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十年后，百废待兴，高校恢复了晋升职称的工作。一天，周老师突然被系主任二马教授传唤到办公室，了解他同教研室胡三行女士要申请晋升教授一事的情况。这位周老师还没学会如何与领导评述自己顶头上司的门道，直来直去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还觉得自己讲得很客观，很实事求是。他对系主任说：胡女士是很努力的老师，如果教研室有教授名额，她应该是第一个得到，但当时很多比她资历深的外语专业老教师还没排上，这次评审中她可能还轮不上。对胡女士刚出的一本书，周老师的意见是：在前言后语中，她感谢了这个教授、那个教授，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唯独没感谢同教研室的所有老师，因为她出版的那本书的前身——白皮书是全教研室老师一起在寒假里集中几天定稿的，而白皮书是那本出版书的基础。她也应该感谢全教研室的老师们。

不到一周，又一天，周老师又被系总支书记叫去谈了话。内容是周老师向系主任二马教授反映的情况有出入。书记还拿出胡三行女士交给他的备课笔记本，以证明出版的书是自己写的，但没有白皮书佐证。对这次领导找他的谈话，周老师感到很奇怪：组织上进行了解的内容，为什么当事人那么快就知道了？再说自己反应的内容被歪曲了。周老师没有说出版的书不是胡三行写的话。而且，白皮书教研室集体审稿是事实呀。周老师坚持以事实讲话，给总支书记拿出了白皮书，并且指出：了解的情况通到胡三行女士那里的情况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并表示以后组织上再来自己这里了解情况，不会再开口发表意见了。

胡三行女士对周老师对她唯一的一次评述，其反应像孩子手中的肥皂泡枪一样，连续不断地打出许多肥皂泡来：周老师原来是胡三行女士培养的入党候选人，亲自催促周老师写入党申请书。发生这件事后，她立刻让一个民主党派的老师入了党，周老师并不在乎；胡三行女士又对教研室的每一个老师选择性地讲述了周老师与系领导的谈话内容，教研室的老师有为周老师打抱不平的，告知周老师，并且对周老师说，你不是白皮书中的语法一章的第一撰写者吗？教研室副主任王先生看不过去了，找周老师谈话，要他找胡三行女士双方交流意见，消除一下误会。周老师说：“为什么要我去找她交流？她跟教研室每个老师都询问了这件事，唯独不与我这个当事人面谈，她是诚心想解决矛盾吗？既然整个教研室都知道了，我要求召开全教研室老师会议来澄清这个问题”。也许，王先生也不想找这个麻烦，问题不了了之。

但是肥皂泡还是不断地排放出来。周老师与一位老先生打算一起为学汉语的外国学生撰写一本学习中国文化的教材。周老师在一次全国会议上联系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社长答应周老师详谈这一项目的选题计划。没想到出版社社长与胡三行老师是同乡，经胡三行女士一嘀咕，社长没再找周老师谈项目。胡三行女士还找了与周老师合作的那位老先生，老先生很诧异：那是我们一起讨论的课题，没什么问题呀。然后老先生问周老师，她是什么意思？周老师无言以告，报复？穿小鞋？无所谓啦，全国出版社那么多。后来周老师与那位老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们合作的另一本汉英双解中国文化词语背景一书。

改革开放后，外国人又来到中国大陆各地的高校学习中文。周老师被外事处借调教授汉语，仍与胡三行女士做同事。一个学期后，周老师要求回到外语系中文教研室。但是对外汉语要成立固定教学单位，专职教师要固定下来，学校希望周老师留下来。周老师坦言：到哪里都可以，只是不愿与胡三行女士做同事。学校答应了周老师的意愿。从此周老师再也不过“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了。但还是有老师来向周老师传达胡三行女士在别人面前诋毁周老师的消息，周老师才不管呢，有本事当面来说，不是当面说的话，权当是说话人“放气”。

