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并不真心喜欢新的事物，一时的新鲜感最后总是转化成浓浓的敌意。想当年六字辈的年轻人（出生于1960年代）出社会后，由于“抗压性低、受挫性低、忠诚度低、服从性低、稳定度低、个人利益优先”等普遍“毛病”，而被冠上“草莓族”的称号。老一辈的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可是年轻人却自认为“有创意、有个性”，当年对年轻人的最高敬意即表示对方“有性格”。我很熟悉这一些，我本身就是六字辈世代的其中一员。

然后七字辈、八字辈、九字辈陆续冒现，老前辈继续看不顺眼，不同的是有一些老前辈已陆续退下舞台，换上新的老前辈，那些过去的“草莓族”、七字辈，甚至不久前还让人思之极恐的“八十后”，都开始延续传统在长吁短叹了。开场白几十年来都是一样的：“现在的年轻人真是……。”

记得以前看蒋梦麟的《西潮》，其中有一段叙述作者在美国遇见一位打过南北战争的老兵，老兵也认为当时士兵的本事远远不如自己时代的。这一代旧人看新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情况，似乎放诸四海而皆准？新一代的年轻人都如此不堪吗？如果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怎么都是一步步在提升，而不是人类社会一步步走向灭绝呢？

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看待事情，一个应该接受的事实就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人才，也会出现废材，并无例外。两代之间因为习惯、作风不同而形成代沟，不见得就表示谁比较优秀，或谁比较拙劣。或许，老一辈因为年资的关系而占据了社会上层层面面的战略位置，掌控了话语权，刚出道的新一代自然只有挨闷棍的份；不过，以偏概全说明的只是自己的偏见，而不是眼光独到。如果今天位置转换，新一代都居高临下以绝对优势来审视老一代，你以为他们会说出什么赞美的好话来？媳妇一旦熬成婆之后，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小媳妇，说实在那比较接近于一种扭曲的报复心理。

五字辈已陆续退休，现今就开始换我们这些第一代草莓族的六字辈当家做主了。当年前辈甚至创立新词“草莓族”来形容我们，可见在人家眼中我们是多么的出不了场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我们虽然在职场上地位不同了，但是我们用三十年证明了什么？以前的前辈都是瞎子？或者今天的成就并非一步登天，而是和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一样，一步一脚印地慢慢走出来的？

我们不需要视年轻人如仇敌，他们只是社会经验不足，不代表天生混蛋。三十年后，估计今天的年轻人同样要看不惯到时候的新一代社会新鲜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地球不会因而停止转动。那么，一代旧人应该怎么看待新人呢？我个人的建议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摄影：李嘉永（台湾）

丰子恺代表作《缘缘堂随笔》中第一篇散文的题目是《渐》。渐，即缓慢的变，一种刺激性比较低的转变。人的重口味只表现在隔岸观火或看戏的时候，伍子胥一夜白头多精彩啊！电影《第六感》（The Sixth Sense）中老是见到鬼魂的小孩和心理医师早几分钟的信任，和突然发现心理医师本身就是一缕幽魂的急转直下，谁不叫绝？可是，如果换着自己是当事人呢？恐怕不是叫绝，而是要叫救命了！

文章中丰子恺表示，渐进“使人生圆滑进行”，是“造物主骗人的手段”。如果变化是以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天一天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的形式渐进，人就不容易察觉改变的演进轨迹。现代人口味很重，其实精神很脆弱，生活中万一发生剧变，譬如一觉醒来秃了头，或者发现自己最信任的战友其实是只阴魂不散的鬼，其反应即使不是鬼哭神嚎，也会是其他各种形式的恶形恶状，反正不能指望得体。

