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异乡》/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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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远在异乡的游子来说,对故乡的思念经常会浮上心头。不过,你所思念的故乡,究竟是那个实实在在的故乡,还是只不过是一个抽象意义的、经过了你无数美化的故乡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围城外的人想进去,围城里的人想出来”,这句话对于故乡而言何尝不是如此:远在异乡的时候思念故乡,可一旦回到故乡,回到阔别多时的老家,过不了几天你又想回来了。大概对于很多回老家过年的人而言,这种体验再平常不过了吧?

我的老家是一个远在东北的十八线小城市。平时在南方,每当夏日潮湿的气候,就会思念起故乡干燥凉爽的天气;每当吃饭的时候,就会思念起故乡的美食;每当遇到一连下好多天、断断续续的霏霏阴雨,就会怀念故乡一阵冷风、一阵阴云之后霹雷一声下起的瓢泼大雨而这雨在几分钟瀑布般的狂泻后一定会停;每当冬天阴冷潮湿的空气降临,同样也会思念起故乡的鹅毛大雪以及雪后清晨一望无际的银白色……总之,一切不开心、不如意的情绪,一切困难艰苦的时刻,都会带来浓浓的、沉郁的思乡之情,乡愁永远是一个最容易最舒服的逃避场所,仿佛回到家里就没有这么多忧愁烦恼的叨扰了。

然而每年过年回家,现实则总是在证明一件事:故乡的美好半是你想象出来的,半是你人生前十余年的习惯使然。家乡夜晚寥落的街灯会让你又记起大都市繁华夜生活的好;亲戚和同学的陈旧的观念和由于多年生活没有交集而产生的共同语言的匮乏,会让你感到尴尬而你只能用无奈的微笑来化解;和父母每天的零距离接触埋藏了无数矛盾爆发的导火线;一切旧日的人和物除了勾起浓浓的亲切感之外也会勾起深埋多年的陈旧创伤以及随之而来的刺痛感……所以每次在老家住不了多久,就想着回来。老家并不见得有多好,只是他与你人生前十余年的生活重合了,让你感到亲切罢了。你降生到你的故乡其实不是你人生最大的偶然吗?如果生命有轮回,那么你的故乡不就是你人生第一个异乡吗?

每到深夜,我的心愈发可以出离我的灵魂体来审视我自己,我就愈发将故乡视作生命的第一个异乡——在已经走过的人生旅程上,在正在行走的人生旅程上,在未曾走过的人生旅程上,我会拥有一段又一段的乡愁。这些乡愁组合到一起,将会剪辑成你在临死前浮现在眼前的最后一部电影。故乡不是实体,它是一段精神;故乡不是唯一的,它会有很多。然而,当你犯了思乡病的时候,它只能以实体存在,它必须是唯一的。只有怀抱这“唯一”的“实体”,我才能看到我对故乡深沉的爱。

在北方的一座小城市,有我的家;在我的家里,有我;在我的体内,有我的心;在我的心里,有北方的一座小城市;在北方的一座小城市,有我的家。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好汉不提当年勇?》/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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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期的主题“回忆”,我想到了一句老话儿:“好汉不提当年勇。”回忆并不见得是件多美好的事儿,回忆是一种精神鸦片。人在失意的时候,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补偿机制:让他停留在过去的美好与得意中无法自拔。“这山望着那山高”,那山也未必是尚未到达的那座山,很有可能就是以前曾经爬过的山头儿。上了大学的学生总爱回忆中学生活的美,工作的人总爱回忆大学寝室多么痛快,结婚的主儿总爱回忆恋爱的美好时光,怀里搂着新女友搂腻了就会回忆起前女友的种种好儿了……人总是对现实不满意,此乃人的深入骨髓的一种“贱性”,于是回忆就成了从这种不满意中逃避的免费鸦片。既然是“鸦片”,就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极为认同“好汉不提当年勇”——尤其是你看到很多长辈碌碌无为却总爱在喝了点儿酒的时候满嘴唾沫星子乱飞地向晚辈吹嘘自己当年是如何如何牛逼的时候。

