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子二月文章二之二:

原生家庭与语言传承/驴子(马来西亚)

近日巫英报章一则题目为《华小生对学习马来文没兴趣》(https://www.nst.com.my/news/nation/2023/01/871345/sjkc-pupils-not-keen-learn-bm)的新闻报道引起全国很大议论。12个华教团体指这则报道不但误导民众且伤害了华小,向警方报案,要求警方援引煽动法令展开查。警方调查后发现该报道内容无煽动成分,华团决定不追究此事。

我就这篇文章在脸书上分别读了华裔与巫裔网民的观点。华裔网民一般认为“华小国语课本的用词过深,学生不感兴趣”、“国语课本内容枯燥”、“孩子就是觉得英语比国语容易”、“用母语(华语)比较好沟通”;巫裔网民一般认同华裔的国语掌握能力差是因为对学习国语没感兴趣,有者重提国内不应该有多源流的学校(他们似乎忘了国内的国际学校)。

我不明白巫英报记者为何是“针对”华校生来探讨这个课题,因为其实不少巫裔也不见得能说标准的国语。与其写华校生“对学习马来文没兴趣”,还不如写一篇《如何提高华小生学习马来文的兴趣》。当然,这就是教育部的工作了。

话说回头,华小生对学习马来文没兴趣,那他们对学习华语就有兴趣了?那倒不以为然。根据我观察所认识的华人朋友家庭发现,有一大部份的父母都不完全以母语(方言或华语)来与孩子交谈。即便父母本身是华校生,英语讲得半桶水,他们还是要混杂一两句英语跟孩子沟通。他们的解释是希望孩子能提早接触英语,尽早熟悉英语这国际语言。父母也会为孩子购买一些英语书籍。有者甚至宁可花大笔钱让孩子上国际学校,不打算让孩子上华小或独中。

多年前,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报导。一对华裔夫妇送独生子上国际学校,后来因为没钱让孩子继续在国际学校读书,而喊穷要求民众捐款。这是一则相当可笑的“新闻”,那是多年前,那时谁都知道有钱人才会送孩子上国际学校。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还谈什么让孩子读国际学校?回到现在,我十分惊讶身旁已不少友人将孩子送往国际学校就读。而这些将孩子送去国际学校的父母们,本身不是大富大贵的有钱人,也不是什么专业领域的专才,他们不过是“有点钱”而已。难怪国内的国际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可想这已是民众对教育期盼的一大需求,以为国际学校就是让孩子成才的梦工厂。

我的心里因此冒出了疑问:学华语有让孩子丢脸吗?

我不否认英语在全球所占的重要位置,多学一种外语有利无弊。在英语系国家,学习并掌握好英语是一种必然,孩子无法学习母语也属无奈。然而,在马来西亚,我们拥有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我们的父辈都能与我们使用母语沟通;反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却放弃用母语与我们的孩子沟通!

譬如,母亲的原生家庭以广东话交谈,父亲的原生家庭以福建话交谈,父母为了“方便”教育孩子,便只与孩子说华语,因而孩子只谙华语,对广东话与福建话一窍不通。而现在很多父母选择与孩子在家里说英语,连华语都不用。有的小孩固然因此而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有的小孩因为父母在家不以母语与他沟通,又无法以标准的英语教导他,以致小孩无法掌握母语的同时也学不好英语。

试问,我们的孩子还有多少人会说会听父母的方言?当我们连学习华语都放弃的时候,还谈什么维护华族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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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子二月文章二之一:

与二叔的一席谈话/驴子(马来西亚)

  第15届全国大选结束后几天,新政府还没正式成立,我们便自驾南下探访二叔。这是我国两年多冠病疫情笼罩后,我们的首次南下探亲。我们中午启程,一边行驶在南北大道,一边追听新闻。傍晚时分,我们终于抵达二叔的家。这时刚好电视新闻播放安华宣誓成为我国第10任首相。

  二叔迎接我们入屋。屋里只有二叔一人居住,他的两个孩子在澳洲成家立业,二婶也去了那儿含饴弄孙。我们问二叔何以不搬去澳洲与孩子住一块,二叔欲言又止,表示只想以后到处旅游,不愿意参与孩子们的家庭生活。

