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有一个流行语——断舍离，意即断绝和舍弃超出实际生活所需的物品，以此引领人们回归极简主义的生活。这源自人们在过度消费之后的反弹。对固有物的厌腻，对新目标的渴求，是人的天性。从孩提时代起，幼儿便会为了求而不得的新玩具本能地对父母以哭闹相挟，可一旦满足他们的要求，玩具带来的新鲜感却很快消褪，没多久就被弃之墙角。消费时代将人类这一天性不断极化与外化。女人们无论如何跟风囤货，衣橱里永远缺少一件当季流行的新品；对于男人们来说，功能完好、尚处服役期的电子产品被早早淘汰换新，可能仅仅因为旧了、过时了，或者不怎么喜欢了。依托于一次次的消费行为，久而久之，我们的生活空间乃至精神园地都被大量冗余的废物挤占了。断舍离虽然不能使我们彻底脱离恋物的泥沼，却时时提醒我们，物质生活是可鄙的。尤其是今天当我们渐渐有底气和财力去追求生活的丰富性的时候。

不过，如若我们将喜新的源头归结于肤浅的占有欲在作祟，又有些片面。实际上人们喜新的习性，普遍存在于艺术欣赏、人文审美等更广阔的范围内。画家陈丹青说到，当他被一幅佳作吸引，爱上这个画家，同时又会心生歉疚，仿佛背叛了此前酷爱的画家。这是很多人在阅读或艺术欣赏时的共同体验。这种负疚感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淫，使得我们的言行处世总是谨慎地保持着贯彻始终的自觉。但艺术的美是多维的。不同于一个立于道德洼地的负心汉，当我们转而发现一个更伟大的创作者，喜爱并赞颂他，这并不是思想的变节。人的认知体系并非处于恒定的状态，而是时移境迁，随着人生阅历的累积，不断地被填补、被修正、甚至可能被颠覆。新思想或新审美带来巨大的冲击，少数的先行者们勇敢地开拓出新的疆域，他们的创见将庸众远远甩在身后，即便被冥顽不灵的保守派排挤也在所不惜，直至最终在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

因此，无论是断舍离还是新审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喜新，而是要判断这个“新”是否有可喜的价值。如果它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悸动，那么做一个审美的变节者又有何妨？否则即便时时念念断舍离，也不过是徘徊于禁欲与纵欲的世俗窠臼。有质量的生命永远需要追问意义何在，每时每刻都要从这个旧问题中求索新感性，这才是喜新的最终指向。

摄影：林明辉（瑞典）

科技日新月异，社会不停革新。步入新媒体时代，人们面对的世界更加瞬息万变。手中的电子设备永远迫不及待地更新换代，每天的热点资讯还未细究就已被更新的头条所覆盖。我们正生存于一个时刻求变的社会，环境、观念、人心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包括我们自身，也忙着自我调适、自我修正，以便跟上这个时代随时转向的浪头。尽管周遭充斥着焦躁不安，但如若重返相对静止、封闭的农业社会，大概多数人是不会同意的。早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由于社会和技术的变革，中国的社会正从传统的“匮乏经济”转变为“丰裕经济”。人们热衷于种种改变，正因为变动中的生活营造出欣欣向荣的假象，让人产生一种挥别过去、迎向未来的虚荣感，它使人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自己正怀揣着成功学的信条，在变身为人生赢家的康庄道路上昂首疾行。

我们真的走在变得更好的道路上么？确实，现代人的物质条件大幅改善，感官享乐更加丰富多元。各类商家急于取悦消费者，媒体也以娱乐大众为天职。我们活在从未有过的便利以及食物链顶端的想象中。但另一方面，现代人对于“亚健康”这样的词汇不再陌生，强迫症、狂躁症、抑郁症、手机依赖症正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见心理疾病。现代人变得更孤独，更冷漠，更缺乏安全感。此外，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看似琳琅满目，多姿多彩，却常常显得单调无趣。今天我们外出旅行，如果没有地标性建筑，很难判断身处何地。城市景观日渐趋同，类似的商业综合体和品牌连锁店矗立街头，城市之间的区分度越来越低。现代生活的日常审美已被诟病多时，大到建筑样式、室内装修，小到爆款服装、各类街头标识的酷炫风。越具有视觉冲击力越意味着粗陋恶俗，以及浸淫其中越来越麻木的大众。