所以回忆是自带PS功能的。如蹲监狱般压抑的中学生活,在大学生的回忆中被PS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友情;既猥琐又无聊的大学寝室,在天天独来独往的工作狗的回忆中被PS成了兄弟义气义薄云天;两个穷光蛋的恋爱生活在夫妻的回忆中被PS出了五颜六色的滤镜;天天吵架的前女友也在回忆中被PS成了所谓“那时我们真心相爱却一无所知”的胡话……卸载了回忆的PS,你会发现人生的每个阶段其实都充满了苦难,但是人有个精神倾向就是非要在这每一段苦难中抽象出、提炼出所谓的“意义”。于是,回忆这味鸦片的PS功能就派上用场了:把它装点成一尊美丽的艺术品,自然就有艺术价值和意义了。

于是“回忆”自然成了文艺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卢梭的《忏悔录》以其回忆的真诚成为了启蒙文学的里程碑,夏布多里昂的回忆录也是法国文学史上的巨擘,更不用提洋洋洒洒忽忽悠悠的普鲁斯特若干大卷《追忆似水年华》了:一块玛德莲娜小点心硬是回忆出了上万字,这PS无敌大法已然臻入化境,吾辈只能仰视。如此,普通人的精神鸦片,到了文艺工作者手里,则成了款款深情的艺术品。诺奖得主、俄国文学家蒲宁说:没有现在,只有过去和未来,所有的“现在”不过是对前一秒的回忆。所以文学艺术看多了,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碌碌无为醉醺醺的长辈,看着那些烟雾缭绕酒瓶叮当声中前言不搭后语地扯着“当年之勇”的普通百姓,也并不可憎,反倒透出一股可爱的市井气,空气中弥散着氤氲的岁月的伤感。

人嘛,生活艰难,抽抽鸦片挺舒服的,何必搞得那么认真?

 

摄影:李嘉永(台湾)

《关于古典音乐的琐忆》/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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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有否高下之分?是否古典音乐就一定比当下的流行音乐好?这是一个“曾经”很困扰我的问题。之所以说“曾经”,是因为那时我还没长大,青春期的叛逆和孤独让我执着地相信:艺术领域是有绝对的好坏之分的。艺术品不是精品,就是垃圾。音乐也一样:古典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内容,就一定比流行音乐好。相比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就是垃圾。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很“中二”,不过少年时代的我是很享受这种中二的感觉的。高中的时候因为潜意识里想和同班同学拉开距离,所以他们听周杰伦,我就一定要偷偷的躲在角落里聆听贝多芬。当贝多芬高亢有力的小提琴协奏曲在耳机中响起时,仿佛自己的逼格顿时上升了好几百米,感觉自己就像是在高空中俯视同班那些庸俗如蚂蚁般的屌丝们——尽管你看上去可能比他们还要屌丝。这时你很难说能真正欣赏古典音乐,享受的不过是这种虚假的存在感而已。不过就是这种“附庸风雅”,让你心中形成了一个艺术品位高下之分的评判体系的雏形。

到了大学,周围有了欣赏古典音乐的同仁,有了和吊丝们拉开档次的“圈子”,你不再是一个人战斗了。你的独特品味获得了圈子的肯定,这使你更加义正言辞地公开排斥那些流行音乐垃圾。不过,当这个圈子里的同仁们渐渐地走上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你们伴随着读研和就业的压力渐渐分离,你就越来越感到孤独。相比残酷的现实,音乐品味已经不再重要。终于你发现了生命的一些真理:你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古典音乐,你一头扎进去的,乃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流行品位的那种叛逆的快感、存在的价值。而这是注定要破碎的。当现实击碎了这个肆无忌惮的共同体,当你只剩下你一个人而每一个人也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你还会为巴赫的深邃、贝多芬的高亢、莫扎特的轻盈、肖邦的悲怆以及拉赫玛尼诺夫的漫天大雪而神魂颠倒、凄然泪下吗?