  二叔倒了茶水招待我们。借着这次的大选结果,他跟我们津津乐道谈论马来西亚的政治演变,从第一任首相东姑、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到新任首相安华。二叔即将步入80岁,知道许多我们在课本上读不到的历史。

  话题一转,二叔提起了他的兄弟妹,包括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正值壮年时不幸遭遇车祸,语言与行动能力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无法很详细跟我们说起他的事,更何况他老人家已去世了。关于父亲的故事,我们当然要洗耳恭听。

  我们的父亲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公公是个穷木匠,早年回中国将婆婆迎娶回马来亚。由于弟妹众多,父亲是兄长,小学毕业后就得工作帮补家庭。那个年代的就业机会不多,父亲还当过建筑工人。之后他靠读补习班来考取初中文凭。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父亲年青时一介文弱书生模样,那双做过不少苦工的手还写得一手好字呢!

  二叔自嘲他与我们的父亲是难兄难弟。二叔是个好学的人,与父亲同样因家贫无法升学,边工作边攒钱上夜校苦读考入本地大学,却因无法交缴学费而含泪退学,这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他将他的求学梦交给了他的孩子去实现,夫妻俩省吃俭用将两个孩子送往新加坡读书、供他们读大学,直到他们皆不负所望成了专业人士。

  二叔在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感慨自己的一生坎坷,诸多不如意。我们觉得曾经当过海军的二叔,人生精彩颇多斩获,孩子长大成才也很懂事,他的人生怎会是坎坷呢?作为晚辈,我们不好反驳他的想法。无可否认,二叔对自己一生经历的看法,大多是因从小家境贫困艰辛而来。

  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背景会潜意识里影响我们的人生观、金钱观、对孩子的教养与教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对其他人的态度等。与原生家庭的关系越是紧密,受到的影响越巨大。二叔因为从小家庭经济拮据无法升学,因此他格外注重孩子们的教育,与他的谈话内容少不了就是问起我们的学业成绩、职业成就。有时我们难免会觉得他的想法很功利,但也谅解他能走过一切苦难,实在很不容易。

我们第二天还搭了巴士过长堤到对岸的新加坡拜访三叔。在二叔的家住了两晚,我们便告别回家。这一趟探亲,是我们与父亲原生家庭的再一次联系。叔叔们的年纪都很大了,这一道别,下一次不知何时才有机会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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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祖国/江扬(中国)

旅美作家周游有感于出身的局限,写到:“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是没救了,生长在缺乏信任,动不动就你死我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环境和时代,移民到国外也不可能脱胎换骨。不过我欣慰地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出生的新一代中国人,他们都比我们更加阳光,正直,优雅,更加崇尚人道和公平,他们一定会改写中国人的形象。而我们只好把那些不够高尚的生存哲学在执行下去的同时,隐藏得低调些,再低调些,让年轻人不被影响,不被拖累,让他们有机会进化成更好的人。”这一段长句既充满了世事的通达,也多少表达了对自己出身的无奈。放大来看,这其实是对“国民性”的无力感。即便我们还对“改造国民性”尚存一丝希望,那么它只能着眼于虚无缥缈的未来——现实总是被历史的幽灵缠绕,所谓的文化改造对现状常常无能为力,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出出暴力革命上演。

个人出身体现的“群体性”是性别、种族、民族之外的一个无法选择的却经常被忽视的个体属性。原生国籍、原生社会、原生家族带来的“原罪”与肤色性别一样与生俱来,难以更改。一国之内,它表现为司空见惯的地域歧视。比如我们固然可以不断提醒自己“上海人并不总是斤斤计较”,“东北人并不总是蛮横无理”,“山东人并不总是歧视女性”,但当这样的成见与现实遭遇吻合时,人们总是不禁暗叹:“不愧是**人。”当然这样的歧视对于上海的伤害远不如其之于河南新疆这样的相对落后地方,毕竟有钱人常常对歧视有更强的免疫力。对某个群体的偏见走出国门,它就是符合大众心理却政治不正确的国籍出身歧视。例如,世界舆论场多少存在着一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身的成见,出身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人们多少都有一些“国籍羞愧”,因为他们的出生国长期隔绝于占主流话语权的西方世界之外,且处于相对贫困的一侧。同样是华人,一个中国大陆出身的人,就与非大陆体系的有格格不入之感。一个福建人与数千公里之外的东北人的共同之处也许大大超过与他一水之隔的台湾人;而这个台湾人或许对美国华人也比对他的福建邻居更亲近。矫枉过正之后,来自这些被歧视国家的移民中则出现了“皈依者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的现象,即努力与自己的出身切割以向移民国证明自身的忠诚,这进一步加剧了既有的“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刻板印象。这都是出身原罪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延续到移民二代三代而不绝。