匪夷所思的是，胡三行退休以后，又来到周老师面前，要求与周老师一起申请科研项目。她说：申请项目是她的，只以周老师的名义申请，科研经费由她经管。周老师以他们研究方向不同为由，拒绝了。此人太会来事，吃不消。

矛盾也好，误会也好，周老师与胡三行女士之间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周老师认为，如果是误会，双方会有急需解决误会的心情，如果一方颇为“你怎么敢？”并且唯恐火烧的不旺，上蹿下跳，那就不是误会。

想解除、想澄清误会，是友好范畴的美好情愫，不是每个人都会具有的良好品质。产生误会，原因兹多。有性格上的，有理解上的，最复杂麻烦的是第三方的传话。每个人对相同一句话的意思，都有自己主观色彩的接受性和理解力。传递给对方时，肯定离不开自己主观的功利性，以致失去对传话本身的客观认识。话，一经过转弯，其客观性必定会受到损伤。所以有什么误会最好是面对面讲开。否则就演变成矛盾。万一碰上个“中山狼”，就会引来狂轰乱炸的后果，遇到个不想多事的人，只能走“惹不起，躲得起”那条路。人性叵测呀。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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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行不流行，眼下就想到两件流行不起来的事：

一件是垃圾分类。疫情开始的三四年前，在全市广大社区开始了垃圾分类的活动。于是在每个社区的角角落落都出现了红绿黄灰等不同颜色的塑料垃圾桶，要求每家在家里进行垃圾分类，然后根据识别分别扔到不同的垃圾箱里。

以邻为壑，这个成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存在的这个社会恶习。发达国家虽然在自己国家内已经比较成功地进行了垃圾分类，但是他们仍然是“以邻国为壑”，这不，前几年我国就是接受成千万吨“洋垃圾”的口岸。现在好了，“洋垃圾”不进口了，我们也要垃圾分类了。

让社会文明，让每个公民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市政府和社区可谓花费了不少财力和管理精力：宣传栏、宣传品的制作，环保自融垃圾袋的免费分发，有的社区还在垃圾桶前设立监督岗，专门有人指导倒垃圾的群众如何分类垃圾。这是有利于每个公民身体健康的措施，是有利于管理社区环境整洁卫生的好手段，但是流行不起来。即使现在简化到只分开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两大类，大多数居民还是不屑分类。原因很清楚，嫌麻烦。有的还说，清理、运送垃圾的人也没有分类，我们小老百姓分了有什么用？

顽疾难改呀！要么是文明的垃圾分类还不到时候，要么是如果垃圾不分类的处罚条例还不够厉害。不过垃圾分类一定会流行起来，总会流行起来成为一种习惯。你看不要乱扔垃圾，这个习惯现在基本成风。马路上，公园里等等公共场所，比以前干净多了。这个习惯养成的时间大约花了二三十年。相信，再花上二三十年时间，垃圾分类也会流行起来，而后成为一种习惯。

另一件是孔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一时也流行不起来。每天要多次反省自己，今天的事做得对不对、好不好？相信会有人在自省，但是不多。《论语·学而》里不也就写了曾子一个吗？“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历史上，能够“吾日三省吾身”的人肯定不多，也就是说流行不起来，不然史书上肯定会有这样优良，几近世界大同社会世风的记载。

不过新中国刚成立时，虽然没有“吾日三省吾身”，但是“吾周三省吾身”是有的。那个时候曾经有一篇伟人著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记得那时是五天半工作日，每周六下午定为政治学习时间。政治学习内容里就有“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三省吾身”。在“民主生活会”上，同事之间也好，同学之间也好，每个人都会诚恳地做自我批评，检查自己做得不够的事情，并保证以后一定改正，希望得到在座各位的帮助。批评别人时，也是态度和善，客气地从善意出发，希望对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时还谦虚提出“共勉”。被批评的人，无论批评事实如何，总是虚心接受，很少会当面吵闹起来。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以团结友爱居多，因为大家多为奉守诚信，与人为善。碰到矛盾，以检查自己的问题为先，要实施什么要求，常常是从自己做起。真有点“克己复礼”。