渐渐地你也会喜欢上一个喜欢周杰伦的女孩,甚至你会有一个听着tfboys歌声长大的孩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午后,在一团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间烟火气里,你再次打开音箱,大卫·奥伊斯特拉赫那浑厚的贝多芬小协再次响起,和高中时你躲在角落中聆听的版本一模一样,你好像生平第一次听懂了那段炫技华彩之前的副部主旋律中所蕴含的温暖——这是时间烘出的温暖。我们说时间的考验是检验一个艺术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方式,而感觉也一样,感觉是有延迟的:当你对一样东西充满执念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它的好的;惟当你放下它,用一颗平常心来聆听它,你才真正感到了它的伟大。至于“是否古典音乐就一定比当下的流行音乐好”这个问题,它如今也已成为时间的一部分,是一段无需回答的珍贵记忆。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经历生活,方悟经典》/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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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品并非老少咸宜,哪怕是童话作品。有人说安徒生的童话是小孩子读不懂的,只有成年人才能体会到个中味道,我很赞同。比如安徒生有一篇童话《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很小的时候我就读了它,然而其中所传达的生活哲理,直到今天才品出了几分。

故事很简单:一个农村老头儿受到妻子的嘱托,拿着家里的一匹马到集市上换些东西。最开始他把马换成了一头牛,然后又把牛换成一只羊,又把羊换成一只鸡,最后把鸡换成一袋烂苹果。在回家途中的酒馆里,唯利是图的英国人听到这个故事,认为老头儿回去铁定是挨一顿骂,可老头却肯定自己会得到一个吻。英国人甚至拿出一袋金币来赌老头挨骂的结局。结果老头回去把每一次的赔本交易详细告诉老伴儿,每次都得到了老伴儿的称赞,最后看到那袋烂苹果,老伴儿果真给了老头一个吻,认为“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儿时的我既不理解老头的交易也不理解老太太的反应,心想他们这不是傻吗?可经过了岁月的历练,今天再回头看看这个故事,方理解了其中的可爱。

儿时的我总是倾向于拿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标准来看待世间一切行为。电视里的人要分为“好人”和“坏蛋”,生活中的行为自然也要分成“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当我看到某些人的某些行为和书本上的价值规范不符合时,便会本能地对其行为予以批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双重标准”:说谎虽然不好,但尚有善意的谎言;与歹徒搏斗固然崇高,但为了保命还是交钱逃跑为上;等等。到了今天,方才悟出:生活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有的只是人的不同态度。夫妻相处的长久之道,不在于他们能获得多少利益,而在于他们对生活的观点是不是一致的。哪怕在外人看来他们总是做傻事,但他们毫不觉得,总是傻乎乎的认可对方,这不就是最可爱的幸福吗?

经典文学不会很直接地传达给你个中道理,它是多义的,无法用道理说清的,因为生活就是一团无法提炼出中心思想的酸甜苦辣。你对生活的经历越多,才越能领会其中的味道。就像安徒生在这篇童话的开头所说:“故事也跟许多人一样,年纪越大,就越显得可爱。”所以,流行快餐作品的好,首次阅读即可看穿,也很少会吸引人再回头看;而经典作品的好,可能需要岁月才会发觉。看不懂经典,无需着急,也许它在未来某时等着你。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疾病是我们的朋友》/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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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在疾病面前,至少是在疾病袭来且尚未获得治疗的那一时刻,所有人,无论贫富,才是真正的一律平等。俗话又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很多致命的疾病在查出来之前都是毫无征兆的。你看他今朝权倾一时摇头晃尾,可能明天一场大病就要了他的性命。所以当你骄傲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自己明天得了绝症的样子,这不失为一种治疗自己过分骄傲、过分虚荣的方法。

可话又说回来,既然人类无法彻底根除疾病的突然袭击,那么,除了平日多多预防,我们何不培养出一种乐观看待疾病的态度,把疾病看做上天赐予自己的一个诤友呢?尤其是对于很多患有慢性病的人,何不把它视作上天赐予我们的一项责任呢?很多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本身就是缺乏运动且放任饮食和体重所引起的。这些指标升高了,确实说明你患病了,但这病也是一个时常在你身边监督你的天使,督促你时刻控制体重、限制饮食、保持一个匀称的身体和健康的生活状态。《圣经》有云:身体是神所赐予的圣殿。那么患上这类疾病,岂不是上帝所赐予你的最奇妙的督工,时刻督促你保持圣殿的整洁!所以对于一些慢性疾病,只要我们改变态度,完全是上天的赐福。