在社交网络放大了社会保守排外顽疾的今天,无论是地域歧视还是国籍歧视,都迫切需要各式“政治正确”去校正。但在眼巴巴等着“政治正确”来伸张正义之际,总有人寄希望于原生祖国来撑腰壮胆。似乎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就能挺直胸膛了。这个论调的逻辑是有钱了,歧视也就渐渐消失了。且不说“祖国强大”这个目标是否能比“政治正确”的正义更快降临,问题是它与“以暴制暴”的正义并无本质区别,强权带来的正义终归不那么令人信服。更积极的对待方式则是加入广泛的平权斗争,意识到“国籍羞辱”亦是“种族羞辱”“性别羞辱”的一部分,为“政治正确”的正义早一天到来而努力。这比上一种粗暴的“祖国强大说”多了一些理性的成分,但将一切问题归因于外在歧视仍然是一种思维惰性。歧视可以导致羞愧,但告别了歧视并不必然抚慰羞愧。更何况破除表面上的歧视容易,拉近心理的距离却难。你可以要求消除憎恨,却无法制造亲密。“国籍羞愧”或者“文化羞愧”的根本原因来自于系统性的差异与隔阂,由此导致的不自信可能表现为唯唯诺诺的自卑抑或是傲慢冲动的自大,但希望直接产生自信平等的交流只是不切实际。实际上这样的自信不对称不仅存在于华人群体之间或者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只要人类社会尚未根除不平等,自信不对称就存在于所有群体。因此,理性来说,一方面须明白出身于“你死我活”“缺乏信任”的社会并非个体原罪,不是个人可以选择,并无必要因此羞愧;另一方面则不断对这种并不体面的生存哲学保持反省,尽力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像年轻人那样更加阳光、更加自信地去接受乃至改变文明社会的明暗规则。这也许是强调“政治正确”斗争之外的更加漫长的正路。

原生家庭/李淑娴(马来西亚)

小时候家里经济环境不好,但是每逢农历新年前,妈妈还是坚持给我们几姐妹买新衣过年。

她都是一个人带着我们四姐妹搭了整个钟头的巴士连逛几家mall,一逛就是几个小时。一人带着4个小孩,想到都觉得累。

她会先和我们约法三章。不,不是约法,而是命令:我们外出的这几个小时,不能吵喝水,不能吵上厕所,不能吵累,不然……

她没说后果会怎样,我们也没问不然会怎样,都只是乖乖的听话,跟着她“浦”,一浦就几个小时。

现在妈妈也时常邀我们陪她逛街, 如果不是太忙,我们一定奉陪。时间地点都是她定,她的御用司机(她的孙女) 就会负责载送。其实也没有真正血拼,只是闲逛,吃点东西,陪妈妈说说话罢了。而且妈妈也不能走太久,没走多久她就要歇一歇,喝杯咖啡。


每次她喊累时,我就会问她记不记得以前她带我们外出前开的“条件”?她都会理直气壮的说,那时是我一人带你们4个啊,然后就咯咯咯的大笑起来!

是的,如果换着是我,带着几个小孩,我是宁愿不外出的。

如今妈妈还是习惯性的买新衣过年,而且尽可能选的都是鲜色,大红的最爱。除夕晚团圆饭后,她一定show off她的新衣,一定会说:“看,多漂亮!”

“是的,你觉得美就好。”我们几姐妹都会不约而同的回答。

是的,妈妈高兴就好。

(都说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很深,我完全同意。父母对我们无私的疼爱也造就了我们姐妹间深厚的感情,感恩!)

