的金钱。

内陆人需要金钱购买汽油，让发电机在晚间操作数个小时，驱赶漆黑的夜晚。若有严重病需要到城市寻医，内陆人绝对需要金钱来解决交通费。即使小病小痛要去附近村落的诊疗所，没有交通费确实是很头疼的问题。

不懂得种植经济农作物的本南族，需要靠出卖体力，翻山越岭徒步去附近的族群村落（加央族及肯雅族）搬运供建造长屋的河沙河石，换取微薄的金钱。重重的沙石压在年长的身体，今天所得到的微薄酬劳，他日也许要以周身病痛作为代价。

内陆人原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政府剥削他们的森林资源、整体社会人士遗弃遗忘了他们的存在，而使用着森林资源的我们有时候还在问：“内陆人懂得使用金钱吗？”

（照片由作者提供）

只要你情我愿，没有造成对别人伤害，爱情应该是个人的事。但在西马的政治社会里，它往往变得很复杂。

好，这里说个小故事。

一位来自伊朗的青年，来吉隆坡某大学继续深造，不久，与一位也在该大学继续深造的本地华裔女生堕入情网。

毕业后，女生继续在政府中学教书，伊朗青年则在本地谋求工作。

恋爱成熟的人都想组织家庭，过一般人的生活，于是，他俩跑去登记局注册。官员问伊朗青年：“你的女朋友也是穆斯林吗？”
“不是。”
“那就不能注册啊！”
“为什么？”
“你是穆斯林呀！”
“谁说我是穆斯林？”
“你的名字有个阿里的，怎不是穆斯林？”
“名字与脑里的想法，怎么可以变成等号？”
“那你如何证明你不是穆斯林？”

伊朗青年对我说，当下他很想买一罐啤酒喝给官员看。

官员过后理性地说：“你向你的国家要求一封信，说你不是穆斯林，才有望得到这里的注册。”

“这怎么可能？我回去申请这样的文件，伊朗政府马上就要我吃咖喱饭啊！”阿里这样对我说。

得不到马来西亚的婚姻注册，加上他已经完成大学的研究工作，学生签证届满，只能以旅游签证逗留，每3个月就要出境一次，让他感到吃力。

没办法，于是他俩跑去美国注册。

马来西亚国家法律的野蛮无理也算了，他们还得面对社会的歧视和排挤。

在中学教书的太太，被华裔同事责问和嘲笑，说：“你怎么会爱上一位穆斯林？这里的华人男子很差劲吗？”

阿里回去太太的家乡见太太的家人，得到不太友善的对待。阿里为了消除岳父岳母对伊朗人一定是穆斯林的偏见，大方的吃猪肉。阿里在伊朗大学念哲学，对宗教本就不热衷的他，对伊斯兰教义产生了更多的疑问。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是无神论者。可是，他的岳父岳母就是不太信任他是否真的不相信伊斯兰教，还是为了讨好他俩，故作姿态而已。

在大学当助理研究的那段时期，阿里经常被一些马来同事问：“你干嘛要和华人结婚？”

两人的日常生活，难以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平常不过的异族爱情，在西马社会环境里要面对不公正的法律与广大社会的歧视。这样的国家与社会，不是疯癫了吗？

（摄影：周嘉惠）

四轮驱动车正要离开美里（Miri），朝往巴南（Baram）内陆方向前进。

车子缓缓地在交通灯前停下，我向车内的国内外朋友温馨提醒：“你还有大约30分钟的时间，可以透过现代科技产品向你的父母或爱人道别。半个小时之后，你将与现代科技通讯网络脱钩，几天内都是‘与世隔绝’。”

在香港大学教书，一个月前还去过内陆一趟的陈允中细声说：“与世隔绝，感觉良好。”

半个小时后，车子离开了城市约50公里，通讯网络线转弱。不能将注意力放在手机网络上，于是，大家开始把时间、精力放在交谈，开始对某些事提出各自看法，相互交流。

我们这些城市人进入内陆，身上其实带着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如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罐头食物、录音与录影器材、电脑、播放器等。当然，还包括了睡袋、药品。