即便是一些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的恶疾,甚至绝症,只要我们熬过初期的痛苦和精神打击,学会接受它们,在生命此岸所经受的创伤必定会在生命的彼岸得到别样的补偿。我很喜欢的作家史铁生就是残疾人。在最初失去双腿的日子,他也经历了痛不欲生的煎熬,但他最终平静下来,坐在轮椅上静静地观察世态人生,跳出身体健康的正常人圈子来做一个生命的旁观者,反倒让他收获到先前正常时所未能感受的体验,这些体验在他的笔下成为了意味隽永的文学作品——上帝关了一扇门,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打开一扇窗户,为你呈现最特别的心灵风景。即便是不久于人世的绝症,在绝症面前,你会体会到亲情友情爱情的最沉重的分量,而这些情感体验可能是你健康时所忽视的,至少是不会达到临终前的那种深度的。生命给予了人种种情感体验的可能性,可人却用它来追求金钱和财富,而疾病正是在扭转你所走偏的这条路。

所以,想通了人心的种种奇迹般的大能力,在疾病面前也就没什么可惧的了。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一些执念,另一方面,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疾病不过是突然造访的朋友,他投在了我们生命的波心,引起了一片片涟漪罢了。生老病死,顺其自然,才是二十一世纪人类应有的生命观。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试论八卦作为考察政体性质之方法的可行性》/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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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是人的一种本能。就算一个人没有八卦的行动力,他至少有一颗八卦的心。人为什么会有八卦的本能?这恐怕是文明注定了的。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规定就是社会秩序一定要稳定,这就要求社会越像一台机器越好,而每一个人则被要求是这台机器的一个稳定运转的零件:零件每天的工作越程式化,这台文明机器也就越稳固。但人心毕竟是肉长的而不是电路集成的,里面装满了跃跃欲试的感情——这股呼之欲出的能量无时无刻不在驱使人突破程式的牢笼,寻找生活的变化。然而“变化”的过程毕竟是有限的,一旦生活“变化”为一种新状态,人就又陷入了程式化的固定模式中。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人生不过是徘徊在欲望无法满足时的痛苦和欲望满足后的空虚之间的一段过程。而“八卦”则是最没有成本的一种变化:它满足了人对迥然相异于自己的他人生活的一种“共情”渴望,进而经由“共情”享受生活的变化,且这享受是永恒的,没有任何风险的。它与实际行动无关,所以也不会陷入空虚——“我”可以永远在八卦的路上。

故而,八卦作为一种意淫,让人无需违背秩序规定即能进入各种刺激的生活。不过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八卦”是会扩散的。只要人要与他人沟通信息,那么八卦就必然有流传的风险。而八卦是有特定指向的信息,它涉及到了特定的人的“可能”违背公共伦理的生活。然而铸造文明等级秩序的原材料,乃是权力,凝结权力的关键节点是掌权者。对于文明而言,掌权者理应是最遵守秩序规定的人,他也需要这一形象来维持自己手中的权力。而八卦便是他最大的敌人:一旦他的“守序”形象被流传的八卦信息所破坏,他所撑起的权力体系就有瓦解的危险。

这便是一个独裁社会的当权者最忌惮自己八卦流传的原因所在。然而刚才说了,八卦是人的本能,社会运转正需要八卦的流通来缓解秩序对个体的压力,所谓“宜疏不宜堵”是也。那么独裁者如何调和“既要八卦又不能八卦自己”的矛盾呢?经过了种种血雨腥风的实验,他们发现有一条道路可行,即牢牢掌控八卦的“生产权”:我来决定什么八卦可以流通而什么不能,且我负责每天大规模生产可以流通的,屏蔽不能流通的。如此一来,君王百姓“各得其所,国泰民安,岂不美哉!”

