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前谈到的行善相似，环保在今天也是最热门、最政治正确、以及最有逼格的议题。富人们以此作为交际的谈资、炫耀的资本，穷人们则以此幻想着拉近与富人的鸿沟，自欺欺人地相信高尚生活并不遥远。总之，在全球化的时代，无论何时何地，支持环保总是一个对于三教九流都非常骄傲的立场。

然而，终日谈论环保的人们或许并没好好想过，我们为何要保护环境呢？正统的理由当然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但如果人类拥有不止一个地球呢？可以想象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对于外太空探索脚步的加速，我们以后或许可以栖居于火星、水星，乃至任意一个星球，那么到了那时，保护地球的环境是否还有必要呢？对此反对的声音也许又会不屑一顾地宣称，在人类无法涉足其他星球之前，避免进一步破坏环境总归是必要的。

那么，什么是破坏环境呢？以能源消耗为例。今天人类的所有活动都严重依赖不可再生的石油，这是节约资源避免环境被破坏殆尽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据。但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相信石油不会永远这么重要。在可预见的将来，新能源一定会代替即将枯竭的石油，而等到新能源消耗殆尽，又会有更新的能源出现。如果这个逻辑合理的话，那么到时我们回望当初的节约石油是否很可笑呢？环保派此时还会继续论证，节约使用石油不仅可以节约资源，更可以减少碳排放以及对于大气的污染。但人类活动对于大气的影响是否真的那么重大呢？且不说科学界对于全球变暖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的判断还未形成共识。换句话说，迄今为止的科学研究证明气候变化并非必然与人类活动相关，也有可能是地球本身的运行周期造成。

更何况，即便人类的活动确实对于地球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比如中国的雾霾、垃圾围城或者乌克兰切尔诺贝利以及日本福岛的核泄漏等，人类仍然可以相当有效地规避这些伤害以等待地球的自我修复。地球的自我修复功能与气候变化周期仍然是今天的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历史上几乎所有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都得到了修复。虽然我们不应重复这种“先破坏，再治理”的循环，但在多重意义上地球是很难被完全破坏的。人类的活动只不过是或多或少地对于所谓地球的宜居指数造成了影响。客观上说，个体是骄奢淫逸还是勤俭节约对于整个地球生态来说并没有太大区别，宜居指数的变化，除了满足布尔乔亚的精致生活品味外亦无更多意义。再具体到人类对于环保的努力，更加严格地限制地球人口的增长恐怕比任何措施都更有效。只不过“计划生育”这样政治不正确的话题无法堂而皇之地摆上台面，装饰逼格。

因此，对于地球来说，环境保护几乎没有存在的意义，科学的发展将最终证明环保不过是左派环境激进分子一厢情愿的洁癖以及一些乌合之众的跟风盲从。然而，对于生存在地球或是任何一个星球上的人类来说，环保行为的无意义并不能抹煞环保态度本身的价值。环保的目的不在于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意义也不在于节省的那一点最终都可以替代的能源。环保的真实意义在于塑造一个充满积极意义的人生、一个节制反省有为进取的人生、一个自我与他者和谐发展的人生。一切与此相悖的，比如以环保为流行时尚、或为卖弄谈资，本身都违背了环保的实质，是为打着环保旗号的很不环保的行为。总之，就如同跑步的意义不仅在于跑步或者强身健体，和尚挑柴担水也并非为了生活，实践环保，在于实践一个更加健康充实的人生。我们需要环保，远大于环保对于我们的需要。

（摄影：李嘉永）

注：
逼格：http://baike.baidu.com/view/10474479.htm
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

闲暇，是与现代社会共生的名词。在人们还为了食物果腹而终日奔忙的远古社会，闲暇意味着短暂的喘息之机，而非奢侈的休闲度假。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人们的休息时间也是天注定，没有风雷雨雪的坏天气，休憩也不可得。一周七天，天天都是工作日。当然，古代的中国没有星期的概念。年年月月日日，除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王公贵族，对于大部分劳动人民而言，活着就是劳动，仅有的休息不过是为了更多的劳动而养精蓄锐，休息时间既无法保障，也不能自主选择。老人也没有退休之说，无法劳动的时候，就得面对死亡。

现代社会的一周六日、一周五日、乃至有些福利国家的一周四日工作制的出现，以及退休制度的施行，使得人类中的大部分都得以摆脱生活就是工作的模式，进入工作为了生活的状态。或者说，人们终于可以不时地忘却血淋淋的生存压力，享受劳动外的闲暇，拥有自主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权利。闲暇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不再是生存，而是在生活。人们在埋头忍受生命的艰辛之余，亦可以停下脚步，领略生命的美感。反过来，适度的闲暇也激发了工作的活力。劳动不再仅仅是提供生存必须的物质资料，也可以带来生命的愉悦和美。比如我们在休闲时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我们会陶醉于球赛的精彩激烈以及运动展现出来的美感，而忘记了这是两队以踢球为生的劳动者在为了他们自己以及身后的家庭而赚取面包，努力工作。时代赋予现代人这样的特权，让他们通过闲暇与工作的辩证来创造超越生存的生活。