缓慢的变化让人更容易接收改变后的结果。每天照镜子，不论是意气风发的五十年前，还是已经鸡皮鹤发的五十年后，一般人都觉得还可以接受或忍受，很少人会单纯因为老而自杀的吧？主要是每天这么看，实在看不到太明显的变化，习惯成麻木。可是，三十年不见的同学见面时说“一点也没变”就不知从何说起了，可能是因为眼睛不好、记忆不好，或者是良心忘记带出门？

时间是所有变化之母。在时间的冲击之下，世界会改变、人心会改变、发型会改变、银行利息也会波动（模仿1984年电影Top Secret的经典对白），基本上没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既然无法阻止时间的流动，也就无力阻止改变，这一点现实必须承认。

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化，我们需要的只是准备去接受变化的心理，别无他途。凡事都有充分心理准备是必要的，起码事到临头时比较不会大惊小怪，表现大概也不至于精彩得让旁观看戏的人有上载到社交平台的冲动。身处在不论是缓慢或剧烈的变化之中，也唯有不忘初心，我们才有望继续踩着不变的步伐，一路优雅走到底。

摄影：李嘉永（台湾）

上大学时，我常听邓丽君的卡带，而且很喜欢。一位大陆同学指出，邓丽君的歌是典型的“靡靡之音”，虽然如此，他也很喜欢。

以前从书中得知，中国传统上向来有所谓的“正乐”、“雅乐”，以区别“靡靡之音”，但是从来就没弄懂过在现实中究竟什么才算是靡靡之音。邓丽君是自小就认识的歌星，身旁也没有出现过不喜欢邓丽君的人，如此一位全民偶像的歌，居然是“靡靡之音”？靡靡之音不是那种听多了会“不知亡国恨”的《后庭花》之类的妖歌吗？

老一辈的人，每每谈起今昔歌曲的比较，总是认为今不如昔。舅舅曾经说以前的人是用“肺”唱歌，现在的人是用“喉咙”在唱歌；他很受不了那些声嘶力竭的呐喊式唱法，觉得很吵。时间过得真快，其实那已是三十年前的言论。今天，如果要比较今昔的歌曲，我一样认为今不如昔。以前的歌，即使是赵传，即使是丘丘合唱团的《就在今夜》，呐喊归呐喊，人家总还是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的。现在？说实在我常常无法分辨那些人是用着什么语言在念哪一部经？

也许，并不真是今不如昔，只是自己也“进阶”到“老一辈”的地位而已。

对一个完全没有声乐底子的人来说，邓丽君歌声的特点就是“柔”，忙的时候听固然有助于放松心情，闲的时候听相信更会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延年益寿。如果“靡靡之音”就是让人放松，按今时今日的标准，那不代表有什么不妥吧？

虽然邓丽君已离开我们许多年，但她的歌声还是经常在空中飘扬。即使她唱的歌果真就是“靡靡之音”，也罢，我还是喜欢听。上进或堕落，在如今这个年代是不依赖音乐来影响了。音乐，无非就是入不入耳，如此而已。

摄影：李嘉永（台湾）

中世纪的荷兰神学家伊拉斯谟（Eramus）最早提出“预防胜于治疗”的口号，但这种概念显然是所有对疾病心怀恐惧的人都会自然而然产生的；在《周易•既济》就已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的说法，而我相信“生病”绝对包括在先民对“患”的考虑范围内。

这种防患于未然的远见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养身之道”，成就了许多直销公司，让保健品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各种保健品当然还是建立在荷包的基础上，对没钱的人来说该怎么办？那就多吃蒜吧！父老相传蒜对身体也不错。如果几毛钱的蒜可以养身，那么每个月花上几百、几千块钱买保健品的现象算不算是荀子所说的“养生无度”？需知对荀子来说，这可是“乱世”的征兆之一啊！

我常在想，假设整容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人对“美”的看不开，那么过度讲究预防胜于治疗的背后，却到底是存在着一个人对“生病”，还是“死亡”的看不开？在传统思想里，“康宁”和“善终”都是“五福临门”中的福气，可见我们追求的实际上是健康的身体，宁静的心灵，安详的死亡。对一般人来说，这些追求都无可厚非吧？