我的外公外婆/肖玉(中国)

在我儿时的生活里,没有父亲的印象,亦很少有母亲的影子,那些日子里,始终不离我左右的,除了两位哥哥,便是外公和外婆。他们进入我的记忆,已是定居天台以后的事了。我们是逃日本鬼子,从杭州到天台的,当时住在天台东门后陈村小祠堂的平房里,村里的人都姓陈,沾亲带故的全是亲戚,就我们一家外路人,不过他们倒也不欺生,对我们挺友善的。

由於父亲离世,生活无着,母亲责无旁贷,外出谋生,便将我们兄妹三人托付给外公外婆。母亲的薪水极其微薄,要糊一家七人(我们四人加外公外婆和小舅)之口,无异于杯水车薪,无奈之下,外公只好设摊为人代写书信、刻印章等贴补家用,这对原在官府任师爷的外公来说,顿觉脸面失尽,虽心有不甘,又无可如何,性情变得相当的暴躁,些许琐屑都会触他之怒,动不动就大发雷霆,把满腔怨气全撒到外婆头上。更不堪的是,不顾米缸见底,逼外婆拿着仅有的几枚子儿去打酒。而一旦举杯,必醉无疑,醉则长啸短叹,哭诉咒骂,愤恨于自己的生不逢时,以致声泪俱下,不可收拾。每当他搞出这么大动静的时候,我们都屏息敛声,躲得远远的。外婆那时早没有了千金小姐的脾性,整日沉默寡言,我的印象中,外婆似乎从来没有开怀大笑过,她总是起早摸黑地操持家务,不要说别的,只就一家人的衣衫, 全靠她一针针一线线地缝补,这一份辛苦便足够使她直不起腰来。

然而,压垮外婆的又分明不是这些体力上的支出,即便是幼小的我,当时也已经触摸到了外婆内心的那份孤苦与寂寞。她早早地离开了故乡,视她 为掌上明珠的娘家亲人,在关键时刻一个都抓摸不到,心里的苦楚委屈,连个宣泄的地方都没有。印象中,外婆藏有一支洞箫,早几年她会拿出来 怔怔地吹着,那声音苍凉凄婉,不忍卒听,显然她把一腔的情思全寄托在那里面了。到后来,她连这一点心绪都没有了,只默默地吞咽着心头的苦水。如果不是百念俱灰,何至如此?真所谓“哀莫大於心死”,我想,外婆严重的胃病,定是在这样的心境下造成的吧?

不过,也有让外婆感到欣慰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兄妹特别的懂事,从不惹外婆生气,尤其是大哥,小小年纪已知道长兄为父的道理,一面庇护关爱着弟妹,一面为外婆分担家务,挑水劈柴,洗衣做饭,见活就干,外婆见了每每赞不绝口,摸着大哥的光脑袋,咪咪地笑着说:“真乖,像个姑娘儿!”这便是“同姑娘”昵称的由来。小哥也不示弱,他除了和大哥一起在外婆指导下种菜外,其他力所能及的也很勤快,而更突出的是小哥似乎比大哥更聪明,外婆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亊,总是“牛牛,牛牛”(小哥小名)地叫。兄妹中我居小,不免受到娇惯,然我并不因此而有恃无恐,反而相当乖巧明理。记得我一直跟着外婆睡觉,冬天睡她的脚后头,我会把外婆那双冰凉的,如粽子般的小脚抱在胸前,慢慢地焐热它们。到了夏天,我与外婆同头睡,我静静地躺着,外婆拿着芭蕉扇轻轻地摇着,那风儿轻轻柔柔的,伴随着她甜甜的小曲声,惬意极了,不知不觉间,我进入了梦乡。

小时候我没有什么玩伴,那是因为我们孤零零地住着,又是外路人,与村人的交往很少很少,而两个哥哥则觉得我太小,走不动,跑不快,他们抓蟋蟀、钓鱼什么的,还往往被我搅局;打弹子、刮香烟片我更不会,跟在屁股后面碍事,于是我便寸步不离跟着外婆转。外婆忙活时,我在边上静静地看着;忙完坐下来做针线了,我便端一只小凳子挨到她身边,一面帮她穿针,一面听她絮絮叨叨地诉说旧事。她告诉我,户口本上写的魏育德,不是她的本名,是外公给取的,她不姓魏姓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铁珍。年轻时身边带一丫环,相处得姐妹似的,两人整天呆在闺房里,要么读读书写写字,要么缝缝衣服绣绣花,兴致高时会进屋翻出她藏的旧物,一本本她写的小楷书法和她描的花鸟,看得我爱不释手,羡慕极了,觉得外婆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人。外婆还告诉我,除了妈妈和小舅,她还有一个大儿子,我该叫大舅舅;还有一个小女儿,我该叫小姨妈。我问为什么从没见过?她说大舅舅参加游击队打鬼子,一去就没有回来;小姨妈很小时得伤寒去世了。她又说只有你妈妈一个人了,又长年不在家,牵肠挂肚放心不下,说完长长地叹一口气,眼圈也红了,我见状忙不迭地说:“大舅舅会回来的,他还活着。”她听了破涕为笑,把我抱在膝上说:“小孩子讲话准的,借你吉言,相信他真的会回来。”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有时冷不丁的,她会突然冒出一句:“你说的大舅舅还活着,会回来,是真的?”足见外 婆对于大舅舅的思念已到了痴迷的地步。