但是这种风气流行时日不多，尤其经过了那个动荡年代。按理，过了那个毫无理性的动荡，打人者应该在事后向被打者道歉，做自我批评，自我检查，但没有；按理，抢人财物者，应该把据为己有的东西事后物归原主，但很少；听说过有一两个全国颇有名气、当年带头抄家打人的人公开站出来，到当事人家里作公开检查、诚恳道歉，感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勇敢举动，心想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己当年的过激行为，仿效认错的勇敢者向曾经伤害过的老师、同学、同事、邻居进行心正情实的自责，求得原谅，但几乎没有，更谈不上流行。

如今，那一代人快要过去了，以后还有谁会记得曾经有过的那个欠着无数人情债，甚至血债、命债的年代？面对回忆那个动乱年代的细节，比如在学校的派别批判会上，有的同学曾抡起巴掌打过人，那个打人者却说，我记不得了；提起某一次批判年级学生党员的年级大会，很多同学说，我好像没参加；提起某张几乎轰动全校侮辱女同学的大字报，很多同学说，我没看过。难道人们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

当时很流行群情激奋给被批判者头上戴纸糊的高帽、胸前挂黑板或纸板，上面写满打倒XXX名字的牌子，流行让被批判者站在桌子上的椅子上低着头反剪着手，名曰“坐飞机”的创新刑罚，如今却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热心过、参与过。那么这些损人肉体、伤人心灵的恶作剧，都是什么人搞的？

当时很流行的用大字报诋毁一个普通人的人格，很流行用口诛笔伐批判所谓“保皇派”的批判会，平白无辜地产生了不少冤情，甚至命案。那是个群众运动，在拨乱反正时，却没有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民主自由的手段，整顿民心、凝聚民心，以集结民力，进军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这是个很大的损失。如能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三省吾身”，每个人回忆自己在那长长的十年历史中，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是错是对，是黑是白，先在思想上来个正本清流，惩恶扬善，洗脱十年的污泥浊水，以赤子之心、赤子之身投入随即的改革开放，想必各种经营中的欺诈就会少的多，改革会进行得更利国利民，更纯洁、通透、更有实效；开放会更呈大气、更有章法，更让外族敬佩而趋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极大地真诚和谐，团结友爱，像个大家庭。

还来得及吗？来得及。任何事情只要有开始，并且坚持下去，就能及到它的成功。

难吗？难。从孔夫子提倡到现在已有三千多年，几经多个不同的朝代，“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和举动，至今未能流行起来。

没希望吗？有。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以来，已经在经济上、军事上、国民生活上等等方面，实现了无数梦想。“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精神自由王国的文化传承一定会重新激活，流行起来。而且必定要流行，不然会全功尽弃。

代代相传的华夏子孙，让我们为实现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华民族、上层建筑的大梦而不懈努力！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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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老的妖精/冲绳（马来西亚）https://xuewenji-my.net/2023/0
• 我看的书：《用两千年洗好澡》/山三（马来西亚）

早上醒来，眼皮睁不开，再睡一会儿吧，脑袋里睡意很快如海浪从远处一层一层地翻卷过来，快要没过整个脑壳，突然一个闪现：一篇关于“局限”的文章要写。霎时，海浪退下，连一朵水花都不剩，眼睛也睁开了。一看手机，6点多了。哎呀——，这不就是，灵感来了：要写文章不就是想睡觉的“局限”吗？人的每一天不就是与各种各样的“局限”打交道吗？不光是一天，就是一辈子也就是与“局限”打交道的一辈子。

从呱呱坠地来到人间，上苍首先就给这个生命设置了一个大“局限”——他（她）以后必定要死。所有动物的生命都是有局限的。人的出生、成长，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向前活着的过程，从生理上说就是走向最后死亡的过程。这其中，人在无时、无处、无事，都会存在或者出现数不胜数的“局限”。