如果一个国家中,老百姓可以疯狂的嚼舌明星,痛骂体坛(比如某国的国足),却对当权者讳莫如深(曾经的当权者或现任当权者的敌人可不在此列),恐怕这必定是一个集权政体。所以,考察政体性质,从百姓的八卦内容入手,或有管窥之效。

摄影: 周嘉惠(马来西亚)

《我们曾经迎接过世界末日》/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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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L相识在1998年。那时我在初中复读初三。L和我一样,也是升高中考试失利的复读生。开始我俩没有任何交往,只是我坐在他前面。有一天,我听到了他和左边同桌的谈话:你知道吗?明年7月,就是人类大毁灭的日子。”

他左边同桌是个勤奋的乖学生,对这个话题不感任何兴趣。于是他又和右面和后面的同学谈起人类毁灭。无奈右面和后面是一对经常在网吧通宵打游戏的屌丝,除了游戏和大胸妹以外也丝毫不会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感兴趣。

就在他陷入失望的沉默时,我却仿佛看到了无聊生活中的一记重磅存在感:作为一个差等生,本来你连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都不知道,却突然间掌握了上帝不可告人的一个秘密!我猛回过头来,对着他问道:快说说人类大毁灭的事!这太刺激了!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诞生了。这是一种维系在整个人类前途和命运之上的伟大友谊。当然,所有其他同学都不会理解我们的这种友谊。而伴随这种友谊的,则是一系列紧张的悬念:人类究竟会以何种方式毁灭?

于是我们就展开了没有任何官方资助却又神圣无比的研究。我们翻遍了学校周围数里所有书摊的盗版杂志,整理出了从诺查丹玛斯到五岛勉的一系列“空想人类毁灭学家”的“文献综述”。在自习课一片沙沙沙写试卷的声音里,我们用纸条传递着最新发现的预言诗;在体育课其他人凑在一块打球时,我们躲在操场的角落里交流世界大战将从哪国爆发的猜测……很快,由于“科研资金”捉襟见肘,我们的研究眼看就要中断。于是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每人每天从午饭饭钱里省出一半,攒到年底,我们要到新华书店买一套正版的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人类毁灭学”领域的核心著作。

由于午饭不得不减少,每到傍晚,我饿得满眼冒金星,在课堂里不得不缩着肚子佝偻着腰,以减少胃部的饥饿感和腰板挺直所耗费的热量。而我看见他的姿势也和我一样。那段时间的晚饭家里人经常惊讶于我的食量,而他们怎会知道我们背后所背负的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沉重负担。

眼看就到年底了。我们每天都把手头的零钱一算再算,做梦都想着那部终极宝典的样子。而就在年底前一天,他,突然从学校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家迁到外地了,家人事先没和他说,就这样匆匆把他带走了。我和他就这样突然失去了所有联系。就在我们即将窥到上帝秘密的最后一刹那,那扇门却“砰”地一声,永远向我关闭了。

上大学后,有一次上课,老师让我们做个试验:闭上眼,幻想自己在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上,生命只剩下最后三分钟,在这三分钟里,你会想到谁?绝大多数人,包括我,想到的首先是父母,以及恋人。然后,就在这三分钟的最后几秒里,L却突然跑到了我脑海里。

我想,有生之年自己应该不会躬逢世界末日的盛景,然而几十年后,我们是一定会迎接自身的末日的。难道世界末日和自己末日有什么区别吗?这样一想,上帝在门后的秘密其实并没有永远关闭,只是需要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去耐心等待,终有一天门会再打开的——就像我们当年在操场的落日下等待次年7月一样。只是,有一同克服困难的友谊,有共同赢得利益的友谊,陪我等待上帝秘密的朋友却不会再有了。我很怀念这段友谊,尽管我现在已经不记得L君的全名。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论“数学之美”》/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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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要学会认命。所谓“认命”,就是承认你这辈子有些东西是注定追求不到的。对我来说,目前在有些方面早已认命:比如球类运动,六块腹肌,巧舌如簧,以及,“数学之美”。

中学第一节数学课,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家知道,‘数学之美’美在何处吗?学习数学有什么用吗?”

