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屈辱史贯穿了整个基础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迎头赶上”“赶英超美”这样的词汇再熟悉不过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苦难叙事逻辑，几乎占据了所有人的童年认知，于是奋发图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生存信条。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灌输下，所有的“内卷”“996”“埋头苦干”都具备了合理性与正当性。因为只要你不想接受落后的屈辱，那么就必须忍受疲于奔命的极致内卷人生。除了这样的二元对立，中国人没有第三个选项。

今天中美争霸的大背景更是为这样的二元对立增添了难以辩驳的注脚。在国家层面的发展叙事中，“迎头赶上”与现代化、强国梦或国际竞争联系在一起。它一方面构成了集体焦虑的根源，另一方面这样的叙事也确实能够激发集体的动员力量。它将复杂的文明发展简化为单一的比较逻辑，把一切价值归结为“能否赶上美国”，把国家的自我认同寄托在外部的评价体系之中。但中国人每天就是靠这样的精神鸦片才能心甘情愿地走向每一个逼仄的工位，埋头接受牛马的一生。

从理性上我们当然可以头头是道地分析出“迎头赶上”所代表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巨大弊病。比如它并非真正的公平，而是一种公平的假象。社会资源分配从来不是完全中立的，因此要求所有人“迎头赶上”本身就带有结构性的偏见。又如，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赶上”的意义–究竟赶上的目标是谁设定的？如果一个社会或国家总是陷入“迎头赶上”的逻辑之中，它就容易忽略自身的独特性与创造性，从而陷入单一的模仿与追逐。这也是急功近利的当代中国永远在呼唤创新却永远赶不上它的西方对手的原因。只有当“价值”不再被单一的绩效逻辑所垄断，个体与群体才能从这种幽灵般的追赶压力中解放出来。

但是，我们也知道，上述的理性论调在现实世界中不过是又一次暴露了左派的天真矫情。不仅是中国，这个世界已然被优绩主义绑架。所有的文明理性，不得不向肌肉与霸权低头。比如川普对于普京的纵容与对泽连斯基的霸凌，赤裸裸地体现了他对“没什么牌”的小国总统的势利态度。相应地，对优绩主义反思最多的欧洲诸国，却发现自己早已很难挤上牌桌，不得不掉转文明的方向，心不甘情不愿地重新加入军备内卷。这分明是一个野蛮人当道，劣币驱逐良币的世界。

要想不被优绩主义绑架，我们必须先打碎这个充斥着优绩主义的旧世界。但问题在于，要打碎它，我们又不得不依赖优绩主义的逻辑——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力量，需要“奋发图强”，需要“迎头赶上”。就像社会正义常常要借助法律这个暴力机器来实现一样，化解优绩主义也需要由优绩主义的优胜者来推动。于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便在这里形成：反抗优绩主义的道路，需要先屈从于优绩主义本身。人们既渴望从内卷中解放，却又不得不在这台搅拌机里无可奈何地继续旋转。

当然，我们也无须过于美化川普上台之前的全球化时代，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只不过当时欧美尚未撕裂，强权恰好也属于文明进步的那一方，从而让强权的展现一直都包裹着温情脉脉的文明外衣。当川普上台将这层外衣彻底撕破，当现有的优绩主义优胜者对丛林法则毫无省思，那么历史的重任只能落在未来获胜的有识之士身上。而在此之前，我们都要继续忍受着优绩主义的幽灵游荡在许多城市的上空。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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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后悔药”，这是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的人生训示。这为我们的人生早早地树立了警示牌，让我们在每一个人生岔路口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走错一步，就没有了回头路，最后悔恨不已。

成年以后的我们早已知晓，这样的人生训示不仅夸大了个人选择的重要性，造成了人生可以被选择的假象，而且也低估了命运齿轮的无常，让人们遇到类似情形时过于诉诸情绪上的宣泄，比如遇到意外总是会想到“如果当时不这么做就好了。”而事实上，当时真的存在更好的选择吗？

如果我们认可所处的三维世界是一个单向度空间的话，每个人所处其中皆沿着一个既有的线程在行进，那么无论怎么选择，都不能打破这个既定的路线，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另一种可能。我们感受到如果时光倒流，还有一个B的可能性。但其实我们只能选择A，因为在所有先行条件作用下，A才是唯一可能发生的结果。B的可能性，只存在于我们未能穷尽全部变量的想象中。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意志的概念其实是人类试图解释意识活动时所臆想出的虚构叙事。它更像一种主观体验，而非客观事实。