哇哇出生时的婴儿根本不知道自己从母亲温暖的子宫里出来后就没有一寸布丝可以做自己的襁褓，还是有一箱绫罗绸缎的小衣小裤等着穿戴。不过即使没有，母亲还是会拿一件旧衣或撕一块床单帮助孩子解除这个“局限”，父亲即使自己不吃也要设法让孩子喝上糊糊。

没有记忆时的绝大部分孩子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局限”的烦恼，因为有父母或别的好心人在护卫着他们。

成长到择校入学阶段，人就有了在年级或班级成绩排名前后的烦恼；为了上前几个名次，还在少年的学生们就要被来自各方的“局限”减少了睡眠时间，放弃了自由自在的童趣爱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再努力，抓住瞬间即逝的机会才能突破眼前的“局限”，再去面对等在远方、新出现的“局限”。例如，推动创办丽江华坪女子免费高级中学的校长张桂梅老师每年给山区初中毕业、渴望继续学习，但家境贫困，很可能就会被父母外嫁他人的女孩子提供了升学的机会。然而机会只会给那些勤学苦练、获得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生。现在已经有2000名左右贫穷家庭出生的女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了自己的命运。她们女中毕业后考上了大学，开拓了眼界，脱离了贫困，改换了生活环境、提升了自己、甚至父母家庭的生活质量。所以在成长过程中，有的、甚至很多的“局限”并不可怕，只要能吃苦耐劳，只要坚毅不拔，“局限”就会攻而溃败。

为了追求爱情、婚姻的幸福，人们常常给自己招来了大半辈子与姻联有关的各种“局限”。人在恋爱时，只想着天天相见、时时依偎，觉得眼前的人是天下最完美的，什么都好，恨不得倾其一切奉送给他或她。为了取悦对方，双方克制着自己的缺陷、遮掩起性格的顽劣，只管享受恋爱的甜美神秘。好不容易结了婚，却没想到自己身边竖起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一堵又一堵的围墙。做了丈夫和父亲的男人要负起养家糊口、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做了妻子和母亲的女人还要更多地承担孕育生养、操劳家务的痛苦与繁复。家庭的内涵复杂又缠绕，家庭的生存和维持必须惨淡经营。成婚的先生和太太们如果不认识到这等种种，没有牺牲自己自由、金钱等等利益的精神准备和实际行为，那就难以化解日复一日解脱又生成的家庭束缚和压力。

到了晚年，人即将突破生命的局限，进入自由世界。人们无须害怕死亡。有的老人吃着吃着，吃饱了饭，头一低，去了自由世界；有的睡着、睡着就不再睁眼，睡到了自由世界。但很少有老人能享受到那种幸福地进入自由世界的死亡。大部分老人都会多多少少地经受疾病的痛苦，给家人带来担忧、护理的麻烦、经济的负担、时间的消耗，急剧地降低了病人和家里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其实，把自己放置到无穷大的宇宙中，人就像动物一样，也有新陈代谢，是一定要死的，这是天地予万物生命的平等。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要重新科学地认知人的自然死亡，即到了一定的年纪必定衰弱直至死亡。死亡是人的最后结果，它是一种存在，一种轮换消失的存在。从物质不灭定律的角度来说，你在人世界永远地存在着，存在于你下一代儿女身上的鲜血、骨肉中，一代又一代传承地存在着。但是你不能无休止地占据着空间，必须让别人来替换你。

死亡是一种替换。让自己坦然地对待死亡，现在，你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让自己活得充实、活得有价值、活得有质量、活得充满了快乐。到突围死亡“局限”时，你就会变得很轻松。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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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办事机构，坐落在欧洲的中心。里面有个皇甫先生，是我在欧洲工作两年时的领导。在异国他乡，国内来的办事机构及其领导，那就是我们的依靠。作为他手下的打工者，当然要快点见到他，聆听他的教导。于是大约在他下榻的第四五天，打电话向他问好、报到。谁知那端传来觉得嫌我有点不识时务，在他的繁忙中搅乱他，那种居高临下、盛气的拒绝声：“现在我正忙着交接，没有时间见你们。等我的电话，你们再来。”