对于外公外婆,我感情的天平始终是倒向外婆一边的,这固然是因为外婆特别疼我,但更主要的是外公做事往往不近情理,实在让人亲近不起来。记得当时外婆患有严重的胃病,经常痛得直不起腰,直吐酸水,吃不下东西。看到外婆那痛苦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找到外公,要他买一个馒头给外婆,因为外婆跟我说起过她这么小小的一点愿望。谁知外公瞪大了眼睛,厉声说:“钞票呢?哪来的钞票?”丝毫没有一点怜惜的样子,望着外公那张冰冷的面孔,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为外婆买馒头。那时家里的经济大权自然都在外公手里,但支出上倒并非事必躬亲,例如买盐、买酱油和打酒之类,便是我的任务。于是每次钱经我手,都先抽出一点,待凑足了能买一个馒头的钱(500块即现在的5分),便实施我的计划。那时的馒头店,数大东门的那家好,面粉发得极松软,还放了糖精,甜咪咪的味道极好,样子也可爱,方方正正的,中间一条小沟,是用筷子压出来的,正中还点了红,艳艳的挺好看。我偷偷溜到大东门,找到那家店,郑重地递上500块钱,然后用手帕严严实实地把馒头包好, 塞在衣襟里面,一是怕外公看见,二是不至被风吹冷。当外婆抖抖索索从手帕里拿出馒头时,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外婆把馒头掰成两半,一定让我也吃,却被我拒绝了,看到外婆近于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里酸酸的,一种成人才有的凄楚涌上心头。自此,我没有停止过这一冒险的行动,直到外婆滴水不进。

外婆的病一日日地加重,终于有一天,她再怎么挣扎也起不来了。当外婆卧病在床以后,外公整日愁眉不展,嗳声长叹。我想,外公那时候一定也是想请郎中的,但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连件可以变卖的东西都找不出来,你让他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可叹一家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外婆痛苦辗转床头而束手无策!

外婆去世那年,我已10岁,她离世的情景,记忆犹新,至今历历在目。头天夜里,外婆已奄奄一息,嘴巴张着想说话的样子,却怎么也发不了声,外公见此情状,知道大限将至,是真的发愁了,呆呆地坐在床沿一动不动。此时小哥进来,告诉外公次日要去乡下捉螟虫,是学校组织的,不去不好,外公示意小哥看看外婆,低声说:“这样子,你说可以去吗?”小哥当然懂得孰轻孰重,不再做声。没想到的是,次日一早出现了奇迹,外婆竟然能够坐起来了,还要了半碗粥汤,还嘱咐小哥捉螟虫时要小心脚下,不要在田埂上乱跑,这么一来,外公自然是没理由阻止小哥了,小哥便高高兴兴地去了学校。那天上午,外婆的神情一直不错,外公显然是松了口气,他嘱我守在床前陪外婆,自己去巷口买一担木柴,马上回来。外公一走,外婆便要我打一盆热水给她,说要抹抹身子,换换衣服。我忙打好水,拿出她的

内衣,想做她的帮手,而外婆却把我支开,我根本想不到这会有什么问题,便去到隔壁专心一致玩丢沙袋了。前后也就半个小时光景,外公回来,见到外婆已不省人事,而那时的我却玩得正在兴头上,外公一巴掌过来,把我给打蒙了,我急忙跑到外婆跟前,见她已眼珠上翻,喉口的痰呼噜呼噜直响,任我和外公怎样的呼喊,都无济于事了!就这样,我眼看着外婆吐出了最后的一口气,当她合上眼睑的那一瞬间,泪水喷涌而出。外婆就这样寂寞地走了,直到最后,她日思夜想的大舅舅始终没有出现,唯一的女儿,我的妈妈也未能送终,可以想像,外婆最后流的眼泪里,有着太多的遗憾,太多的牵挂,她走得是多么不情愿!而临终前的盥洗,分明是意识到了自己生命的即将终止,我无法想像她当时是如何用尽了最后的气力,就只是为了走得干干净净!

