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父母，在众多短视频争夺注意力的时代，恐怕没有谁不操心孩子们的自制力。特别是东亚学渣的父母们，无不羡慕优等生那超强的自制力。许多父母为孩子制定了详尽的学习计划，希望可以通过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以他律化为孩子的自律。最终即便成绩仍然比不上尖子生，但起码能培养出一丝自律的品质，作为今后人生的依托。

这样的计划听起来很美，但此链条的默认逻辑是将他律一定能转化为自律，只要搞定了自律，成功就不远了。殊不知，没有哪个成功人士是需要竭尽全力抵制诱惑才能专注于目标的。事实上恰恰相反，对于他们来说，他律常常并不造成压力，真正起作用的，来自于自身具有的强大内驱力。或者说，热爱。如果用皮鞭抽着才能保持的“律”，那常常不能产生热爱。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自律区别与他律，在于它并非外在的强制性，而是内在的主动性。用皮鞭抽打带来的自律，也许在短时间内可以让孩子保持专注，但永远无法让他坚持到引起质变的那一天。所有的成功都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投入，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最后胜出的一定只能是热爱带来的自律。所有的内驱力，只能来自于生命的主动选择。这也许可以称之为际遇，或者说天分，但无法从他律中获得。

也许有人会说，看看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很多人也是从小就习惯成自然地坚持一个职业，贯穿一生，这不是他律变成自律的典范吗？不错，如果把成为一个兢兢业业的匠人作为一个正面案例的话，那么也许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但问题是，我们希望下一代就这样因循守旧地重复一个既有的人生模版吗？如果这样就满足的话，那他们有什么必要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接受十多年的现代教育呢？直接像古人那样跟着师傅学好手艺不就够用一生了吗？对于现代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恰恰是要打破一成不变的教育模式，真正地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这就需要下一代在人生路上不断思考反省已经走过的路，并随时调整下一步的方向。这不是所谓的他律内化成自律就能完成的成功之路，而是热爱所驱动的不断应付不同变化的进程。即便在日本，那种几百年代代相传的工匠模式也在式微。如果说现代社会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本身，那么未来的成功之路绝非来自简单的复制陈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强大的内驱力带来的见招拆招，以万变应万变。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毋宁说是培养热爱，不如说是播撒兴趣的种子。二者区别在于前者有着明确的目的与期待，而后者只能是一种耳濡目染的熏陶。或者说，前者是一种引领与甄别，后者则是不带方向的无条件支持，支持孩子向任意方向自由发挥所长，让他的内驱力自然野蛮地生长，以达到外人看来“自律”的状态。这么做，当然是一种极度奢侈的教育方式，甚至也常常与放任自流混成一谈。但只有当事人知道，自律的另一个名字叫自由。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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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律/耳东风（吉隆坡·马来西亚）

近百年前，鲁迅有感于九一八之后中国人面对时局不利的自我怀疑，而写下了标题这篇杂文，用以鼓励困境中的国人同胞。不曾想，多年以后，中国又回到了“抗日”的主旋律。遗憾的是，这一次看似自信满满的群情激愤，验证了这么多年国人的自信力并没有什么提高，鲁迅的驳论在今天也几乎一样有效。

一面喊着文化自信大国崛起的国人，一面时时盯着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短处。但凡油罐车食用油污染了，中学食堂用变质肉了，小学门口无差别行凶了——都要立马看看其他国家有没有类似的历史问题。如果有，就大大松了一口气；如果没有，就以“发展中的代价”为自己开脱。这无论如何都不像是自信的做法。

鲁迅为了鼓舞国人的士气，在文章里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温柔与乐观。他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这听起来确实令人振奋不少。

但鲁迅其实回避的问题是，这一部分所谓“中国的脊梁”有多少呢？用他自己在《狂人日记》里的话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如果“中国的脊梁”足够多足够硬的话，我们数千年的历史何至于仅有“吃人”二字？引以为傲的灿烂文化为何一直走不出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因此，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无论如何美化，我们这个社会里所有脊梁的合力，都不足以颠覆整个社会的颓势。这些所谓的脊梁们不仅没有演化出足够的启蒙力量去撬动整个文化，他们甚至自己就是循环周期的参与者。无论是“埋头苦干”还是“拼命硬干”，都不过是为下一次王朝更迭做准备。

我们当然可以有些许庆幸，因为中国有的问题，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基本都有，并不因其经济发展或者意识形态区别而产生根本的不同。比如日本、台湾、新加坡这种相对规模小且受到西方影响大的社会，也许更能抵制传统劣习的惯性。但深入这些社会内部，保守循旧、忽视个体、嫉妒攀比、等级森严、崇拜威权、拒斥批评这些熟悉的东亚风味，依然随处可见。