我们怀着神圣的沉默等待老师将要传达出的数学的伟大意义。片刻,老师一脸严肃地说:“成绩很美,考试有用。”

后来我们才深刻体验到此中之真意。中学的数学是一个最能拉开同学间成绩档次的科目。英语和语文的主观题比较多,只要没啥明显错误,码上一堆字,大家间的成绩就都差不了多少;而数学就不一样了。数学——或者说以“数学”为主的计算类科目——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客观题还是主观题,正确答案只有一种。最终答案错了,就算你证明步骤合理,起码一半以上的分数也要被扣掉了。所以在一个只有数学是计算类科目的文科班里,数学好的学生最吃香,轻松占据总成绩前列。而我则是数学最差的一类,所以即便其它科目成绩不错,也占不了班级的前列。

后来我抱着人文梦想来到文化氛围浓厚的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读书,来了才发现上当了:浙江大学是个理工科学校。即便在文科实验班(编按:“实验班”即马来西亚所谓的“精英班”)里,理科生也占了绝大部分。于是我的大学四年便是被“数学思维”狠狠碾压的四年,或者说是用微弱的“人文思维”抵抗强势的“数学思维”的悲壮四年。据说文学家郭敬明同志从四川辅到上海上大学,发现四周都是上海话,第一件事便是到书店买了一套上海话磁带教材勤学苦练,很快变成为了一个操着一口流利上海话的“上海宁”(编按:用上海话说“上海人”,听起来就像是“上海宁”)。我又没有、且很很抗拒郭小四先生的这种“适应能力”,带来的后果便是:第一,至今一句杭州话都不会说;第二,所有数学类课程的成绩基本不超过65分(之所以能这么准的刚到及格线,乃是老师们的额外开恩所致:有不及格存在会影响到当年的教学考评)。

当年在寝室斜对门便住了一个理科实验班的数学天才。此公身高一米八五,身强体壮,走路顺拐,一脸痴呆。平日里端个饭盆走在路上,两眼放空,好象看不到任何身边同学,嘴里念念有词,唯每天学习能学到后半夜两点。人家成绩自然是保持在班级前五名。平日里看到他这般法力加持状,我都不敢和他说话。有一天只有他和我两人,我怯生生的问他:“你为何每天能这么投入的学习?”不想他也看看四周,发现周围无人,才附到我耳边悄悄说:“其实我每天很多时间都没用在学习上。”

我很惊讶,张大了嘴,以为即将揭开学霸的见不得人之秘密,没想到他接着对我说:“其实我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偷看数学上!”(编按:就像很多人偷看小说那样)

我瞬间进入了无语状态,只能继续维持张大嘴状。良久,为了缓解尴尬,我像个木偶一样点了两下头。而嘴,还一直张着。

两年后搬校区,我就再也没跟他见过面。有些世界是你永远无法了解的,它们就像是哈勃望远镜里的一颗行星,遥不可及,只能在你回忆里留下一道来自二次元能量的冲击的永恒痕迹。就像“数学之美”。

数学对于我来说,当它勾起了这些陈旧而永恒的二次元回忆时,真有一层挺神秘的美。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真实”才是电影的未来》/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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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台湾导演杨德昌曾在自己的电影中借角色之口说过一句话:“电影是延长了的真实生命,每看一部电影就是经历了一次未曾经历的生活。”曾经的我的确是这样。儿时每看一部武打片,之后都会和小伙伴们在操场上表演每一个角色,互相之间隔空对打,嘴里喊着各种各种比枪炮甚至原子弹都厉害的神功招式。那时的我们对电影真的是信以为真,不光男孩幻想自己是黄飞鸿霍元甲陈浩南,女孩同样以为自己是苦情公主,种种代入绝无隔阂,言情电影看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大有人在。现在回头看当然是幼稚,但身体的诚实反应是那些所谓成熟的“大人”不屑一顾的耻笑根本无法推翻的。

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就不再那么容易“代入”了。现在看影院里各式各样的动作片,不是反应冷淡不断刷手机就是心里鬼祟着怎么能握住女同伴的手,甚至盘算结束后有没有下一摊的希望。因为我们都长大了,知道这些和我们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英雄电影都是假的,甚至还了解了不少电影工业背后编剧和特效的真实工作流程。没必要感叹走出轻易相信的年纪是否是一种悲哀,这不过是我有了新的兴奋点而已:相比虚假的动作大片,我更加喜欢那些表现人的真实生存状况的故事片和纪录片了。

