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莱坞电影中常见到美国小孩子因为孤独而结交了“隐形朋友”，他们可以一起聊天、玩耍什么的。电影通常会反映部分现实，但电影紧接下来要描述的就是小孩鬼上身之类，所以我并不确定“隐形朋友”到底是电影的真实部分？还是想象部分？

如果不是鬼上身，我觉得隐形朋友还真是一种有趣的“存在”，心里很是佩服美国小孩的创意。在华人圈子里，假如见到一名小孩跟隐形朋友玩得不亦乐乎，多数人是会选择马上烧一张符让他喝下去呢？还是赶快去找医生？应该要有人对这个课题做个统计调查才对，答案一定十分有趣。

其实我并不觉得生活孤独，不过还是觉得隐形朋友是个好主意；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而且永远不会泄露秘密的朋友，哪里找？或许也正因为自己并没那么孤独，青少年期间终究没去给自己创造一个隐形朋友。

1993年有部美国电影Shadowlands，剧情描述一名英国教授和一名美国女诗人之间的感情故事。由于两名主角都热爱阅读，男主角在影片中说了一句有关阅读的精彩对白，让我至今还印象深刻：We read to know we are not alone。如果硬要翻译成中文的话，意思大概是：“我们阅读，方才知道我们并不孤单。”

是的，在书中往往可以感受到作者和自己心意相通的奇妙时刻，既然自己的想法和作者产生了共鸣，怎么还会感觉孤单呢？和美国小孩的隐形朋友不一样的是，从阅读产生的隐形朋友并不会刻意去迎合我们的兴趣。当然，畅销书作者往往就是仰赖迎合读者来卖书，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爱看畅销书的原因；很多时候畅销书不会让我与作者产生共鸣，而纯粹只是要改造我成为作者圈养的羊群中的一只羊。

有些思想比较深刻的作者，让我感觉他们是在书里面述说着一些心中话。以前读《荀子》，恍惚中仿佛见到忧心忡忡的作者，一直在重复说着一些人家不见得感兴趣的话，他的焦虑在书中完全表露无遗。如果真能像电视剧那般穿越到战国末期，还真想去拍拍荀子的肩膀，告诉他：“老兄，算了吧！你那套思想改变不了历史。”然后慢慢向他细述六国的灭亡史，我觉得他也许会有点失落，但最终会接受历史现实。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我知道。

这些从书籍中产生的隐形朋友，有者从容，有者急迫，有者天马行空，有者有条不紊，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了这么多的隐形朋友，即使独处，又怎么会孤单呢？

还真是喜欢这些隐形朋友呀！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回不知何故班上的同学分裂成两大阵营。我被拉进阵营甲，我们的老大是个粗线条女生，名字里有个“云”字。云老大想知道对方阵营在干什么，于是派我去充当卧底。每天上课前以及休息节期间，我都不辱使命地潜到对方圈子里打听消息，以获取他们老大今天吃面还是吃饭之类的机密。坦白说，虽然我天生不是当领袖的料，不过似乎也不是命中注定能够乖乖任人差遣的菲佣Madella，两天后就开始觉得这份差事太TM无聊了。后来双方之间的矛盾是怎么解决的已想不起，但最重要的是，身为一名退役的间谍，我从小就知道朋友不一定靠得住。

上中学后所学的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更加深我对朋友之间宜守不宜攻的印象。然而，就像任何一场老是采守势的足球赛般，那种无聊劲还真不如直接改下象棋算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事都喜欢到处张扬的人，但也不是一个城府特别深的人，如果要防守也只是守着大本营就好了，犯不着把自己搞得神秘兮兮的，说话吞吞吐吐，做事犹犹豫豫，做个去哪里吃饭的决定也婆妈得让人宁可去庙里问神。这样的事，我实在不想做，而且违背性格的事，想做也做不来。