进入内陆的伐木山路，我们就可以亲睹现代机器如何快速的将森林树木砍伐，并运载至城市；自然资源快速地转换成权贵的财富。

进到内陆的肯雅族村落，大伙儿发现，村落人其实也是有现代科技产品的消费者：烧菜的煤气炉、发电机、洗衣机、收音机、电锯。

河流仍然是内陆人重要的交通要道，村民使用的舢舨，不再是用木桨，用人力去划，而是用引擎来推动。

然而，村民的生活作息，大部分还是依靠人力，用传统自然的方法来运作。

种稻；村民都种稻，以人力把斜坡的丛林杂草清除、晒干、燃烧，然后在土地插洞，放置稻种。稻谷成熟时，村民以人力来收割、晒干、储藏。

打猎；村民使用舢舨，或徒步进入森林寻找动物。捕获动物，有时候也是用人力把它搬回村落。

捕鱼；抛渔网或将渔网放置在河里，等待鱼儿闯入渔网中。

妇女则帮忙编制草席、篮，制渔网、补渔网等。

白天的村落很宁静，没有任何机器声音来干扰你。走在小径，你可以聆听多种鸟兽昆虫所发出的自然的、美妙的声音。

村民忙完农耕，又忙捉鱼和打猎，剩余的时间都要做其他事情如修补家里陈旧的木板，或动手兴建新的长屋。

少了现代科技机器的运用，生活步伐缓慢些，村民透过群策群力、互相帮忙来克服生活所面对的难题之外，同时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与互信。

轰隆隆的现代科技产品，让人感觉方便、看似帮助人类达到更大的幸福生活，实际上也全然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被产品制造商全然地操控我们的感觉和生活，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地侵蚀与主宰我们的感官与想法。

当我们独自在房间里用电脑或手机与外边世界取得“联系”，消磨大部分时间的当儿，以为获得了许多人的“关注”与“肯定”，我们的内陆村落人仍然用自然的方式与社区内的人，面对面、眼对眼，零距离的沟通与交往。我们活在虚拟世界，村落人却活在真实世界里。

现代科技让现代人感觉“方便”与“舒适”，其实衍生无数人类所预测不到的后遗症，逐步危害我们生存环境而不自知。我认为为数不多的内陆村落的宁静、和谐的传统生活方式，更值得保留。

（照片由作者提供）

在孟买城市的快餐厅，将吃不完的薯条打包。出到门口，几位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的儿童奔了过来，伸出没肉的细手，小眼睛望着我手中的东西，露出无限盼望的眼神。

“你不能给街边孩子任何的东西！”还没到印度之前，朋友就给我这样的劝告。

这几位孩子，本该穿着整齐清洁校服，坐在课堂，听老师的教导，为社会与国家之未来做准备，如今却是没鞋穿，衣服破烂肮脏，营养不良状况显露无遗，痴痴地等待我的决定。

朋友的劝告早就忘了，也不管手中的薯条够不够分配，心里想着，拿出来，分出去就是。怎知薯条一拿出，更多的儿童从四面八方奔跑过来。一瞬间，眼前的儿童不是几位，而是一大群。

非洲大陆有更多不幸的孩童。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与索马里这几个东北部国家，周期性地面对干旱气候的袭击。单在2011年，长期的干旱造成千万人口变成饥民，数以万计儿童活活饿死。

一位饿得无力爬动，两手扑在地上，脸部朝向地面，奄奄一息。儿童背后站立一只饥饿的秃鹰，两眼露出凶恶的眼神，耐心等待儿童死亡的到来，准备将他果腹。这张照片，你肯定见过。

最近的叙利亚内战，一半的国民争相要逃离他们的国家。 8百万人在国内无家可归，4百万人逃往邻国注册成为难民，25万人在战乱中死亡，其中就包括了许多不幸的孩童。

难怪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美国学者大卫•弗兰契博士说：在西方，人们关心的是他们在晚年会否患上癌症或其他疾病而导致他们的死亡？在非洲，人们最要紧的是争取活到5岁。

马来西亚积极地要发展成为先进国，但我国的许多原住民之生活水平和条件，远远的被抛在后头。他们居住环境多没自来水、没电。陈旧的屋子，客厅空空，没任何家具、烧饭煮菜所用的是木材，有时烟雾会将整个屋子笼罩。因为没方便的自来水系统，人们的卫生意识也不强，孩子多患病。

无论是印度、非洲，还是我国，低下层的家庭最迫切需要的是，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前提是，国家制度要被改善。

这时候，我不期然的想起英国前首相的那句话；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就是，不平等地分享幸福；而社会主义固有的优点是，平等地分担苦难。

（摄影：黄汉初。本南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