更何况，作为参照物的西方文化今天也出现了种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以《河殇》闻名于世的文人苏晓康最近亦公开承认了自己当年的幼稚与视野的狭窄，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病都是当时身处封闭社会的他所无法预见与想象的，一味鼓吹“蔚蓝文明”在今天看来确实过于偏激。

然而，尽管如此，生为一个中国人，无法对这表面上的“东升西降”沾沾自喜。即便“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外儒内法的中华文明确实更加失败，这是无法开脱的事实。用王朔的话说，太监有什么资格谈论性生活的危害？是的，对太监来说，眼前更要紧的事是逃离被阉割的命运。

如果各国是一个班级的话，学霸们暂时考得不好并不代表学渣的成绩就因此提高了。对于学渣来说，看到学霸退步了确实很爽，比自己真的考好了更爽，但这种心态不过是进一步映照出自己的“渣”。

鲁迅时代海归报国的知识精英们，放在今天挤破头也要再度归海。前央视记者可以在YouTube重现严肃新闻，海外华人则在海外重建中国。不是因为在国外好施展才华，而是天大的才华在国内也得失去自信。

话说回来，失去自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低头反思，迎头赶上便是。若是需要不断给自己打气的自信，那只能是自欺欺人。

• 摄影：林明辉（瑞典）
• 主题：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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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耳东风（吉隆坡·马来西亚）

欧阳予倩，话剧编剧、导演、演员、制作人，也是戏剧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剧作翻译家、出版人，还是知名京剧旦角与剧作家，以及电影编剧与导演等等。他集多重角色于一身，随便哪一个都超越了玩票性质，达到了今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比如主业戏剧，他曾经担任中国顶尖戏剧院校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以及更早前的广东戏剧研究所所长与广西省立艺术艺术馆馆长，策划了近千人参加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样的戏剧届盛事。作为话剧创作者，他49年前自创了多部话剧如《屏风后》、《国粹》、《买卖》，导演了《怒吼吧！中国》这样的救亡剧作，同时也把诸多世界名剧引介到国内舞台。

在戏曲界，他不仅写出了《潘金莲》、《杨贵妃》这样带有女性解放的剧作，同时也亲力亲为，多次与周信芳同台演出，在上海占有一方声誉，有“南欧北梅”之称，只有在梅兰芳南下演出的时候才让出压轴出场的位置。电影方面，他自编自导了《新桃花扇》、《天涯歌女》等七部影片；文论方面也是硕果累累，有六卷本的《欧阳予倩全集》以及个人自传等为证。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欧阳予倩都是不折不扣的跨界人生赢家。

但反过来，又不得不说，欧阳予倩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进入顶尖的行列。作为戏剧家，他的诸多剧作没有像曹禺、老舍的作品那样被不断重复上演，直到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谈论他的代表作；电影方面亦是如此，他的电影很难列入电影史的经典殿堂——无论哪一版的《中国电影史》，都没有将他与同时代的费穆、桑弧、蔡楚生等人相提并论。

看似天分迸发的京剧造诣，他却深知半路出家的自己难以与自幼练功的梅兰芳等人相比，因此二十年代后期就早早地退出了京剧界，从此几乎不再踏足，留下的诸多新戏剧本随着京剧式微似也渐渐远去。戏剧批评家曲六乙亦婉转指出，“南欧北梅 ”的意思是梅在北、欧阳在南，他们不约而同都推出了“红楼戏”，而并非意指他们在艺术成就上可以相提并论。这多少对欧阳予倩的京剧成就做了一些盖棺定论。

戏剧教育方面，除了政府支持以举国之力兴建的中央戏剧学院之外，早先大张旗鼓被寄予厚望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短短三年就草草收场，更早的南通伶工学社与后来在桂林的话剧改革也无功而返。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当年战乱频仍，壮志难以施展。但相比起来，同时期余上沅、曹禺等人致力兴办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顽强坚持了更多年亦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文论方面，与其说他对理论有所贡献，不如说他为自己丰富的戏剧实践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并通过个人的社会地位捍卫了一些基本常识，比如说在广东期间倡导的用粤语演出话剧，或者在电影届所强调的艺术的商业性，都体现了他在具体实践中所擅长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当然，由于中国学界的整体理论水平原本也不高，因此也很难苛求欧阳予倩个人有多高的理论成就，毕竟他面对的是连字都不认识的众多戏班文盲演员以及连文字剧本都没有就上台演出的传统曲艺界。