不论是“养生无度”，还是多吃蒜，我们希望的都是换取健康的身体，并在最后获得安详的死亡。相信古今中外都存在着一样的心理，但是“看不开”却破坏了我们心灵的宁静。在大多数情况下，生命并不会按照我们的设计蓝图展开，对这种现实看不开只是自寻烦恼。不喜欢治疗，我们尽管用各种预防手段来对应，可是谁能保证吞下一大堆的保健品就能免于生病？厌恶不得善终，也许求神拜佛，或者努力行善累积阴德点数都是办法之一，但也同样不能打包票。

所以，宁静的心灵终究还得回归自己内心。我们去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倘若结果不尽人意，“接受”是唯一平复自己心灵的方法。生病如此，死亡如此，不满的情绪发泄后，接受现实，人生还有什么好看不开的？

内心宁静并非仰赖自欺欺人，而是鼓励接受生命的现实。预防胜于治疗？赞成！但是万一天不如人意，还是生病了，又怎么办好呢？能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去吧！如此而已。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八卦一般指某些热心过度的人，对一些有的没的消息强力广播。总的来说，大家对八卦的人，或八卦的事，可能觉得有趣，但通常还不至于会抱有过高的敬意。简单的结论是，八卦并不是一个褒义词。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八卦一丝一毫意义也没有呢？似乎又不尽然如此。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冷淡。冷淡到什么程度呢？按我们这些从二十世纪活过来的人的标准来衡量，不论在感情上或观念上都十分难以接受。如今新的住宅社区，房子与房子之间已弃用过去的篱笆网，而改用水泥墙，邻居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已彻底实现。别说不知道你家贵姓什么了，连尊容长什么样子也模糊得很。这种情况直接造就了救护车的“生意”蒸蒸日上。如果家里有人生急病，以前的人认为“远亲不如近邻”，今天的人则觉得“近邻不如救护车”来得可靠；也不清楚这是信任专业，还是不信任邻居，反正此类现象很不可思议。

在这么一种冷淡的现代人际关系中，八卦反倒是足以起到一定积极的“润滑”作用。在东家长，西家短的各种八卦中，你终于搞清楚了左邻右舍是什么来头，久而久之，甚至可能产生某种莫名的亲切感。虽说今天邻居关系既冷淡又冷漠，但经过长期八卦广播的“百闻”洗礼，实际上也为后来最终的“一见”做了彩排，搞不好还有可能“一见如故”呢！我觉得，这不能不说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大小灾难现场偶尔会有热心人伸出援手，不过更多围观的人都只是忙着拍照，然后分享到社交网站去。这种不知该归在八卦还是混蛋范畴的行为，能够提供什么意义？我想，还是有的。最起码，照片保存了事发当时的现场状况，而且当大家都在做即时报道时，胆敢趁火打劫的行为肯定会有所减少。对当事人来说，这或许也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大家都懂的道理，但愿我这里所提及的情况还不至于被骂“胡说八道”才好！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几十年前，幼儿园纯粹是小孩子玩乐的场所，可惜那种好景早已随风而逝，如今幼儿园已经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相比起过去，女儿现今在幼儿园里学的东西，说得上是拳拳到肉的“真才实学”。以算术为例（实在不能接受把加减法运算称之为‘数学’，牛吹得那么大是想吓谁呢？），他们现在已经在做十位数的加减法，而想当年我在这个年纪时恐怕还数不完一到十。记忆中以前上幼儿园就是去玩而已，对读书、做作业的记忆完全一片空白，难不成是我失忆？

女儿头脑清醒时，减法的借位和加法的进位都难不倒她。不过，有时候和妹妹玩得失魂就难说了，五加十六随时会得出一百一十一这样的答案，还满脸狐疑地问：“五加六等于十一，一加零等于一，不对咩？”这样的烂算术，加上这样的烂华语，真是让人火大！