但并非人人都懂得生活。传统社会的人们一直在争取如何摆脱家庭、社会带来的束缚和既定的命运，现代人则常常被选择太多所困扰。具体到休闲方式，很多人确也陷入了选择性困扰，不知如何打发闲暇。常见的打发闲暇的方式中，总有这两种极端：一种是抓紧时间充电，磨练更多的技能，考取更多的证书，以更好地服务于工作；另一种则是彻底地抛开工作，上班时拼命地干活，下班就拼命地放纵，声色犬马，酒池肉林。就如同对于专制的态度，无论是吹捧还是抨击，本身都只能证明专制的巨大影响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总是一个巨大的阴影，闲暇时亦难以完全摆脱，下班时候总还得时不时地想想职位升迁、技能磨练、同事关系、涨薪跳槽等等。这个阴影在各种便携式媒体深入个人生活空间的现代愈加明显，在人口密集、竞争激烈的东亚社会也尤其突出。可以说，能在何种程度上摆脱工作决定了一个人闲暇的质量。站在对立面的工作与闲暇，互为因果，相辅相生。何时人们可以不仅真正自主地打发闲暇，还能自由地选择工作方式，何时劳动得以与生存彻底脱节，只关乎人们的精神需求，那么也许人类社会将会离乌托邦更近一点。

（摄影：周嘉惠）

拜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所赐，做慈善在今天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标榜逼格的行为。社交名流们以此为荣，似乎一段时间不爆出一点慈善新闻都不够有范儿。当然，以慈善为荣总比以奢侈为傲更正面，炫耀善心也比炫耀财富更有意义，即便其本质上并没有太大不同。

同学少年都不贱。在人文精神普遍不振的当下，若说有谁具有非同寻常的同情心或者普度众生的慈悲心，那这样的人恐怕离骗子也不太远。因此，大善人、慈善家的名号早已让人生厌。我们更能接受的是功利性质的行善，也更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般说来，今天愿意行善的人大致有这么几种目的。一种是比较明显的广告心态，用一笔不菲的钱，既做了慈善，又打了广告，何乐而不为？对于这样的慈善，只要软广告不是太离谱，大家亦不会太过于计较。还有一种是传统的行善积德，与轮回转世、因果报应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哲学相辅相成。现代的行善积德还广泛涉及到一些贪官污吏或者带有原罪的商贾，这些人越是心中有愧，越要行善积德，一边广结善缘，一边巧取豪夺，自欺欺人地维持着分裂的平衡。另一方面，利用慈善来行贿受贿、进行黑钱转移等，这样的事情也并不少见。在部分国家，行善还有比较重要的目的是用来避税。与其被动上缴给政府，不如主动广撒给穷人。就此，行善成了一种代替政府进行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分配的形式，劫富济贫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和谐互助。比较隐蔽的还可见一些慈善行为背后的交易，常见的比如诸多名校欣然接受大额捐款者的子女入学等。比这些都还要高尚一点的则是确实抱有回馈社会心态的慈善家，这种心理还有一些细分。有的人行善是出自攫取社会财富的补偿心理，有的人则是通过回馈社会表达对于命运女神的感激之情。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则是希望通过慈善的行为鼓励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总之，善人总不仅仅是善人，他们也各自“心怀鬼胎”。

人类社会离乌托邦具体有多远，没有人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非常远。因此，我们委实不应深究慈善背后的目的。毕竟有人愿意做慈善，在这个人们早已对于为富不仁、贫富悬殊的现状麻木的世界上已经殊为不易；毕竟只要还有人在做慈善，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总是让人类社会显得离乌托邦更近了一点。然而，作为对于理想世界的向往，我们能否再奢望更高尚一点的慈善呢？是否存在不包含任何目的的，纯粹的行善呢？我想，只要人类还存在对于美的追求，那么更纯粹的善就不会是空想。真善美原本就是一家，行善本身就是审美。无功利的行善本身具有美的维度。如果说审美是一种生命本能的话，那么行善也是如此。没有美的世界无法想象，同样，没有善的世界也不存在。人之初，性未必善，但善总是存在在某个社会基因中，无法磨灭，这是我们有理由对这个世界期待得更多的原因。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行善还代表了一种生命能量的迸发。面对这个丑陋横行的世界仍然坚持行善的人，表明了一种拒绝与之妥协的态度，以及努力改造这个世界，尽量将其往上提升的姿态。在明知常常徒劳无功的前提下，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无视个人力量的微不足道，深信个人的一小步总是能发挥些许作用。换句话说，纯粹的行善并不寄望实现“人人为我”，它只是任性地实践着“我为人人”。这样的善是善之大者，这样的善也是我们所希冀的理想世界中的善。