我对他的尊重被一掌推了回来。领导嘛，口气大都是居高临下的。不见就不见，等着就等着，何必语气那么不顺？后来知道，那时他跟上任领导的交接工作确实发生了一点摩擦。

一个星期有18节课，我也忙啊，等着电话通知的事儿就忘了。

差不多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突然电话铃响起：“怎么你不想来看看我？我是新来的皇甫某某。”

“你好、你好，皇甫老师！没有啊，早一个月我就打电话去问候你，你说让我等你的电话。”沉默。接着我就安排时间去那座漂亮的办公楼见了领导。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皇甫领导让我做的第一件事，使我很为难。他要我向学生收取教科书的书费。据知，以往学生用的课本是我们赠送给该大学的，若要收书费，也是该大学汉学系的教务工作，再说，与我同时有个台大的老师也在教汉语。汉学系的系主任曾经对我说过，每年他被请去台大一次，他是哪里有钱给他，他就跟哪里亲。我这要去向他们收书费……把情况跟皇甫领导陈述后，我迟疑地说：“皇甫老师，现在这种经济措施好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我觉得收学生的书费不太合适。当然，你如果一定要收，我可以帮你去收。”也是沉默。此事不了了之。没有完成他交代的第一件事，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内疚？

接着，大约在两个多月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我正在上课，还没到下课时间，突然汉学系的石端老师推开教室门要我出去，说校长找我有事，还没到下课时间，要我立刻就去。心里怎么也猜测不着校长会有什么事找我？

原来，是我们的皇甫老师给校长电话，询问我在这个学校的工资是多少的问题。校长说，在他们国度，工资多少属于个人隐私，须经本人同意，才能告知第三者，所以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同意告诉皇甫老师。我顿时觉得很没尊严，为自己，也为皇甫老师，更为我俩背后的国家。因为皇甫老师问过我本人，校方每月给我多少工资？我们在境外的工资是国内教育部配发的，得在完成教学任务回国后在国内领取。在境外的生活费由国家规定多少，从校方给的工资中扣除，每月多下来校方发的工资则交到皇甫老师那里。他已经从我这里知道了校方每月给我的工资数，为什么还要把这问题扩大到校长那里？不相信我？不相信他自己？

我对校长说，我的工资在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校长好似恍然大悟：Yes——All right. Nothing ,nothing. Sorry,sorry!

从校长室出来时，我沉默无语。石端老师在一旁安慰我：把这件事扔到阴沟里去吧！其实我在寻思为什么还要来向校长问及我的工资。后来，当我拿到汉学系给我的超课时费时，我似乎领悟到，是否，皇甫老师要我把超课时费也交给他。我没交，因为国家都是把加班费发给个人所有的。我不知道，校长告诉他我合同里的工资数时，皇甫老师是什么反应？

按常例，遇到节日，比如春节，皇甫老师要请该国中国外派工作的老师和访问学者、留学生等在节日里聚会。在那个国家的汉语老师和访问学者、留学生被邀请到了皇甫领导的家里，一起包饺子庆祝元旦。据留学生说，那天我们聚会吃到的荠菜饺子，其中的荠菜就是皇甫老师让几个留学生在那城市绿色的大地上采摘的。这没问题，问题是吃完饭，我们必须在一张白条子上签上名字，说明每人享用了价值折合一百多元却令人生疑的午餐。好在老师和学生不在乎吃了什么，而在乎同胞之间聚会时熟悉融洽的生活习惯和有相同历史文化意识交谈的氛围。