换句话说，对个人自由意志的迷恋其实并未考虑个体的认知局限、环境压力、情绪驱动等一切现实变量。在单向度空间中，这些变量已充分决定了行为走向，因此个人的行为选择并不具备“悔不当初”的可能，而是当时条件所可能产生的唯一结果。我们常听到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存在即合理”这些似是而非的心灵鸡汤，其实都表达了人生实则没有太多选择的无可奈何。

这实际上是哲学史上存在已久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的争论。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斯宾诺莎认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而是“顺应理性与自然之必然”。当一个人理解了自己的决定是如何被自然法则所决定时，他才是自由的。而所有的后悔、罪恶感、道德评判等，都是由于人不了解自身必然性的结果。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决定性根源，他就不会后悔，因为那是他“在当时的全部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状态”。

这种言论显然挑战了人类关于伦理自由与行为责任的传统观念。如果承认一切皆为宿命论所推动，那么在没有自由意志的前提下，人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人生是否还值得去努力？人是否会因此陷入虚无主义，认为意志与选择不过是无意义的幻觉？

这些质疑委实令人强烈不安，但据此反驳决定论的主流观点却也不够有力。比如从伦理学上说，如果决定论为真，那么就无法合理追究个体的道德责任。因为人“无法选择不做错事”，那么我们又如何能责怪、惩罚或表扬任何人？我们当然希望人类社会建基于道德律令，每个社会公民都是道德楷模。但问题是这种对应然的期许没法改变实然的本质，就如同宇宙的变化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先有宇宙，后有人类，结果无法影响成因。

又比如从自然科学角度提出的对决定论的挑战，认为自然界本身在微观层面是“非决定性”的–粒子的位置与速度并不由前因完全决定，而是具有“概率性”。那么决定论就在现代物理中站不住脚。然而，这个观点对于自由意志的挑战恐怕更大。如果事物发展都依赖其随机性，那不是更加否定了个人选择的主观能动性吗？更何况，在量子力学颠覆现有的线性时空结构之前，不确定的微观世界与既成事实的宏观世界仍然并行不悖。

从相对温和的中间立场来说，宿命论并不否认崇高行为的发生，它只是否定了“自由意志”的解释路径。我们之所以会选择努力，是因为努力已经具备了足够多的内在驱动。人们并不是靠意志力改变了命运，而是命运赋予了人们努力的特质。我此刻的知识、动机、身体状态、价值体系、历史经验，共同定义了我所能采取的行为，并不是我想去这么做，而是我就是一个会这么做的人。

也因此，我们对于生命的审美，就从披荆斩棘对抗命运的自我感动，转变成了欣赏生命一点一点走完它的全部旅程的静观。它并不需要被赋予目的才有意义，也不依赖于道德判断或价值评估才值得感念。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是自然运行的结果，是一个存在体在特定条件下唯一可能的表达。

正如现在读到这里的读者，已经发生的阅读是没法改变的事实。即使浪费了些许光阴也无须后悔，因为在一切开始之前，人就没的选。

•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 主题：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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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或者愤怒，当然不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情绪状态。当众生气，无异于当众出丑，它暴露了个人脆弱的一面。它意味着一个人既无法面对身外的棘手难题，也无法控制体内的情绪。他在困难面前一败涂地，只能以生气来掩饰自己的窘迫。

然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并无暇顾虑这么多。生气往往是其在各种权力缺失情境下的代偿性表达方式。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遭遇诸多不公平对待，却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渠道进行有效申诉时，愤怒便成为其仅有的宣泄途径。

底层群体面对压迫与剥削，只能以激烈情绪进行反抗。虽然这种反抗也缺乏实际的支撑资本，也难以对现实困境产生实质性改变，只能是进一步暴露了弱者的弱势地位，再被污名为生气是弱者无能的外化。他被生活的困难击垮，他只能等待怜悯，或是鄙视。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戏，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场景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通过各种表演来塑造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那么作为弱者的对立面，强者就常常需要表演出沉稳、冷静与优雅的特质。我们无法将这种情绪克制等同为内化的道德修养，因为这种情绪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表演。

福柯认为，权力并非仅仅是某一特定群体或个人强制力的体现，更是一种通过话语、规训等方式进行的微观运作。权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通过知识的生产、话语的建构以及对个体身体和思想的规训来发挥作用。