外婆去世,外公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自制了一只镜框,找出一张外婆的相片,衬上白纸镶了进去,然后在相片四周写满了工整的小字,那该是他的悼文吧。我不只一次见他捧着镜框念念有词,以至涕泗滂沱,悲不自胜,让我看到了他严厉寡情,专断独尊的另一面。外公外婆的婚姻,我自然所知甚少,或许他们也有举案齐眉的过往,但就我所见,作为柴米夫妻,外公是有愧于外婆的。我不知道外公年轻时是否顾家,但可以肯定,中年以后,由于行为的有失检点,给家庭造成的伤害是莫大的,那就是小舅的事情。小舅只比大哥大三岁,是外公黄岩任职期间,与自己黄包车夫妻子所生。年届知天命,出了这样荒唐的事情,在外婆那里实在是难以交待的。没想到,当人家要将孩子丢弃,外婆亲自去黄岩抱回家,外公竟然不为外婆的善良宽容所动,一味地为自己老而得子高兴。由于外公的溺爱无度,以致小舅脾性顽劣,跋扈骄横,在他眼里,根本没有外婆这位母亲,出口就骂,动辄就打。对我们兄妺更是没有丝毫作为长辈的仁慈,他可以在饭桌上厉声喝问:“这个月你们妈妈寄钱了没有?”令我们一齐放下筷子;他可以将大哥的脑袋当作皮球,在门板上任意乱撞而不许大哥哭出声来;他还可以在一巴掌打落我两颗门牙后扬长而去。这么一个混世魔王,注定了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其责任全在外公,而这样的醒悟,迟迟的直到他生命即将终结的那一天,岂不是太晚了吗?

外公是在外婆走后第三年冬天去世的,在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身边只有我一人陪伴。那时,妈妈远在山东益都、大哥去临海读师范;小哥考取浙大去了杭州。天台倒是还有小舅呀,可他老先生终年不见人影,什么也指望不上。于是身高不足一米三,年仅十二岁的我,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集主妇、管家和护理于一身,从早到晚脚不踮地,忙得团团转!为上学不迟到,我必须天不亮就起床,烧好早饭后,第一件事是服侍外公洗漱,吃早饭。安顿好了外公,忙不迭地去挑水,水井在小东门外,走一段路后,从很高很陡的台阶下去,这活儿本来是小哥干的,他一走我别无选择,只好勉为其难了,我挑着满满的两桶水,一步一挣扎地往上走,战战兢兢,生怕前面的水桶撞上台阶,那可是会连人带桶滚下去的,太危险了!这任务本可以不必这样着急,非在早晨完成,但由于心理上的压力,不完成一刻都轻松不了,只有水缸的水满了,我才会喘口气,扒拉几口饭,安心地跑去学校。

那时妈妈按月寄生活费,外公卧病在床后,经济大权由我执掌。我去邮局拿到钱后,直奔米店,买好一个月的米,然后去巷口买柴,柴米生计大事,其他的都可将就,而这是万万大意不得的。小小年纪,办起这些事来,一付游刃有余的样子,然于护理的工作,真的是太难为我了!外公那时已病入膏肓,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是肺癌,至少是肺结核,即当时所说的痨病,整天整夜地咳嗽,先是痰带血丝,后是痰带血块,最后整口鲜血。刚开始卧床时,尚能自理,我只需把热水端到床边,绞干交他手上,他会自己擦身。慢慢地,他连自主翻身都不行了,担心生褥疮,我就借力帮他翻,这倒还能胜任,再后来,外公连大小便都拉在床上了,这清理起来,难度太大了,他本人已一点力气都用不上,全靠我把他架起来,放下去地折腾,那么瘦小的我,当时是如何做到的,今天想起来都觉不可思议。外公的神智一直清醒,每当这样的时候,他都念叨同一句话:“报应啊,报应啊⋯⋯”,该不是回首过往的一种反思与忏悔吧?看到他那痛心疾首的样子,我不由想起外婆,每每哽咽落泪,在那样的境况下,我与外公都体会到了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种无助、无奈与绝望,非亲历者所能想见!

