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话剧编剧、导演、演员、制作人，也是戏剧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剧作翻译家、出版人，还是知名京剧旦角与剧作家，以及电影编剧与导演等等。他集多重角色于一身，随便哪一个都超越了玩票性质，达到了今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比如主业戏剧，他曾经担任中国顶尖戏剧院校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以及更早前的广东戏剧研究所所长与广西省立艺术艺术馆馆长，策划了近千人参加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样的戏剧届盛事。作为话剧创作者，他49年前自创了多部话剧如《屏风后》、《国粹》、《买卖》，导演了《怒吼吧！中国》这样的救亡剧作，同时也把诸多世界名剧引介到国内舞台。
在戏曲界，他不仅写出了《潘金莲》、《杨贵妃》这样带有女性解放的剧作，同时也亲力亲为，多次与周信芳同台演出，在上海占有一方声誉，有“南欧北梅”之称，只有在梅兰芳南下演出的时候才让出压轴出场的位置。电影方面，他自编自导了《新桃花扇》、《天涯歌女》等七部影片；文论方面也是硕果累累，有六卷本的《欧阳予倩全集》以及个人自传等为证。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欧阳予倩都是不折不扣的跨界人生赢家。
但反过来，又不得不说，欧阳予倩在哪一方面都没有进入顶尖的行列。作为戏剧家，他的诸多剧作没有像曹禺、老舍的作品那样被不断重复上演，直到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谈论他的代表作；电影方面亦是如此，他的电影很难列入电影史的经典殿堂——无论哪一版的《中国电影史》，都没有将他与同时代的费穆、桑弧、蔡楚生等人相提并论。
看似天分迸发的京剧造诣，他却深知半路出家的自己难以与自幼练功的梅兰芳等人相比，因此二十年代后期就早早地退出了京剧界，从此几乎不再踏足，留下的诸多新戏剧本随着京剧式微似也渐渐远去。戏剧批评家曲六乙亦婉转指出，“南欧北梅 ”的意思是梅在北、欧阳在南，他们不约而同都推出了“红楼戏”，而并非意指他们在艺术成就上可以相提并论。这多少对欧阳予倩的京剧成就做了一些盖棺定论。
戏剧教育方面，除了政府支持以举国之力兴建的中央戏剧学院之外，早先大张旗鼓被寄予厚望的广东戏剧研究所短短三年就草草收场，更早的南通伶工学社与后来在桂林的话剧改革也无功而返。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当年战乱频仍，壮志难以施展。但相比起来，同时期余上沅、曹禺等人致力兴办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顽强坚持了更多年亦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文论方面，与其说他对理论有所贡献，不如说他为自己丰富的戏剧实践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并通过个人的社会地位捍卫了一些基本常识，比如说在广东期间倡导的用粤语演出话剧，或者在电影届所强调的艺术的商业性，都体现了他在具体实践中所擅长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当然，由于中国学界的整体理论水平原本也不高，因此也很难苛求欧阳予倩个人有多高的理论成就，毕竟他面对的是连字都不认识的众多戏班文盲演员以及连文字剧本都没有就上台演出的传统曲艺界。
除此之外的社会生活中，欧阳予倩的命运比他同时代的诸多艺术家包括他的亲家田汉都要好一些。他62年去世，并没有经历后来文革的暴风骤雨；去世之前的大大小小运动中，他也基本上没有太受冲击。从小家境优越，养成了广泛的兴趣，成年后多次跨界横跳，后来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基本得以任性地持续开展各种话剧运动。作为创作者，他不似各界同行如梅兰芳、田汉、曹禺、费穆等人那样天赋异禀，但一样充满了艺术探索的雄心壮志与蓬勃的创作冲动；同时也似乎没有那些顶级天赋的傲气，从而更擅长与各方面搞好关系，更好地利用各方资源实践自己的理想。换句话说，他的专业素养也许不突出，却是一个顶级的行动者与实践者。这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天分平平的普通人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启示，就算终其一生没有经典作品传世，但只要不断付诸行动，终究也能完成一个充实的人生。
- 附图摘自《维基百科》：欧阳予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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