常常觉得男人应该比女人大度、大气，更不会在与自己无关的业务名利上计较，然而，我的认知太狭窄了。

那个版式机构中新华社的朋友知道我会做点儿中国菜。有天，请我为她的几个国内来访客人做一顿中餐。餐后，朋友的客人送我一柄装饰不错、又可折叠的宝剑，以此道谢。皇甫老师看到后，对我说：“奇怪，他们送你，为什么不送我？”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送你呢？这完全是私人之间的帮助，跟你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再仔细想想，是不是我是属于他领导的手下？也该谢谢他的默许。我当时也很笨，应该立刻把这柄剑转送给他。于此，我想起皇甫老师曾经很得意地告诉我一件事，一个访问学者要跟当地的姑娘结婚，这是涉外婚姻，需得到皇甫老师的认可。他趁机要让那位访问学者帮他搞该国的油画。当时觉得：他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讨要？后来想起这件事，不竟又疑问自己：他为什么跟我说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暗示我？——我也不送。

受皇甫老师不到两年时间的领导中，我俩的思维一直在坎坷的碰撞之中。失误最大的一件事是与该国汉学系老师合编的教材流产了。出国任教不久，在与汉学系老师商定了编写一部用他们本国语言注释的汉语教材。我将报告提交国内，国内领导表示了同意。第一册基本编写完成，汉语文本也得到了汉学系老师的认可。但是一直没等到国内的肯定批示。四个学期结束。我的任期还有一个月，向皇甫老师申请延期到九月底再回国，要把第二册教材编写完成。皇甫老师不同意。那时我才知道其实国内已经同意，并且还批拨了开编费一千美元。皇甫老师说，你让其他老师都参加编写，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样的问话，我几乎昏倒！编教材这是两国老师的合作，怎么会想到也要请皇甫老师参加，才能保证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汉学系老师很认同我这两年的教学，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在他们那儿任教，我拒绝了。我这方，这样的领导，这样的教学环境……最后按照皇甫老师单方面为我决定的机票时间，我回到了北京。

回国以前，皇甫老师还对我说：这下你可以到国家教委去告我的状了。我只能皱起眉头，叹口气，有这样上不得台面的告别词，是提醒还是威胁？我不是个碎言碎语、喜欢拨弄的人，即使是别人来找我了解，我还得看看是什么性质的。实际上，在国外工作的公务员有成千上万，有一两个奇人奇事也难免。不是有句俗语“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偏偏犹如中了个彩票头奖，我被碰上了，至今仍感到有点恶心。

大约两年后，偶然听到皇甫老师已经回国的消息，附带花边旧闻：在卸任离开那个外事单位时，他提出单位领导给他派两辆车送机场的要求被拒绝了。想必他在离开时又闹了个不愉快。想想，多了一辆车的行李，什么行李？哪儿来的？可见对他认识的人，相同的不只是一个。

• 摄影：Nick Wu（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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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人，一个是从小给人放牛、做学徒、在有钱人公馆里打杂的伙计，一个是农家姑娘。他们的婚姻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结婚当天还是互不相识的两个陌生人。夫妻生活完全出于要延续香火的责任和生物的性本能。哪来的感情？要有感情，那也是有了孩子后的亲情。父母的婚姻很理智、很习俗，也很传统。

母亲从来不主动向父亲要钱。父亲在外打工回家给多少，用多少。蔬菜是自己种的，油盐是家里养的鸡鸭蛋换的，农民嘛，物物交换就是生活的供需。

后来母亲随父亲进了城，婚姻的第一重任就是生孩子，而且应该是男孩。第二年，同个墙门里的另两家都生了男孩，唯独母亲生了个女孩。父亲天天嘟着个脸，从来不主动走近那个女婴看一眼，母亲像做错了什么事，整天在父亲面前低着头，不敢正视一眼。而那个尚在襁褓里的小女婴能到父亲身上唯一的位子是胳肢窝下，做父亲的不是抱她，而是挟她。然，一年不到，哪两个男孩都被上天的安琪儿招走了，母亲走路才抬起了头，露出了脸。