这样的改变令人沮丧。历史上，我们对美的理解和阐释并非如此粗鄙。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归纳过，中国美学史上出现过两种不同的美的形态，一是“错彩镂金，雕缋满眼”，另一种是“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前者是极尽繁复铺陈之美，比如阿房宫，比如汉赋；后者则删繁就简，如宋瓷的釉色，如王维的田园诗、倪云林笔下的山水，以平淡纯然为美，在魏晋之后被视为更高境界的美学追求。可惜今人之审美，既非错彩镂金，也非清水芙蓉，相较古人的美学理想可谓谬以千里。于是时下民国热，复古热的大行其道便不难理解了。我们无限感怀过往，因为存在于记忆中的事物总是欢愉的，如同“老年人回忆起三十年前的月亮，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张爱玲）

木心的《从前慢》写到：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诗所描绘的情境仿佛是一个凝滞的时空，舒缓、静谧。人际关系也尚未被物质生活所冲淡，它绵长而有温度。这是一种不变的美，却如大江东去，永不复返。时代的车轮裹挟着我们一路狂奔，千变万化的生活成为无法改变的常态。直到我们疲于应付，狼狈不堪，才开始意识到一味求变实在有失偏狭。变与不变并非简单粗暴的黑白对立，变化并非就是进化，不变也并不意味着守旧和落后。只不过，文人式的感伤无足轻重，怀旧更是常常沦为小资情调的意淫。一切都已经无法停止，永远不变的只剩改变本身，空余无处安放的灵魂逡巡于日渐褪色的旧时美好，吊古伤今。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城市，人们在一定地理区域内从事经济与文化活动而形成的聚落形态，其发展和兴盛是人类迈向文明的标志。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迄今为止世界城市人口约为39亿，这意味着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如此聚居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更富有实效。而事实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初期，人们对于都市生活的到来充满了喜悦与热情，更不吝使用最美好的语言来礼赞城市。比如社会学家西美尔欣喜于城市的无拘无束，“城市是自由的场所，一个城市人被安置在小城镇，会感到限制与束缚”。马克思·韦伯更是宣称，“古代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也基本上是城市文明”。另一位德国哲人斯宾格勒也附和道，“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诗人波德莱尔则感性地形容，“都市生活具有短暂的、瞬间的美，这就是读者允许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特点”。

早期的城市使一部分人口摆脱了农业生产，找寻到更多的生存可能性，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在挥别农耕社会，短暂尝到工业文明的甜头之后，都市生活的流弊也接踵而来。大城市的房价高企，竞争激烈让年轻人难以扎根，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问题也逼迫着有产者们无时不刻去思考逃离都市生活的可行性。一个都市人太容易对他的日常生活产生厌弃的情绪：每天将数小时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上下班路上；在宴席上交杯推盏，仅是为了虚与委蛇的应酬交际……朝九晚五、加班升职，日复一日被出人头地的成功学裹挟着埋头奋进。城市的生活轨迹如此单调一致，乃至城市生活的幸福感也是可以被一系列冷冰冰的世俗指标来精确量化。城市人活得疲惫又乏味，如王安忆所言，“我们是那么关切别人的生活，要从别人的生活中找出例证……也须为别人的观瞻而生活，极力要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成功的参照性。”

然而，即使城市并非是安顿身心的终极所在，多数人还是不甘人后地从乡村奔赴城市，从二三线城市挤进一线城市。就连早些年吵嚷着“逃离北上广”的人群，也在接受了乡村现实主义的洗礼后纷纷回流故地。现代城市人念念不忘的陶渊明梦想实为叶公好龙。古人布衣粗食，可乐终生，是为风骨，换作今人，恐怕就要被扣上不务正业、胸无大志的罪名。更何况，城市化的进程早就侵入十八线小县城，加上大众传媒文化的长久浸淫，生活的同质化愈渐明显，我们早已退无可退。早在上世纪中叶，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路易斯·沃斯就宣称都市主义将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存在，“因为城市影响了乡村，并在乡村生活中留下都市生活的烙印。典型的都市生活固然存在于被我们定义为城市的地方，但它并不是局限于这些地方，在城市影响所及的任何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都市生活”。也就是说，在城市的名义下存活是现代人无处逃遁的宿命。都市与现代，在空间与时间的维度上把我们紧紧捆住。这种紧密相关则是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

