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登”“爹味”这样的词近来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进入日常语言。它大致是指中老年男性常常有个坏习惯，喜欢对年轻人倚老卖老，指手画脚。而当老登们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就离不开谈论国际政治，指点江山，高谈阔论，似乎天下大事一手掌握。老登们的口碑如此不堪，以至于稍有自觉性的老男人们都会留心收起自己的坏习惯，避免在公共场合对他人建言，以免漏出自己的“爹味”。
这个坏习惯到了学术界，就体现在老登们对于宏大叙事的热衷。历史学者葛兆光在接受采访时感叹，老一代学者总是喜欢研究一些大问题，对历史中大的脉络走向有着深深的迷恋。而年轻的学者总是喜欢执着于小问题，在针尖上雕花。前者感叹后者缺少全局意识，缺少对根本问题的追问；后者则不屑于前者的老登口味，认为只有把研究做扎实了才有说服力。过于关注大问题，最后即便能避免论证过程百密一疏，也依然难以得出有效的结论。毕竟问题越大，就越接近无解。
这两者各有道理。与其说他们反映的是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不如说他们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老一代学人们一方面深受文革等政治运动耽误了青春岁月，急于要为一生的颠簸蹉跎寻找学理上解释；另一方面深信学术研究必须被个人情怀所驱动，做学问亦是修身，最后若能道成肉身，天人合一则是最高境界。在理想主义驱动下，即使很多大问题本身难有答案，但不懈追寻本身即是求道。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样的个人情怀已经过时了，学术研究不过是谋生的一种手段。通过各种数理统计、计量科学的方式对待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所有研究，是完成学术工程项目的必经之路。因此，那些难以得出结论的大问题，比如中国思想源流，或者何为中国，是不值得付出精力的，反而是一些小问题，包括研究晚清的民间笑话或者毛皮贸易等等，更容易看到研究的进展，更容易出成果，也更容易完成KPI，用来换取现实的利益。
当然，并非搞量化史学的都是追求小而美，从金融学转入史学界的香港大学教授陈志武就在研究大问题。在近日与传统史学家秦晖的对谈中，他用各种累积的数据分析，试图论证秦国统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率先大规模地使用了铁制武器。他的优势在于有充分的数据支撑，有足够多的数字图表，结果可以被任何人重复验证，结论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但代表传统史学的秦晖指出，即使搜罗了那么多数据，即便能从相关性推导出部分因果性，从间接原因走向直接原因也仍然具有较大的鸿沟。此外，影响历史进程的原因方方面面，一味强调某个原因的重要性，也难免有些偏激。而过度追本溯源更加消解了因果性本身，此所谓“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无论二人的研究路数有何不同，两人都是不折不扣的“老登”，谈论的也是秦国如何能统一六国这样的大问题。总之，老登们喜欢高谈阔论的坏习惯怕是很难再改变了。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待老登现象。越是研究大问题，越希望置身于家国天下，越会对公共领域指手画脚，就越能体现出一些公民意识；而今天的年轻人越是执着于小问题，就越会埋头于自己的世界，也越远离公共场域并淡化公民意识。个中体现的不仅是广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取向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转变，更是有为的年轻学人在公共生活中失去了正反馈而不得不采取退缩的姿态。
若再进一步深究，公共生活的困境一部分自然来自于官方的言论管制，另一部分则是自媒体时代形成的信息茧房，造成各种言论极化与对异见个体的敌视。无论哪一种归因，都是对集体德性的渐趋伤害。这个趋势在当下看不出什么挽回的机会，只能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也到了老登的岁数的时候，能够走出小楼，培养多一些公共讨论的坏习惯，呈现多一些“爹味”。那么，我们对未来也许还能多一点期待。
- 摄影：Nick Wu（台湾）
- 主题：坏习惯
上一篇文章链接：从“无手尾”到懂得收拾人生/陈天赐（槟城·马来西亚）
学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