母亲和父亲很少讲话，他们的交流都在他们的肢体语言中。父亲下班回来了，母亲急忙从床下拿出一双拖鞋，送到父亲脚下，让父亲的双脚得到放松。很快又打一盆热水，绞起一块热毛巾递到父亲手中，母亲则站在一旁，等父亲擦完脸，接过毛巾，端开脸盆。擦干净桌面。搬出热在锅里的三四只菜碗，盛一碗米饭，取一双筷子，放在父亲面前，三四个孩子则围在桌子对面，抬着头、睁大眼、嗫嚅着小嘴看父亲吃饭。

父亲吃完饭，离开饭桌，母亲和孩子才能接着吃。母亲把父亲剩下的好菜，例如一两块肉，再用筷子分成几小粒，夹到孩子们的饭碗里。孩子们欣喜地把这粒肉埋进饭里，有的夹进嘴里吮一下，再吐出来，吃口饭，再吮一下，而母亲常常在孩子们吃完饭，才把菜汤倒进自己的饭碗，三口两口地扒完自己碗里的饭。“食不言、寝不语”一家人悄无声色地吃完饭。后来孩子大了，不过吃饭还是不能有声音。吃饭不能说话，连咀嚼都要闭着嘴唇，不准发出吧唧声。

母亲因为身体不好，退出了街道的手工制盒作坊，做了家庭妇女，料理一家七口人的起居饮食。父亲每月给母亲一笔生活费，其他什么都不管，也从不干涉。特殊年代那时期，每月父亲拿回家的钱很少。他拿出自己一个月的饭费8元，把剩下的43元放在桌子上说：现在每个月就这些。家里用得够与不够，父亲都不管，母亲也不向他要。用不够，就想办法在娘家亲戚中周旋。

一辈子没见父母吵过架，也没听到过母亲高声埋怨父亲的一句话。不是母亲对父亲没有意见，而是不敢。记得母亲最生气的一次，是躺在床上流眼泪，对我说：我要回老家去。我说：老家都没有人了，再说我们怎么办？她不再说话，流了一会儿眼泪，起床又去忙她的家务工作。

那时候我们的鞋子都是母亲亲手铺鞋底、纳鞋底、剪鞋帮做成的，为了做孩子们的鞋子，无论大小厚薄，家里的每一块布头都用来做门儿布，垫鞋底。但常常是她做好了鞋，孩子们的脚又大了，有五个孩子呢。除了洗衣做饭，家里的地板，连厨房里那几块搭上去的地板也擦得干干净净，是蹲着用布擦，不是拖把拖的呵。

我们长大了，母亲又着急我们的婚事，她就想自己能亲手带带第三代，让夫家枝繁叶茂地延续下去。母亲的心，很容易满足，儿子带她去西湖玩了两个小时自划船，开心的不得了，从小就会在河里划乌篷船，那天她仿佛回到了少年，心心念念地逢人便讲给他们听，儿子带我去西湖划船了。

有一天与母亲聊天，问她结婚的时候，自己有什么想头。母亲说。有什么想头？生你们养你们，你们再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人嘛，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过来的。

如果不会生孩子呢？她回答：怎么会？

是啊，看看周围的人家，哪家的孩子不是四、五、六、七个？我们的邻居陶家姆妈，还生了21个，养活了13个，那个十三太保还差点是我的同学。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平常女性，似乎结婚就是为了延续夫家的香火。是啊！不然社会何以存在与发展？那么简单的想法，却撑起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奇怪！

等到我们这一代男女谈婚论嫁时，情况与我们的父母完全不一样了。首先是新中国成立了，伟大领袖号召：

解放妇女！

妇女从家庭里走出来！

男女平等！

妇女能顶半边天！

其次是颁布了《新婚姻法》，在法律上保护了青年男女，尤其是妇女的婚姻权利。

最后是最重要的，因为妇女走出了家庭，成了社会生产力之一，妇女有了经济收入，得到了经济上的权利保障。于是六十年代的女孩子自强自立，更是自尊自重。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蔚然成风。