我不知道人临终前,是否真有什么征兆,由外婆、外公离世的情况来看,似乎是有的。外婆那日清晨的反常,并非病情好转,应该是回光返照,所以才有后来的急转直下。外公临走前是否也出现过征兆?我虽然至今不清楚,但我相信是有的。记得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夜晚,我已睡下了,迷迷糊糊地听到一阵阵敲门声,我一面诧异着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来家,一面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的原来是梦寿公公,外公的一位朋友,他说突然想起来要看看外公,我引他到外公床前,外公显然想说什么,但张着嘴发不了声,只用眼睛定定地看着他,他见状拱了拱手说“静养,静养”, 便退了出来。他告诉我,今晚一定不能再和外公同睡一屋,一面说一面找出门板,在外间搭好床铺,又去里间抱出被褥,然后说:“今晚就睡这里”,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照我说的做就是。”送走了梦寿公公,我便在他搭的床上躺下,一夜不曾醒来。

次日晨,我照例摸黑起来,烧好早饭去到外公床前,见他毫无动静,好生奇怪,就一面叫着一面推他,外公仍然没有反应,我俯身去探摸他的脸面,冰凉冰凉的,突然一个念头,我意识到外公已经走了,外公已经离我而去了!我一下子吓傻了,一声声“我外公死了”的惨叫,在那个阴冷的早晨,让邻居们听得毛骨悚然。接下来的一切,都是闻讯赶来的邻居,和大哥的同学清芳大姐帮着操办的。我不吃不喝,不哭不笑,几乎整整一天,呆呆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直到傍晚发丧,大家推着我,叫我去送送外公,我才清醒过来,“哇”的一声哭出了声。后来我想,要不是梦寿公公前一晚上的安排,我所受的惊吓,只怕远不止于此了,那么,梦寿公公深夜的突然造访,又是冥冥中谁的安排呢?

外公是当日出殡的,举幡的、敲锣的、抬棺材的,全是邻居帮忙,外公棺木后面跟着的就我一人,路人见到这么凄清的送葬队伍,无不唏嘘不已,为之动容。说是送葬,其实是把外公的棺木送到山上的荒庙里暂时停放,三年前,外婆去的也是那个地方。看到庙门了,我猛然想到了外婆,一路小跑冲进荒庙,我很快就找到了外婆的棺木,不顾尘土与蛛网,仆倒在上面,呼天抢地,一声接一声地叫外婆,如果不是清芳大姐硬拖我出去,我不知会在那里停留多久。在我那么幼小的心灵里,装有那么多的愁苦,多得使我盛载不了,我需要渲泄,我渴望诉说,我更企盼有一份亲情的温暖,而外婆才是给予我最多最多的,我不相信她会真的丢下我不管,当时我唯一想做的是把外婆呼唤回来,我哭喊着作无谓的努力。这一幕太深太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每当忆起,都会泪如泉涌,不能自已。

外公、外婆的入土为安,是五八年妈妈退职回家以后的事了,当时两具白皮棺木已腐烂,我们只不过是捡拾了一些尸骨埋入墓穴而已,所在的那个小山坡叫黃泥坎。最初几年,每逢清明,我都会随妈妈一起去扫墓,好友兼邻居袁建国也同往。

后来妈妈去了奉化与大哥同住,我六一年考取杭大也离开了天台,就只有建国代为探望了。再后来,黄泥坎造水库,事先没有任何告示的情况下,便把半壁山坡给炸了,待我们赶过去,哪还有外公外婆的坟墓?地上虽散落着不少的尸骨,却因无从确认而只得作罢。

听说,临终那一刻,人的灵魂是飞升入天的,如果真的如此,那留下的不过躯壳而已,是没有任何知觉的,所谓“入土为安”,这安的其实是活着的亲人们的心。外公外婆的尸骨本已入土,亲人们也都心安了,而现如今却重新被挖出来,并且还不知道去了哪里,这让亲人们情何以堪?然欣慰的是,他们的灵魂在天堂相聚了,经过了人间种种苦难的历炼后,在规划自己的来生时,定会有另一番的风景,能如是,我们还奢望什么呢?

  • 外公外婆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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