本来就不想害人，“明镜本无台，何来惹尘埃？”，上述格言的前半句倒是完全可以放心忽略。但是怎么防人呢？如果看过电影《无间道》的话，更应该知道什么叫着防不胜防。不过，还是有一些原则性指标可以参考的。首先，我主张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运气太好。朋友对你太好是值得怀疑的事，车子、房子、钞票、老婆随便借，芳心可别窃喜得太早！就算不怀疑有阴谋，难道你也不怀疑他是否患有神经病？其次，我认为不要认为自己太有魅力。一般来说，单纯的个人魅力是不足于让别人为你赴汤蹈火的。可是，君不见就偏有那么多人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政治理想前仆后继地卖命吗？我们中学华文老师常说，如果身边没有镜子，至少也撒泡尿照一下，看看自己到底哪里像孙中山、毛泽东？其三，太高调的义气，也是值得怀疑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算得上是朋友间义气的最高境界了。但即使神经大条如张飞，也不至于经常要当众大声重复“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之类的誓言。义气是靠行动来落实的，若只靠一张嘴嚷嚷，八成是因为心虚。

只要不越过以上三道防线，我乐意在此时此刻信任此时此刻的朋友。人是善变的，虽然变化的多寡因人而异。那么，我的友谊以后会如何呢？嗯…，就以后再说吧！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1972年去欧洲前，接到一封在德国同学的信，“天下乌鸦….到处杨梅….外国的月亮….”， 字里行间，令人颓丧泄气的词句重叠，想必也绞尽脑汁，费一番功夫。然而，它并没让他气馁，使他放弃当年坚决去欧洲的决定。

那不是一个说走就走，像今天旅行那般轻松的年代，即不是留学，更不是去旅游，完全无划可计，只凭一股莽劲，借来的旅费盘川更加重心理负担。每次，当他再看这封信，一字一句细细重复读着，像喝不加糖的浓黑咖啡，不！倒像阿拉伯咖啡，带大量渣滓，必须让它沉淀，慢慢地吃，竟然也尝出点儿味道来，不像开始第一口那么难受。信，突然像咖啡那样刺激着消沉的意志，产生正面的激励作用，敦促他，使他更振作，教他坚毅往前走。

冷风萧萧，心虽寒颤，此去不可速还！虽没荆轲的壮烈心态，但觉此去前路茫茫……誓向毛泽东学习！离开家乡，临别之际，毛给父亲写了这首抒发离别情怀的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几个月，直至往后的几十年，两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常有相遇，但那封信似乎从未寄出过，而他也从未看过，彼此抱着待解的结，大家极力深藏内心，各自在心理上作某种挣扎，寻求给自己一个适当的解释，希望得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可惜大家不曾真正尝试打开心胸，努力去重新巩固两人从小学到中学建立，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已经盖上一层薄霜的友谊，时间开始在不断的考验、琢磨个人的肚量。这是一封本不该有的信！

随着时光的流逝，刚接到那封信时的按不住，但又不知道该作出什么样反应的心态，因上班、挣钱、玩乐，一个年轻人加上都市的迷惑，早已把它冲淡而不经意地放下。

回想当年刚抵德国，时值冬季，对一个生长在热带，从未独自离家那么远的“乡下孩子”，突然从气温30°C的赤道到一个文化语言极度差异，气温跌至冰点以下的陌生国家，穿着不足御寒的衣装，意识里根本没有足够的准备。等待漫长日短夜长寒风雪飘的冬天过后，随之而至的春暖夏炎，但这冬天仿佛一直延绵下去，不晓得要到什么时春天才到来。屁股刚一触sofa bed (沙发床)，虽隔着牛仔裤，哗！冻得马上弹起来，怎么顶！房里又没暖气设备，怎么熬过今晚？往后日子怎么呆下去？多穿几件衣裤，用棉衫裹着头，猛吸一口气，快速把身子攒进睡袋，拉链一把从脚部到颈拉上，只露一张脸，像Russian-Matroshka(俄罗斯套娃)，但更像木乃伊！就那样躺在从外面捡来的“sofa bed”，冷得身子猛抖几回，朦胧间昏睡过去。一夜无梦，第二天醒来，天空依然灰暗，冷风飕飕，惊魂未定，数载非法移民、没身份的日子，就那么开始。“跳飞机”这名词(编按：新马华人流行语，到国外打黑工的意思)，多年后才流行呢！

“嘿！兄弟，刚来？我已经在这儿度过了三个冬天，还真想回去呢！”