这其中，权力表演就是权力主体运用各种符号与手段，向他人展示自身的权威性与优越性，从而巩固权力关系的过程。在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中，权力主体的言行举止、决策方式、社交礼仪等，都可能是权力表演的具体形式，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微观运作逻辑。

因此，强者们所致力于展现的优雅与体面，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修身养性与情绪管理，无论是出于表演性还是本真性，都与个人真正的道德水准无关，它只体现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剥去这样的外壳，将造神的表演祛魅，我们就会对身体”生”出的”气”更加处之泰然。

如果说生气是弱者无能的表现，那么不能生气则成了强者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标签。正如特权阶级自己也无法改变特权的存在，那么表演优雅的强者们也必须承认，如果换一个剧本，他们一样演不好优雅。既然每个人都只是在扮演社会中的一个角色，那么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不要指责对方不够专业。套用一句俗语就是：Don’t
judge.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摄影：林明辉（瑞典）

主题：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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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段时间的热点，协和医院4+4毕业生董小姐事件，以一己之力踢爆了长期压在国人脆弱神经上的医疗腐败与教育腐败，同时也一下子挑明了中国阶层缺乏流动性的现状。作为“天龙人”的董小姐，背后有一整张为其服务的关系网。他们所侵占的，就是普通人再怎么努力也难以进入的顶级圈层。虽然事后董小姐被看似严肃地注销了行医资格，但相关链条上的责任人没有一人被处理，官方的态度基本上还是息事宁人，不希望拔出萝卜带出泥。董小姐被推出来”献祭”以平民愤，换得后面的利益链继续存活运作。

这种官方与民意的博弈近年来我们已经屡见不鲜，它像极了“太极推手”，你进一尺，我退一步。大家各自互探底线，但基本维持了表面和气，并不轻易撕破脸。因为民间也知道，惹急了官方，轻则删帖封号，重则寻衅滋事，还会被赤裸裸地提醒，在权力面前，屁民一无是处。而官方也默认并不轻易露出獠牙，毕竟民间的怨气总要找个地方发泄，高压锅适时地放点气，也能规避更大的风险。

美国社会学者James C. Scott上世纪八十年代从马来西亚农民的日常状态中提炼出“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的概念，描述了弱势者的日常抵抗。虽然没有看得见的反抗，但抗争正在默默地进行。弱者的武器就是偷懒、装糊涂、偷盗等等，这些形式几乎不需要事先协调计划，大家心照不宣地以一种个体自觉的方式，非直接地与上位者对抗。当大面积的全面反抗行动不被允许的时候，那么个人化无序的微小抵抗就成了无须明言的默契。

在今天中国的背景下，这样的微小抵抗表现为对自身诸如“屌丝”、“牛马”的自嘲，对躺平主义的实践，以及对官方话语形态的调侃等等。看似消极、微弱的姿态，本质上是对压迫性结构的委婉回应，既不至于真的剑拔弩张，掀翻桌子，又能”出口鸟气”，以为下一次憋气留够空间。

微小抵抗当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尤其是当固化的权力结构使得个人奋斗失去现实意义，主流话语系统将成功归因于个人努力，用“失败羞耻”来掩饰社会阶级跃迁的破产，且所有的反抗都缺乏合法通道，乃至被肆意压制、污名化。个体在有限条件下维持自我意识与判断力的方式，就是日常性的拒绝、延迟或假装合作。“微小抵抗”就是一个进阶无望的普通人向不对称权力关系宣战的微弱的倔强。

官方当然也能嗅到这微小抵抗所反映出的不满的味道。在主要流量平台上，此类带有消极反抗意味的内容，往往受到限流处理，或通过降低推送频率减少其传播范围。相关创作者也可能面临软性监管，如被提示约谈、内容审查等。

但官方并不过度紧张，因为大多数表达往往止步于情绪发泄，缺乏持续性与行动性，最终还可能被娱乐化收编。部分话语也被转化为消费元素，如“社畜”、“牛马”等术语构成的文化衫、表情包，成为自我调侃的工具而非政治主张的延展。它本质上并不具备任何的组织性或政治性，亦不会形成有效的社会力量。

然而，历史的诡异总是让历史研究者喟叹自身无用。如果我们相信偶然在人类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或者说历史进程原本就是一种无序非理性的变化结果，那么这些野蛮生长在边缘草根之间的微小抵抗，也许终有撬动石头的机会。这不仅是因为水滴可能石穿，聚沙也能成塔，这更是因为生而为人，拒绝逆来顺受，追求能动性与尊严，就是人的本能。在这些微弱却持续的表达中，我们得以窥见一丝人的希望。