其实回到电影史上看,“让人相信这种现实生活根本不会发生的情形是真实的从而对观众产生刺激”恰恰是电影能存活至今的原因之一。19世纪末卢米埃尔的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公映时,观众被银幕上纵向驶来的火车吓得惊声尖叫甚至离席逃窜;希区柯克的《惊魂记》中著名的浴室谋杀场景,观众席上的叫声同样进入了电影史。电影就是让人信以为真的、刺激人的奇观。但它已经刺激了一百多年了,观众也疲了。如果影院中还是充满了一味刺激观众以逃避他们真实生活的电影,那这门“第七艺术”早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以前是信息不对称的时代,电影工业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个神秘领域,观众容易“上当”;但21世纪已是信息时代,观众很容易就能了解电影中各种动作、特效甚至剧本情感结构的制作方式,所以电影人每时每刻都在面临着创新的挑战。观众也厌倦了模式化的动作和剧作,反而更容易被一些简单而真实的记录日常生活的电影所感动。我预感未来的电影行业将是多元的,会有更多小成本但充满诚意和真实感的作品引领这门艺术的走向。不知电影人是否也有同感?

摄影: 林明辉(瑞典)

《作为价值度量衡的金钱》/张雷(寄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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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一把绝对权威的尺子,可以公平地衡量出每个人的价值大小。这种情形下,金钱大概是相对最为公平的衡量工具了。中国有句俗话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整天嚷嚷怀才不遇的主儿,要是真给他一个自由施展自身才华的机会,姑且不说所怀之才能发挥几分,恐怕连为自己所做承担责任的勇气都没有。中国还有句俗话:“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普通老百姓有个癖好(尤其是当下充满戾气的中国人):一看到某人赚得盆满钵满,不是嫉妒他踩了狗屎运,就是怀疑他的钱来路不正,就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赚钱背后的辛苦。哪怕是狗屎运和来路不正,凭什么他能踩运而你不能?凭什么他能获得来路而你不能?细琢磨必有他高于你的地方。总之,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够拿到一定数量的金钱报酬,定是他为这个社会贡献了与他的报酬相呼应的价值——如果这条道理不成立,别说人类社会能发展到今天,走出刀耕火种都不可能。没有钱在前头刺激,一群懒到死的猿猴还谈什么文明?

然而世界毕竟不是这般理想状态,你以为付出一份辛劳就会获得一份报酬,殊不知只有在他人认可你的辛劳的前提下你才能拿到钱。“他人的认可”往往就成了你和钱之间的最大障碍。上帝赋予了每个人不同价值,但要让世人认可其价值,以至最终用金钱衡量出其价值,这中间的道路可就不一定顺利了。人的痛苦在于欲望,而欲望即是预期能得到但就是得不到的一种状态。当你认为自己的价值终究会得到金钱的承认但你现在又得不到承认只能一个人为着一个信念孤零零地奋斗,此中的痛苦滋味无可名状。这种情况多见于文艺领域:画家梵高作家曹雪芹电影导演梅里埃等等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般痛苦。钱这个东西,知道自己得不到也就不愁了,就是希望能得到预期能得到甚至逼自己相信自己一定能得到的时候才最痛苦。

那么得到了以后呢?钱本身不过是一堆特殊的纸,是一种换取实物的“能力”,而并不是实物本身。我认为“得到钱”且“花得出”且“享受得着”才能获得真正的来自金钱的幸福——三者缺一不可。老板累死累活挣了一堆钱却没时间花甚至连口饭也没时间吃,累成狗最终过劳死,老婆跟司机带着全部遗产此后花天酒地,你说这老板幸福吗?就算有挣有花,可也未必能获得享受:酒池肉林歌舞喧嚣对身体究竟是享受还是逃不完的场面折磨呢?盖茨比获得了荣华富贵,但幸福吗?当人的价值得到了金钱衡量,当金钱所能购买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是事儿,恐怕他也离死不远了。

所以,人的价值可以用钱衡量,但人的价值最好超越金钱,尽量别受其摆布。穷的时候别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钱上,富的时候更要豁达,找找钱以外的价值方向,是为我的金钱观。

(摄影:C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