哦！不！心想，别让这么一句沉重，但可能背后别有用意的话打击自己的意志。坚定！必须坚定！无论再苦也得熬，“千祈唔好衰俾人睇”（编按：广东话，千万不可让人看扁之意），回国？让人笑话，哪有脸见江东父老！在外浪荡，即使令父母担心牵挂，总比在家乡游荡强。那是个书信、电报不像今天通讯科技那么发达的年代，连打一通电话，也还要经过电话局接通，更不要说时差。那也好，倒也省了思乡的愁绪！离国那天，不让父母送行，就怕临别滋味难受，不愿见他们强忍着眼泪！一路牢记父母以往的教诲与临行的叮咛，不知何日报答养育之恩？后来，悔恨不及回国赶上奔父丧，见他最后一面。

他父亲二十年代，十四岁离乡背井从中国南来，50多年后做儿子的，同样只身离开家门，而且去得更远。父子相隔几十年，虽无相似的壮志，最后也没有“学不成名誓不还”，但离别情怀想必相同！

这封藏着的信，曾不断敦促、激励他，警惕他在异乡寂寞落魄时，教他振作、不堕落。留着信的另一原因是，它负载着多年同窗的友情，毕竟难舍。

年复一年，就像第一个难熬的冬天，它来得快，去也匆匆！就那么样，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封信，就像杯里干涸的咖啡渣滓，失去原有的光泽和浓郁的香味，而它肩负的使命也已随时间淡化。

如今，斯人已故，信，也该随之消逝…。

摄影：生（德国）

原住民的形容词往往非常形象，“一位貌美如花的女子”是原住民的手笔，“一位闭月羞花的女子”就没有什么原住民味道，太抽象了。我不是原住民，不习惯用那一套路数的形容词，不过我写东西偶尔会设下一些障碍让读者突然有跨栏的感觉。这些障碍就是把一些常用的数学观念化为形容词来使用，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以“渐近线”来取代“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说法。渐近线就是可以很靠近，但永远无法触碰的一条线，用它来形容一个“神圣的标准”十分贴切。电影《重庆森林》里经典的“0.01公分距离”形容，一直都给我很“渐近线”的印象。

用“平行线”来形容“有缘无分”已经很常见了，再用就没多大意思。不过，用“切线”（tangent line）来说明“擦身而过”就很好玩。“两个毫无关系的人，因为缘分的关系，在这一个时间、空间形成一条切线。”好吧，我承认这不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但它至少也可以挑战一下那些自以为中文程度很高，却从不检讨自己数学程度有多低的读者。

斜截式在坐标系里是不是构成了一幅“双双对对”的图案？不过具体如何使用，还有待推敲。我个人宁可采用“不管七三二十一”，而非“不管三七二十一”来形容“豁出去”。如果不能接受“七三二十一”的说法，只证实了此君并没有完全“豁出去”，仍然苟泥于旧说法，三乘七和七乘三难道不是同一回事吗？

当然，如果是学生写作文，而华文老师数学不好又没什么幽默感，那还是自己看着办吧！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位了不起的哲学家，他们除了各自的哲学论述，还提出了影响力非凡的数学理论。我们可能一点都不了解他们的哲学，但是我们大家都没逃过他们数学理论的“魔爪”。这三位就是提出毕氏定理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年-公元前500年）、坐标系的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以及微积分的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限于篇幅与个人精力，这里就专注介绍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绝对算得上是古希腊哲学史上的一号人物，他的哲学和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大异其趣。首先，他认为“一切是数”，这和“一切是水”、“一切是火”等等同时代的假说更另类，数字可比火、水等要抽象多了。他是个数学迷，也确实把数学和他的哲学结合起来，用证明式来进行推论的数学逻辑就是由他开始的。

我们小学时读过毕氏定理，知道直角三角形的直角两夹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或者大家更熟悉的a2+b2=c2，不过我们不了解的是背后的证明更重要。重要在哪里呢？民族意识比较强的华裔老师都会在课室里向同学们宣称，中国历史上的“勾股定理”比毕达哥拉斯起码早五百年提出！但是，为什么如今大家只记得毕氏定理，而不知道勾股定理呢？还不是因为人家的证明清楚，我们家的证明连自己人都看不懂。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有关勾股定理的证明留下这样的记录：