挑选什么样的配偶？与一直以来，看人看人品的传统观念分不开，更受了那个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征影响有关系。首先是论家庭成分，城市里有工商资产阶级、小业主、手工业、城市贫民等等阶层，农村有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阶层。这些成分本人及其子女的前程，都会多多少少地受到家庭出身成分的影响。所以政治条件是第一，人品第二，再去培养感情，外貌及经济条件都是次要的。

那时候女孩子谈恋爱讲究自重、自尊、自爱。在没有确定恋爱对象前，女孩子是不会让对方为自己花钱，认为对方拿钱财馈送，是对自己人格的不尊，因为自己不是商品。跟你好，不是卖给你，跟你好，是看重你的人品，而不是看重你钱多；也不会轻易地与对方牵手，更不允许率性地亲吻。那时候的女孩子对自己的贞操非常看重，只有在新婚之夜，才能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自己的丈夫，不然就是轻浮，不检点，不矜持，会被人看不起。

所以那时候有不少家庭，夫妻双方或在文化知识层次上差距较大，或在成长过程中经济条件相差较大，两个人的家庭教育背景的距离也可能很大。不过两个人在恋爱时多半是显示自己对对方的好，隐忍自己的缺点，双方看到的多半是对方的温柔啊，对自己的细心照顾啊，即使并不太美，也要看出个性格好，即使不英俊，也要看出个男人的坚毅，总之恋爱时的一切都是相互称心的。于是就走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但是婚姻生活不是理想，是现实。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风花雪月琴祺画。在家务劳动中显出了怠惰，争执中出现了粗暴，日常细节中分出了高雅和低俗。人无完人，而且结婚后，夫妻双方脱下了恋爱时披挂的情感轻柔面纱，呈露出原生性格中的顽劣，于是生活中产生了不满、失望，双方，尤其是女方，甚至会后悔地说：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一定不会跟你……

不过，可以说，长在红旗下的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女士们，埋怨归埋怨，但一般不会离婚，因为她们明白婚姻不但是爱情的表现手段，更是一种对家庭人员——丈夫和孩子应尽的责任和道义。她们不自私、她们会为了责任和道义，尽可能维持婚姻的存在，有着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和奉献。这里面蕴含着殷殷的自古以来有的女德，有这样的母亲，孩子有福啊！

这个时代的母亲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国家、社会，献给了丈夫和孩子。现在她们已是银发一族，她们正在尝试着新的养老生活。她们的养老生活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相信在子女的孝顺下，社会的帮助下，她们的晚年生活一定会发出创新的璀璨光芒。她们对生命的理解越来越理智，相信从她们开始，对自己的百年以后也会放下一切包袱，有更自由自在的选择，放飞自己吧，我的四十、五十、六十的姐妹们！

当下，看到一些女孩子对婚姻的理念、实践，不禁有些迷惑，不知道这是进步发展还是退步复旧？

男女两人谈恋爱，必定要男朋友请客喝咖啡、请吃饭；请看电影，必定要买爆米花或冰淇淋蛋卷筒；一年四季要送情人节礼物、生日礼物、交往周年纪念礼物，甚至认识不久就在校外开房间，说什么试婚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双方……据说，某年大学生的艾滋病毒比例为11:1，可怕！

当下，谈婚论嫁，首先是要有房有车。房子要跟公婆分离独立的，要买在学区内。车子要买40万以上的。不然，结婚免谈。为此，有人没见新房就进了班房，有人干脆厌婚，现在很多男女不再结婚，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地做起了单身族。根据2021年的一份调查，单身族比例到达了25%。

据说某高校一堂艺术欣赏课环生出了一场婚姻择偶标准的讨论：白毛女为什么要嫁给大春？大春虽然年轻，但是他没有钱；喜儿为什么不嫁给地主黄世仁？黄世仁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有钱啊。当代女大学生问题的提出，让40后、50后的老师张大了嘴，惊愕得半天合不上。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当下有些女孩对婚姻的理念、价值以及她们的行为举止有如此颠覆、扭曲的改变？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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