（摄影：李嘉永）

节庆是人类最为历史悠久的活动之一，可追溯至人类早期的祭祀活动。狩猎结束或者谷物丰收之时，便是进行节庆的时机。节庆是人类为生产活动设定的休止符，在艰苦枯燥的早期生存实践中找到一点调剂和慰藉。可以想见的是，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候，人们并无暇考虑节庆这种高尚生活。而只有在物质相当丰富，却还不够按需分配之时，节庆则成了人们堂而皇之地进行资源再分配或者放纵物质欲望的契机。通过这样的物质交换与消费，节庆赋予了人们在特定的日子集体狂欢的特权，经年累月，构建起相应的文化符码。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庆祝什么节日，决定了你是什么人。因此，作为文化图腾的节庆，至少蕴含着奢侈消费以及集体仪式这两层文化含义。

而在今天的全球化大生产的背景下，节庆早已不是人们进行奢侈消费的借口。在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人们不但早已不再需要通过节日来满足平日饥渴的物质需求，甚至是消费欲望本身，都不再需要等待节日来填补。随时随地地进行力所能及乃至未及的消费模式，或多或少也产生了消费疲劳。各式商家虽仍然利用节庆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促销活动，但稍微理智一点的消费者们早已了解自由市场的价格杠杆足以保证在非节庆日也有足够公道的价格。一窝蜂地赶在节日消费除了凑热闹应景恐怕并不得到特别的实惠。

而这样的凑热闹应景，也在渐渐地消解。大陆背景的华人常常以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作为除夕的保留节目，在其陪伴下过年一度成为了一种仪式性的需求，以至于大陆官方一度把这个晚会作为宣扬大陆意识形态、团结海外华人的重要工具。但今天春晚的衰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到底要不要继续花钱办春晚的争论也此起彼伏。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解构以及个体主义的驱动下，节庆的仪式性功能也已经渐渐淡化。即便春晚得以继续，它也不再承担华人集体向心力的作用。我们兴许可以这样区分，越是国际化的地区和城市，节庆的仪式性越淡，文化的认同感越多元，个体主义则越盛行。或者可以说，以节庆所代表的由文化认同或者政治认同所主导的单一生活模式正渐渐被个体为导向的多元生活模式所替代。当每个人自由地选择属于自己的节日的时候，节庆的味道则渐渐消散。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对没有年味的春节、并不团圆的中秋或者看不到圣诞老人的圣诞节习以为常之时，正标志着人类社会延续了数千年的社群化生存已然变迁，群体的狂欢渐渐被个体的自娱自乐所取代。聚居在固有土地上的人们共同庆祝几个固定节日的生活模式将越来越稀有。即便我们仍然能不时地在互联网的亚文化圈中找到仪式性狂欢的元素，但这样的节庆，还是节庆么？

（摄影：林明辉）

《易经》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它体现了古人朴素的自然哲学观：通过观瞻天道来掌握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通过人文教化去规范世人的精神世界。

千百年来，“天文”与“人文”如同一双展开的双翼，引导人类挟山超海，从蒙昧迈入文明。今人已仓廪实、衣食足，科技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丰盛正激发着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在这个人人纵情声色的后现代化时代，探讨“人文”是否能令我们的社会有所增益？

二战时期有“创造希特勒的人”之称的戈培尔，生平鼓吹战争，大肆焚书，开展报禁，杀戮犹太人。这位凶残的战犯事实上是一位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哲学博士，在成为纳粹党宣传部长之前，他曾在多所大学攻读历史和文学，从事文艺创作。龙应台曾举例，对人文最大的讽刺是集中营中的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毒气室，以此说明：人文知识绝非等同于人文素养，只有当其渗透到人们的行为和生活中，才能内化为人文素养。而人文素养，是“对‘人’的最深沉的认识”。

中央财经大学刘树勇教授曾撰文《你老去西藏干什么？》批判当下的猎奇化的摄影热潮。如今，大量标榜着“人文摄影”的作品仍在涌向世人的眼球，越来越多的观光客背上昂贵的长枪短炮围剿着藏区人民，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我们消费着纯净的自然风光与符号化的异族风俗，却无视镜头前受到惊扰的眼神。我们的粗暴行为是源于内在对“人”的尊重与爱护意识的缺失。1994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一名瘦小苏丹女童因过度饥饿伏倒在地，她的身后是一只对其虎视眈眈的秃鹫。这幅挑战了社会新闻伦理的照片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照片揭示出的残酷现实极具视觉冲击力，但人们往往更加期待的是，在空茫的夜幕之中绽放出一点的微茫的光亮。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还是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都传达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文”的核心始终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与终极关怀。人们涉猎经史，研习文艺，培养人文素养，绝非为了智识的竞技，而是借以打破我们促狭的人生经验，超越生命的困境。

《庄子·逍遥游》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在礼崩乐坏的后现代社会，人文正是这样的一枝之栖的存在，它令我们觅得心灵的安顿之所，在这里，我们所知晓和信仰的一切，仍然秩序井然。

《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