于是，灯红酒绿与车马如流提供了一种抵达彼岸的虚妄幻像，让人迷醉其中，时而忘记这庞大繁杂的组织机构里，自己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存在。我们一面在精神上向往着古代逸士的“悠然见南山”，向往着瓦尔登湖的田园牧歌，一面无法拒绝物质享受的引诱，身陷欲望的藩篱，甘心忍受现实的奴役。换句话说，现代人想象的乡野是作为都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没有都市，就没有乡野。而即使在现代的初期都市形态从不曾产生，现代人也不会心甘情愿地“采菊东篱”，而是会在建造起另一个类都市的形态后再憧憬那个类都市的对立面。所以，并不存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只存在欲望与节制之间的守恒。古人早就看穿了小资们的虚伪与矫情，是有“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之说。套用一句流行的句式则是，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无邪“东篱”。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在人文领域，经典常常指的是一些被长期认同并广为流传的作品。换言之，一部作品必须经受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考验，才能进入经典的殿堂。比如李杜的诗，东坡的词，不仅流传了上千年，而且是有华人处就有人吟诵。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使其成为一种文化符码，一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样的宣言乍一听像是一种洒脱的身份认同，但仔细一想并不无道理。对于今天向全球移居的中国人来说，如果只是保留着黄皮肤、黑眼睛，即便能听说读写一些不咸不淡的中文，也委实不能算是中国人。但如果对于唐诗宋词的经典作品还能琅琅上口，那么在文化意义上，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也就是说，抛开血缘、语言、国籍这些外部因素，对经典作品的认知才是真正判断文化身份认同的标志。如果认同这些经典，即便洋护照在手，仍然是中国心；否则即便长居中国本土，也仍然是异域人。

当然，除了这些公认的经典，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私认”的经典作品。比如鲁迅的文章，北岛的朦胧诗，大陆第五代的电影等等。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大陆烙印以及各自的时代痕迹。或者说，它们还没有经受过时间与空间的足够考验。一旦离开中国大陆，它们的影响力，或者说经典指数，常常要逊色许多。不仅如此，即便同样在大陆，它们的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许多曾经看似无需争辩的经典作品，在今天看来却光环不再。比如随着近年来鲁迅的作品被渐渐移出中学课本，鲁迅在新一代大陆年轻人思想建构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照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现当代文学史中的英雄座次也许很快就要重排了。

因此，这就牵涉到谁来定义经典的问题。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所谓的经典作品，不过是前人为了向后人灌输自身的文化基因所做的知识编码，文字、诗歌、绘画等作品形式就是这些编码的载体，其作用是将祖先们的文化基因尽可能地传承繁衍开去。谁控制了制订经典的权力，谁就拥有了繁殖自身基因的优先权。实际上，这与古代权贵们妻妾成群，甚至垄断少女们的初夜权并无本质不同，只不过一个是繁衍生物基因，另一个则是传播文化基因。而另一方面，孙辈们并非总是逆来顺受，甘心被洗脑。自由主义高涨的今天，每一代人都可以制订自己经典的标准，每一代人都拥有自己的经典。后现代的经典成了打引号的经典，它不再需要时间的积淀，它也不再具有绝对的崇高。或者说，今天的经典不再是确立一个绝对的标准，而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共同言说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现代人还能找到一些共通的焦点与对话的余地，多元且充满裂缝的文化空间有了一丝弥合的可能。即便今天的经典仍然难以凝聚共识，但对话空间的建立总还是可以帮助我们面向各自的未来。从这个意义来说，“经典”这个词在今天发生了转义，其传播价值已然取代了文化价值。