除此之外的社会生活中，欧阳予倩的命运比他同时代的诸多艺术家包括他的亲家田汉都要好一些。他62年去世，并没有经历后来文革的暴风骤雨；去世之前的大大小小运动中，他也基本上没有太受冲击。从小家境优越，养成了广泛的兴趣，成年后多次跨界横跳，后来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基本得以任性地持续开展各种话剧运动。作为创作者，他不似各界同行如梅兰芳、田汉、曹禺、费穆等人那样天赋异禀，但一样充满了艺术探索的雄心壮志与蓬勃的创作冲动；同时也似乎没有那些顶级天赋的傲气，从而更擅长与各方面搞好关系，更好地利用各方资源实践自己的理想。换句话说，他的专业素养也许不突出，却是一个顶级的行动者与实践者。这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天分平平的普通人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启示，就算终其一生没有经典作品传世，但只要不断付诸行动，终究也能完成一个充实的人生。

• 附图摘自《维基百科》：欧阳予倩
• 主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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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耳东风（吉隆坡·马来西亚）

郑秀者，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之女，1936年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是戏剧大师曹禺的首任太太。为何是首任？因为曹禺后来分别又娶了方瑞与李玉茹作为第二任与第三任，而这一切都是在念念不忘的郑秀眼皮底下发生的。

这如果仅仅是一般的风流才子始乱终弃四处留情的故事也就罢了。让人唏嘘之处在于，曹禺的坊间口碑甚佳，从《曹禺传》等多人口述的历史资料来看，他为人谨慎有礼，一心投入创作，并非泛泛登徒子。我们对艺术家人品的容忍度来自于与他成就的权衡对比。如果像郭沫若那样的公德私德皆有亏，那么多大的成就也难挽回个人口碑。而曹禺的问题恰恰在于他的私德并没有那么糟，对比他的成就，难分伯仲。

另一边厢，郑秀却是以痴情著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校园中被曹禺轰轰烈烈的爱情攻势“俘获”之后就此托付终身，至死不渝，直到1948年为了已经变心的曹禺，不惜放弃跟随家族去台湾的机会，与家人就此两岸分隔，终生不见。然而，如此留在大陆的郑秀直到生命终结也没有等到破镜重圆。同在北京，等来的不过是权威施压、欧阳予倩与周有光见证的离婚签字，以及此后连曹禺的面也无法得见的终生遗憾。

郑秀的重情重义当然非比寻常，她不仅对曹禺痴心，对诸多幼时同学也感情深厚，中学毕业五十年后仍然张罗聚会，临终前身体极度不适仍然邀请老同学王元美来家里吃饭。这不是简单的封建礼教或者传统大家庭的家教可以解释。但如果不是曹禺当年大学校园里疯狂释出的利比多冲动，她是否会延续数十年的痴情尚未可知。这大学校园的一段儿女情长就此决定了郑秀一生的宿命，她的灵魂在那之后就失去自由，被束缚，被纠缠。

又或许，让郑秀挂念的不只是曹禺本人，而是他的天才与此后的声望。二人恋爱之时完成的《雷雨》这样的惊人之作，让郑秀获得了文学艺术的巅峰体验，让其一生都沉浸在这种体验中无法自拔。在她心中，曹禺永远是那个埋案疾书并将作品奉献与她的万家宝。《雷雨》下的蛊将郑秀一生囚禁其中，而逍遥其外的作家此后一生也再写不出这样的巨著。

曹禺的情蛊一直延宕到下一代，下一个世纪。先是他与方瑞的女儿万方于2020年出版了《你和我》，书中基本不提郑秀，只为方瑞正名。后有郑秀独自抚养长大的两个女儿万黛万昭2024年刚刚出版的《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大有为郑秀挽回一程，与前书较劲之意。有趣的是，无论这两组同父异母的姐妹如何为各自的母亲叫屈，始作俑者的曹禺都逃脱了责任。这皆是由于那个男人的光芒过于耀眼让人无法直视吗？

自由与宿命看似是一个永恒的二律背反。凡是自由的理性即为了摆脱宿命的必然，但现象界中所有的必然皆服从于自然因果律，结果之上必有因，何以存在自身不再有原因的自由呢？古典哲学用人类本体的理性来超越这样的自然法则，虽然今天“自由意志”不断受到认知神经科学的挑战。在曹禺这里，他的理性意志不经意地给郑秀戴上了宿命的枷锁，看似给自己留下了自由伸展的空间，却也就此陷入另一种命运的窠臼。

• 附图摘自网络：曹禺与郑秀。
• 主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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