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昔者包牺立周天历度，夫天可不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
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

看得懂的请举手！没有吧？那还有什么好不服气的？

像毕达哥拉斯这种数学推理能力这么强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也是逻辑清晰的吧？可惜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他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有许多十分搞笑的规矩：不可以吃豆子，不要去碰白公鸡，不要在大路上走路，不要吃整个的面包，东西掉下了不要捡起来，不要在光亮的旁边照镜子……

英国学者康福德（F.M. Cornford）曾经这样形容古希腊时代：“既有人，又有神，也还有像毕达哥拉斯这样的生物。”作为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素食主义者，他认为吃肉是种罪行。可是，根据他的教派的规矩，豆子却又是神圣的，所以不可以吃。据说，他还曾经虔诚地向动物传教。这位先生确实是个有趣但又难以理解的人物。

他的“一切是数”的理论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按他的逻辑，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生出二，再从完满的“一”和不完满的“二”产生出其他各种数字；从数字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 如果我们还记得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和毕达哥拉斯是同时代的人，说不定根本就是有穿越能力的同一个人！用逻辑想一想就好，这么大的一个人骑着这么大的一头青牛，怎么就突然不知所踪了？如果看过《小叮当》或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应该都会认同我的推测吧？

关于毕达哥拉斯的死亡，有一种说法是，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规矩很严格，结果有一些还是渴望吃豆子的信徒受不了就起来造反。他于是抄着小路逃啊逃（教义规定不可以走大路），最后来到一片种豆子的田地之前，他停下了。豆子是神圣的，不能吃，当然更不能踩，结果一代神人可能就这样把命送在豆子田前。或者，我们不妨把事情想象得浪漫一点，毕达哥拉斯也可能就在那里上了飞碟回他的星球去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好，其实都十分符合他特立独行的一生，不是吗？

图片摘自网络。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电影的产生简直是教学的绝佳辅助品。就说我这堂课想谈谈17世纪洛克所指的“绅士教育”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我截取了英国电影《孤星血泪》（The Great Expectation）的电影片段——主角孤兒皮普（Pip）到伦敦接受绅士训练，学习“上等人”的言谈举止、衣着生活……。

教育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通过电影对不同时代的教育形式有所了解是挺有趣的事！比如：以19世纪南北战争期间作为时代背景的美国电影《小妇人》（Little woman） ，由于父亲到前线打仗去，留下母亲及四个女儿，在电影中会看见女人“当家”的生活、家庭教育的情况。另一部讲述二次大战后日本的《佐贺的超级阿嬷》，男主角——昭广被迫跟随外婆在乡下佐贺生活、上学、参加学校运动会等，看见祖孙俩的简朴生活，心酸却温暖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教育即生活”是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他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这理念若用在电影上还真有点意思，许多以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如美国《街头日记（或自由作家）》（Freedom Writer）、纪录片《他叫我马拉拉》（He Named Me Malala）、意大利《听见天堂》（Rosso come il cielo），以及最近极为红火的香港《五个小孩的校长》等等电影都甚为震撼人心。再者，近代的中文校园偶像剧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除了体现80、90年代的校园生活，也都展现了电影生活化的一面。

此外，有些试图从儿童的角度演绎教育问题的电影，如：中国电影《看上去很美》有幼儿园集体生活方式的画面——按时大小解、起床、用餐、睡觉，依每天表现而贴在布告板上小朋友名字后面的“小红花”…… 在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中，由三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小孩的故事可看出新加坡教育政策的种种弊病。若想了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问题，建议你去看看马来西亚制作的电影《白蚂蚁》吧！

由此可见，许多电影非但是最生动的教材，且也能够让我们跳脱思维框架，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出自《五个小孩的校长》），而电影所呈现的生命故事不也是发挥如此作用？

电影海报摘自网络。

周星驰电影特别之处，在于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可能刻薄、无知、无厘头、自视过高，或其他种种性格都好，但都不会让人观后觉得蠢、白痴。

好比他在《破坏之王》中演“外卖仔”，在校园邂逅校花，却表示自己“忘记带名片”。这种意料之外的对白，你只觉得傻得可爱，并不觉得蠢。《唐伯虎点秋香》里跟对手比谁的身世更惨，居然假意把蟑螂当宠物，并因此在华人世界凭空发明了“小强”这个流行代名词，虽然无厘头得可以，可是在逻辑上还勉强说得通，所以也不觉得蠢。