注：关于北京协和医院4+4事件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5_04_29_774085.shtml

• 摄影：林明辉（瑞典）
• 主题：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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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行为科学家Alison Brooks对于聊天有个话题金字塔（topic pyramid）理论，大意是将所有对话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最表层，比如关于天气、交通、周末活动等无关痛痒的寒暄；第二层是中间层，对话开始进入个人的兴趣、生活、经历等等涉及隐私的话题；而第三层是深入层（deep talk），聊天会进入个人的信仰、价值观、形而上的各种思考交流等。世间所有的对话都会在这三个层次游走，不断在深浅之间变化，而不会固定在某一个层级。

从具体实践来看，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希望聊天可以更有质量，更多地抵达深入层，但实际上这样的对话可遇不可求。大多数日常对话都终结在中间层甚至就停留在表层的寒暄。或者可以刻薄地说，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曾发生过深入层的对话，就如同不是每个人都会去阅读《理想国》或者《论语》这种深入的对话体著作。在这个层面，聊天就是一种产生思想的方式。

反过来说，倘若没有慧根，倒也无须为赋新词强说愁，附庸风雅地非要追求深刻的对话。因为没有人可以时刻保持深刻，不管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夫子，在遭遇五谷轮回的困扰时也难以继续他们的强辩。诸多艺术片导演一边憧憬着与观众的平等对话，另一边则常常忿忿不平地抱怨观众只喜欢肤浅的商业片，导致艺术品的票房惨不忍睹。殊不知，这样的抱怨反倒暴露出抱怨者自身的肤浅。对于忙碌了一天996（注1）的牛马来说，抽时间进电影院都是一件莫大的奢侈，如何还有余力与艺术家们玩思想的躲猫猫？这个时候当然是直接了当的商业爽片最符合需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艺术家们哲学家们，须知每天进行深入的高谈阔论本身就是命运赋予的特权。当你拥有这样的特权时，最应该做的就是尽情享受的同时心怀感恩，又怎好意思指责被迫辛勤劳作的人们不识风月呢？

更何况，长时间停留在深层次对话就是一件好事吗？恐怕所有人都不否认，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严重撕裂的世界，这大概就是源自互联网造就的广泛深入的全人类对话模式。没有人是圣人，也没有人能经得起长时间的推敲与审视。幻想在这个世界上通过对话找到知己，其实是为了遗忘每个个体都是如此孤独的事实。互联网的便利撕开了这种幻象。进入深层次的对话越多，对话双方愈加伤痕累累。网络中产生的深层次对话越多，世界的撕裂越严重。这个时候，一部分人变得失语，不再热衷于发声；另一部分人则较为圆滑地选择了“莫谈国事，只谈风月”，这其实就是主动将对话降级，从深层转向表层。说些不痛不痒的寒暄，虽然避免了争吵，却也让这个世界的无聊信息又增添了不少。到了最后，对话越多，垃圾含量越高。

AI时代的到来让苦寻深层次良性互动的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无所不知的AI不会预设立场，不会嘴硬抬杠，更不会失去理性，任由情绪摆布，它简直是一个完美的聊天对象。但到目前为止，AI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过于冷静，它不具备人类的情感，也难以对人类的感情活动产生共鸣。换句话说，它只提供信息，不提供情绪价值。它没有摆脱冷冰冰的机器皮囊，更不可能成为有趣的灵魂。

更重要的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诸多工具被有意设定为附和讨好的模式。以最具有争议性的川普为例，川粉从Chatgpt中得到的是对川普的溢美，川黑也喜提对他的全方位批评。对于中立者，Chatgpt则决然不肯先透露自己的立场。也许这样的设定是为了维持AI的中立，毕竟它归根结底是从既有现实中提取归纳信息。现实世界有什么，AI就只能输出什么。也因此，它缺少独属于个体的个性与创造性，更无法在后真相时代厘清真假。这样的AI显然无法帮助人们摆脱各自的信息茧房。或者说，与AI 的对话并未弥合意识形态的裂痕，反而为各种垃圾信息推波助澜。

行文至此，本文也贡献了这许多的垃圾信息。在找到摆脱聊天垃圾化的对策之前，只能速速打住。

• 注1
• “996”：朝9晚9，一星期工作6天。

• 摄影：#林明辉（瑞典）
• 主题：#聊天

上一篇文章链接：我们是一群用鸡语聊天的小鸭/周睿（吉隆坡·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