话虽如此，毕竟还是发作不起来。想想就六岁的一个小孩，自己又不是国家教育部里那一批没心没肺没良知没常识的官员，为这样的事生气实在不是很理智。

当年编电脑程式的经验提醒我，电脑程式如果编得好，永远都不会出现计算错误的问题。但是，电脑就像一个无辜的小孩，必须一步一步说明，少一个步骤也不行。电脑像小孩，小孩也像电脑，步骤一定要说清楚，基础打好以后问题自然少，即使最终还是开不了窍，尽过力就不留遗憾。

身为教师或家长，必须认识到发火是教不会算术或其他随便一门科目的。我们或许早已对进位和借位的概念烂熟于心，但别忘了孩子才刚刚第一次接触。如果准备当一个引路人，我们的义务就是把路照亮；余者，随缘吧。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疯狂的石头》当年在马来西亚的电影院上映后，并没引起任何涟漪；但从互联网得知，它却是2006年一部在中国引起大家极大兴趣的卖座电影。同样是获得刘德华“亚洲新星导”计划下赞助所拍的电影，马来西亚导演何宇恒的《太阳雨》虽然在威尼斯影展中得了奖，却是一部还没散场就教观众逃了一半的作品。反之，《疯狂的石头》却获得观众的喜爱而轰动一时，若在互联网上搜寻，基本上是找不到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恶评的。

王岳川认为后现代艺术是“一切都在一个平面上，没有深度，没有历史，没有主体，没有真理，甚至没有原本。所谓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纷纷失效。” 作为后现代主义重要表现手法之一的电影，或者说至少在《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的表现上，王岳川“没有深度”的看法并不见得能够完全成立。

《疯狂的石头》显然在影片中加入了不少讨好观众的商业元素，但一来商业化本不是什么罪恶，二来商业化并不表示这部电影就毫无有深度的方面可言。商业元素并不能全然抹杀一部电影的价值。基于这种信念，在此选择了《疯狂的石头》作为讨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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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天下文章一大抄”，其实电影看多了也会有同感。虽然说是“创作”，但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或许是其他影片给予的启发，一部新片往往还是留下了一些其他电影的痕迹。

1981年的美国电影《上帝也疯狂》（God Must Be Crazy）和《疯狂的石头》一样，故事都是由从天而降的可乐开始讲起，而且剧情也都相当疯狂。基本上来说，《疯狂的石头》比《上帝也疯狂》更进一步，导演运用高明的蒙太奇手法，把一罐从天而降的可乐，巧妙地将这个故事的所有重要关系人一下子全贯穿起来了。

一心泡妞的谢小盟，在缆车上被人踩了一脚，手上拿的可乐因而从空而降，砸破了包世宏偷开出来练习的公家车的挡风玻璃。在下车检查后，指着高空缆车诅咒，却让忘了拉煞车的车子溜下斜坡，撞上开发公司秦助理的高级轿车。撞车声也引来原本正在调查道哥、小军、黑皮三人匪党的警察。

这种一口气“引见演员”电影手法固然有趣，但也不禁让人有深一层的思考，其实种种事情之间，往往都是环环相扣、互成因果的。这似乎也可以作为“蝴蝶效应”的另一种注脚。

《疯狂的石头》也难免让人联想起，香港许氏兄弟1981年的电影《摩登保镖》。两部电影的笑料，在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主人翁的不够专业，再加上其创新的“奇想”而导致。《摩登保镖》中许冠文训练保安队员的种种方法，诸如“模拟”开车、跳伞理论、手指塞枪管等，其逻辑跟《疯狂的石头》中包世宏用假的高压电警告牌、以厕所的冲水感应器来充当保安感应器等，都属于异想天开的一类。