周星驰的电影并不深刻，但不乏故作正经的诙谐名句。譬如《少林足球》里的“人如果没有理想，和咸鱼有什么差别？”、《长江七号》里的“我们虽然穷，但是不能说谎，也不能打人；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拿；要好好读书，长大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或许你会感受到一股迂腐的味道，但那不让人觉得蠢。

更早以前周星驰在电视剧中经常有即兴改剧本的演出，而且痕迹十分明显。在《盖世豪侠》中周星驰和女演员在坟前拜祭朋友，他感叹了一句“真是好人没有好报！”后，又自己加了一句“我有一点怕”，女演员只好问“为什么？”他的答案“因为我也是个好人”更是让女演员不知该作何表情才好，一脸想笑又不敢笑的尴尬。这类即兴演出充满周星驰式的幽默，一点也不蠢。

有许多人怀疑周星驰其实是在电影中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着他的想法和意念，是否过度诠释且不去说它，但明显周星驰的电影是在引领着观众，这比许多一味迎合观众的低级作品高明不知多少倍！喜不喜欢周星驰电影是一回事，不过对他电影作品的整体印象，又怎可能仅是一个蠢字了得！

摄影：李嘉永（台湾）

早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电影已经在中国的大城市，甚至郊区逐渐扩展版图。曾任上海艺术剧社社长的郑伯奇在1927年创作独幕剧《抗争》，从剧中一开始“客甲”那句对白“这几天可曾看电影去？”，可得到一个基本印象，至少在1920年代中末期的上海，看电影的风气其实已经很盛了。

作为工业化和现代科技的产物，电影在上海的成熟是比其他地区更早的。虽然第一部中国本土生产的电影，即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戏曲片《定军山》要到1905年才面世，但早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即世界电影诞生于法国巴黎的第二年，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就已经在“戏法”、“焰火”等各种游艺杂耍节目中，将“西洋影戏”作为其中一个环节开始放映了。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业已显得十分繁荣兴旺，电影院数量众多，而且许多电影院设备之先进、环境之舒适，即使只是从文字记载得知，亦足以教今人叹为观止。1933年整修后重新开张的大光明大戏院，根据李欧梵《上海摩登》一书所描述，是“配有空调，由著名的捷克建筑师邬达克（Ladislaus Hudec）设计，计有2000个沙发座，（1939年后还配备了‘译意风’，也即当地的一家英文报纸所谓的‘中国风’Sinophone，可资同步翻译。）宽敞的艺饰风格的大堂，三座喷泉，霓虹闪烁的巨幅遮帘以及淡绿色的盥洗室。”如此豪华舒适的电影院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富丽堂皇的。当然，这些“现代影院”的票价非常昂贵，从一至二元不等，是一般电影院票价的十倍！一般电影院的票价则只收几毛钱。

当时电影院放的影片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好莱坞（约占进口影片的80%），好莱坞电影结尾的“永恒幸福”和“邪不胜正”模式，正好既符合传统中国流行小说的叙事程式，又符合中国观众对“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因此广受品味不高的流行文化消费者群的欢迎。话虽如此，实际上甚至许多新文学作家也被电影所吸引，如鲁迅、施蛰存、徐迟、刘呐鸥、穆时英、田汉、洪深、夏衍等都是电影的爱好者。

1925年至1927年间，上海就成立了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的《火烧红莲寺》算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武侠片，因为大受欢迎，结果三年内又接着拍了17部续集，可见观众掏出的钱在当年真的能使电影公司推磨。1934年拍摄的《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荣誉奖”，是第一部在国际获奖的影片。1935年后中国国产电影则完成了从无声到有声的跨越。以数量来说，1928年到1932年间，上海共拍摄了400多部故事影片，平均一年100多部，2015年中国的故事影片产量则为686部。1937年后因为时局的变化，初具规模的电影事业就这样被战火毁灭了。

电影海报《定军山》摘自网络，谭鑫培扮演三国人物老黄忠。

《渔光曲》主题曲：按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