如果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我们也可以粗泛地判断，所有的经典都是当代的经典。凡是被当代广为接受的经典作品，绝非因为它们的历史地位，而只可能是由于它的当下意义。鲁迅如此，唐诗宋词也是如此。当它们无法关照到当下的生活，它们的生命力也就岌岌可危。只不过，历史在现代来临之际划出了一道鸿沟。处于现代之前的古代经典，由于其足够的历史积淀，其之于当下的意义不再发生显著的变化。传统的经典殿堂成了一个封闭的公共展厅，在现代到来的那一刻便一成不变，严禁更替。而自现代始，经典不再，空余各色“私认”的经典作品，流传四方，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十数年。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人类一直在与绝症斗争。乐观的人们不断地为医学家们攻克绝症的每一步而欢呼；悲观的人们却说，即便现有的绝症可以治愈，又会有新的绝症出来与人类抗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疾病，是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疾病与战争是抑制地球人口增长的最有效手段，前者算天灾，后者是人祸。大自然用疾病的方式控制人类对于资源的需求，限制人口的规模，优胜劣汰人种基因，让人类繁衍生息至今。

虽然无法治本，现代医学的发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疾病造成的苦难。不用说一些疑难杂症，即便是天生器官发育不全之类的古代绝症，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也可以让患者拥有相当长时间有质量的生命，甚至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从天道的角度说，这样被保存下来的有缺陷的基因其实并不利于整个人类的种族质量。但伟大的人道主义站出来对抗着残酷不仁的天道，现代人文精神唤醒了每一个卑微生命的生存希望。感谢医学家的努力与政客们的冷静，近几十年来人类的平均寿命一直保持增长，今天地球的人口数量也达到有史以来最高，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的人口共存。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增长，有人担心地球将无法负担。但也有人乐观地估计，到了地球无法支撑之时，天文学家早就有能力带我们去往外星球定居。实在不济的话，建筑学家与地理学家也总是有办法用喜马拉雅的石头把太平洋填平，以容纳另外几十亿人口。

然而，医学的发展始终跟不上疾病降临的速度。尤其是平均寿命增加的大背景下，绝症的随机性导致了在“寿命阶级”结构上严重的两级分化。长寿者耄耋鲐背皆不鲜见，不幸者豆蔻年华即含恨而终。疾病随机性的现状导致人人将健康作为人生一大要务，健康的生活方式蔚为时尚。对于中国人来说，多喝水，少熬夜，饮食平衡，作息规律成了对付任何疾病的必备之道。似乎所有可怜的病患者必有可恨的生活习惯。这当然与中医的大多数判断一样，常显中庸。以癌症为例，现代医学仍然无法准确地判定致癌原因。一般认为，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确实会影响癌症的生成，但往往不及基因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抽烟喝酒样样不缺，照样龟年鹤寿；而另一些人戒烟忌酒，反而饱受肺癌胃癌的折磨。换句话说，现有的“寿命阶级”并无特别的固化倾向，生病与投胎一样无法控制，命好命歹皆是天意。

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有研究表明，富人的平均寿命总体高于穷人，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富人在疾病缠身时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救治。这不难理解。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医疗保障在资本主义横扫全球的今天当然会更倾向于拥有资本的资产阶级。而现代医学虽然暂时无法让他们百毒不侵，长生不老，但总能让他们挨得离健康长寿更近一些。无怪乎一些极左人士宣称，贫穷乃是穷人们唯一的绝症。在看似平等的绝症发生率下，是悬殊分化的绝症治愈率。无孔不入的阶级差异在不幸的病人群体中一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寿命阶级与资本等级分野无限趋同。

而且，这样的分化还将继续扩大。今天在诸如器官捐献等医疗方面，富人们已然拥有较多的优先权。而在可见的将来，器官克隆、器官改造这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必定让富人们优先获益。更可怕的是，当某一天疯狂的医学家们实现了大部分人体器官的人工培植，乃至是人脑随意更换身体手术的成熟，那么权贵阶层的长生不老将不再只是一个梦。身体哪里老化了哪里直接移植便是，统治者的大脑将永垂不朽。如此一来，秦始皇、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们便得以借助这样的“绝症免疫”永久地统治下去。资本阶级固化将更加血淋淋地体现在疾病固化、寿命固化，贫穷与绝症正式宣告互为孪生兄弟，并一同成为穷人们的先天缺陷。到那时，苟延残喘的人们，世世代代面对无望的“寿命阶级”分化，是否又会怀念起绝症随机降临、坏人也许会早死的幸福时光呢？因此，医学越是发展，人类寿命越是延长，新时期的政治伦理学越需要不断地给出正面回应。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