可惜《摩登保镖》美中不足的是剧情太过松散，整部电影几乎就是由一连串不相干的笑料堆砌而成。这也是许氏兄弟电影一贯的风格。从1974年的《鬼马双星》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红极一时的许氏兄弟电影，曾经是大家引颈期盼一年一度的最佳娱乐，最后就因为观众厌倦了这种呈献方式而终于没落。《疯狂的石头》的节拍相对就紧凑多了，而且让观众在笑料不断中，获得了“5400秒的笑声”。

《英雄》中李连杰和甄子丹在打斗时所用的京剧声效，和《疯狂的石头》在一些慌乱场景出现的京剧快调如出一辙。又因为《疯狂的石头》选择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空，譬如当包世宏发现自己中了调虎离山计而赶回庙中捉贼、发现翡翠被调包，背景响起的京剧小打音效，其实也同时强调了故事发生的那个特殊时空。

《英雄》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那时候哪来的京戏？根据一般学术界流行的说法，中国的戏剧历史是从12世纪末才开始的。在那场景配上京剧音效，其实就跟配上1970年代的西方歌曲Kung Fu Fighting同样不伦不类，非常失策。所以，《英雄》的那片段可说纯粹是导演张艺谋为了讨好西方无知观众的手法。

《疯狂的石头》导演宁浩虽然出身在1977年，但作为一个曾经“穷得只剩下电影”的电影工作者，想必新电影、旧电影都看过许多。一名电影爱好者，或就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他人提供的养分，逐渐提升自己。若与上述的三部旧电影来比较，至少在技术层面，《疯狂的石头》显然是更胜一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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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宏和三人匪党的领袖道哥是《疯狂的石头》的两大主角。原本一个正，一个邪，人物个性按道理也“应该”是泾渭分明的。但在后现代的今天，已无所谓什么“应该不应该”了。两个主角的个性实际上是一个正中带邪，一个邪中带正，并不那么的分明，而且都有各自的道德标准，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复杂。

在电影中包世宏和道哥的形象都是很机灵以及果断的。从厕所内的冲水感应器到澡堂里的声控电灯，包世宏从中得到灵感并一再提升展览厅的保安规格，而道哥在手下进去罗汉寺偷翡翠误触警铃时，马上当机立断的拔下街上配电盘内的所有保险丝，协助失手的手下逃走。但在这些清醒表现之余，他们也不时各自有让人惊谔的行为。

好比曾经在警校学过刑侦的包世宏，临危受命当上了翡翠展出期间的保卫科长。虽然受过正规训练，懂得犯罪心理学、痕迹学，会采用兵不厌诈、高灯下亮、敲山震虎等对应方法，可是，他却对“文明执法”非常的不以为然，认为对付坏人就应该用一把白灰撒了对方再说。在金庸小说的武侠世界里，那完全是典型下三滥的作风，但包世宏原就认定武侠小说是“鬼打架”的书，所以也不见得会介意自己在武侠世界里的形象问题。可是在跟“棒棒”们谈判的过程中，却又完全是一派江湖风范，让人感到十分矛盾。

道哥虽然是个“坏人”，却时时不忘“专业”精神。譬如他就不时教训手下黑皮：“要有智商，才能上档次”，“刚入行，要低调”，“注意你的素质，素质！”，“小不忍则乱大谋”等。再者，道哥是真心诚意的看待自己的犯罪事业，他就曾正经八百的以“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怎么走得开？”来推搪女友菁菁，而且最可笑的是这位女友并非不清楚他干的是哪一行“事业”。在发现菁菁跟谢小盟睡在一张床上，道哥虽然一时气得忘了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警句，准备拿菜刀砍人，反而要黑皮提醒“杀人犯法！”（他们事业中的“项目”有哪一样不犯法？）；可是清醒过来后却只想到请教律师。当律师告知这种事没人管时，作为“坏人”身份的道哥怒问：“还有没有王法？”，可见他心中对从小被灌输的守法观念还是“遗毒未清”的。最后他也只好接受现实，象大多数人一般的感叹：“世道变了，就是没有好人了。”

顺带一提那在香港专攻人体艺术的谢小盟。此人平时满口胡言乱语（虽然听起来都很有哲理似的），一副没心没肺的败家子模样，却偷了货真价实的天价翡翠送给一个偶然懈逅的女郎。往正面去思考的话，他也算是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了。

谢小盟这个败家子形象的刻画是极成功的。在这部电影主要是透过对白使一个败家子形象跃然而生，譬如他在拿到暴怒父亲的钱包后，向旁人说的“失去理智了啊”，以及后来的“要浪漫，先浪费”、“与爹地斗，其乐无穷”等，都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名句。印象中还能够相媲美的败家子形象，只有《活着》里葛优扮演的福贵；其中一个场景他笑眯眯地感叹自己近来常签欠单，连字体也进步了！

《疯狂的石头》中人物内在性格冲突的刻画，是很符合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的现实的。一系列失去西方启蒙主义、理性哲学以及相对应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都是后现代的表征。在今天，正如韩国影象资料院院长所言，“致力于改善世界的人却越来越少了，许多人渐渐抛弃了启蒙和斗争的目标，代之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这是一种后现代的反映。”

对于一些还跟不上时代的人，难免都要感叹，“世道变了，就是没有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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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时代，疯癫有其不同的定义。然而再怎么变化，都是对人的不理性的一种界定。《疯狂的石头》里许多人为了得到一颗无意中从厕所“出土”的珍贵翡翠，甘冒犯法的风险，付出自由（如小军），乃至生命（如道哥）的代价。翡翠象征了什么呢？很简单，就是“钱”。

有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疯狂的当然不会是石头，疯狂的永远是人。

电影海报摘自网络。

电影链接：按这里（youtube）
或按这里（优酷）

马来西亚现今的情况是，所有专业领域的认证，包括医生、工程师、会计师、教师等职业，都有了CPD（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持续专业发展）积分的要求，积分不达标，认证即取消。CPD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不管你学问有多大，不继续进修，迟早会跟日新月异的时代脱节，最后甚至被淘汰。这种被逼上梁山式的自我增值，在专业领域确实有其必要性，但因为属于强迫性质，所以不是本文要关心的。

在自愿的情况下，不论是为了在现代社会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或在职场站稳脚步，或单纯为了开阔自己的视野，时时刻刻寻求机会为自我增值其实都可视为必要的措施。在大城市里，有心人为我们提供了数不尽的免费讲座，不过在一、两小时的讲座中，尤其是为一般大众办的讲座，演讲人为了顾及全体听众的程度，通常不会讲得太深入，听众的受益自然也有限。据观察，一场受欢迎的演讲，一般上90%的时间会用来讲各种故事与笑话，演讲者真正要传达的讯息只占内容的10%左右。这算不算是一种自我增值的方式？个人认为很值得怀疑。

除了听讲座，近来还流行另一种选择，即由社团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各种人文或社会科学方面的短期课程。上课因为信息量大，理应比听讲座收获要大，但因为是收费性质，参与人数会相对来得少。主办方或许是为了让学员心理有值回票价的感觉，通常都会在课后颁发一纸“文凭”（其实是‘出席证明’）。短期课程一般不会安排作业，大家上完课就各散东西，加上绝大数学员只听课不读书的传统坚持，结果上课效果不彰，反而更像是一种比较具有文化气息的另类休闲活动。

我们自愿参加讲座、短期课程，但是事前既没有准备，事后又不愿跟进，其实是自我安慰的倾向比自我增值的目的更明显。花拳绣腿就算能够让自己感觉良好，顶多也只是比追看电视剧强一点而已，这种小和尚念经似的活动肯定得不到太多实际成效。如果真的存心要提升自己，为自己增值的话，那就必须认真花点力气争取“真值”才对！你说对吗？

摄影：林明辉（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