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消费不得不提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鲍氏第一次将消费作为资本社会的重要维度提出，从此消费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毋庸置疑，消费活动的如火如荼是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物质的极大丰富而形成的。在此之前，人类多是消耗，少有消费，只有生存，少有生活。消费的兴起则意味着人们开始拥有对于超出生活必需品之外的购买能力。一个上班族饥肠辘辘之际买一份麦当劳套餐充饥或许不算消费，但他在填饱肚子之后还要了一份甜点就构成了消费，因为甜点满足了他生存之外的需求。当然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毛孔的今天，消费与非消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当麦当劳的甜点与汉堡卖的一样多的时候，消费就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形态。今天没有人能完全杜绝消费行为，没有消费的支撑任何形态的经济都将步履维艰。

消费的普及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广义来说，只要不是满足于生存所需的活动皆可称为消费，因此，消费行为早在资本社会形成之前就已出现。比如，古人舞文弄墨、饮酒作乐即是典型的消费行为。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文化消费。消费的盛行意味着人类不再满足于基本的酒足饭饱，转而寻找精神之上的享受。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人比猪高级的原因在于人比猪要求得更多一点。这多出来的“一点”就是消费涵盖的范畴。因此，消费活动实也蕴含着风雅之意。消费见证了人类文明之塔一点一滴地建立，激发了人类不断地探索自身的极限，努力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新奇玩意儿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可以说，世界是被各种消费需求推动着进步的。

然而，消费在今天越来越成为一个负面的词汇被提及，原因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消费日常化所带来的生态环保、资源分配、社会伦理等问题。但人类似乎无路可逃。今天的全球化大生产使得商品严重过剩，资本社会的运作逻辑需要人们不断地消费来满足经济的运转。因此，我们习惯于各种一次性用品，习惯于不断以旧换新，进而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为了满足购买欲来购买物，为了满足同情心而捐款，为了满足爱美心而欣赏艺术…问题在于，这样的消费满足不仅动机不纯，而且浅尝辄止，犹如毒瘾发作般地随时随地就可以通过低廉的代价来满足。消费瘾发作之时，周身不舒服，只要完成一次消费，即可瞬间止渴，并等待下一次的发作。在消费社会，人就是这样被异化了。人比猪多的“一点”再也不是形而上的风雅颂，而是无休无止的消费欲。这是资本发展的必然，却造成了人类文明的倒退。面对这样的消费社会困境，鲍德里亚寄希望于不可捉摸的个体反省与思考来抗衡，乃至通过突发革命来打碎这样的资本模式。然而在此之前，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的思想已经成了文青们消费求知欲的道具了。

（摄影：Clement）

诗人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如果套用在经济社会里，会是一种怎么样的面貌呢？虽然不确定“道德”能不能成为节制者的墓志铭，可是“消费是贪婪者的通行证”，大致是可接受的意见。

如今普遍认为人性都是自私自利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不多，可是大家“想要”的却实在很多，所谓消费无非是贪婪者满足个人欲望的借口。然而，即使伦理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没有欲望作为推动力的经济世界，却又是不可能存在的，消费于是得以“刺激经济发展”之名成为畅行无阻，乃至横冲直撞的通行证。消费，到底是魔鬼？还是天使？

大家都应该意识到，在社会还没有富到流油之前，可供分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应该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公平分配以满足群众无限的欲望？这个难题古已有之，于今犹烈。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主张节制、寡欲，不要贪得无厌，仿佛做到了就可以去排队领取一个“道德”的印章。虽然只知消费，不知克制是不行的，但清教徒似的一味讲究节制，恐怕也只会造就一群“有贼心，没贼胆”的假惺惺、伪君子，一旦有机会松绑，最可能发生的就是丑态毕露的暴发户现象。合理的消费，以及适当的节制，都符合中庸之道，可是在资源不足时高谈道德，似乎不合时宜。

当现今社会由于资源分配失衡而导致普遍人心失衡时，抨击消费、主张节制更像是声东击西的企图，或者根本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实际上，问题的重点在于贫富不均，而不在大家使用资源时姿态是否优雅，或者节制是否能够成就社会和谐。这跟一般人因为饥饿而愤愤不平的时候，该问的是为什么有人会挨饿，而不是追问为什么这些人不去吃高级蛋糕，道理是一样的。

“消费”没错是满足了基本生存条件之余的奢侈行为，它确实也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不能放任其成为没饭吃群众面前的蛋糕，那只会造成人心失衡，甚至社会动荡。但是，也不要让“消费”这表面问题，蒙蔽了特权阶级瓜分社会资源的深层乱象，这应该才是造成贫富不均最让人怒气难消的主要原因。我们不好被既得利益者燃放的烟雾弄得失焦了。

（摄影：Clement）

男人的购物欲，不知要比女人可怕多少倍。

有位马先生，年轻时在北方工作。每次探亲回家，总是七包八包，带回很多家里人用不上、不喜欢的东西。他认识一个棉布纺织厂的朋友，于是就买回了无以数计的，很多原生态的本白布、蓝布，还有棉花。家里人谁会用那种棉布做衣服穿？一直到现在几乎成了古董，还压在箱底呢。那时候探亲回家坐火车，几乎每个城市火车站上吃的食品：什么辽宁煎饼、德州扒鸡、符离集烧鸡、苏州豆腐干、无锡肉骨头、嘉兴南湖菱、五芳斋粽子，从北到南一路都买回来。到家，有的打开包装，食品已经坏了……，来不及吃呀，最后只好把坏掉、失味的食品扔进垃圾箱。这个恶习一直延伸到现在，外出旅游一定会捧回一大把劣质的旅游纪念品，什么埃菲尔铁塔钥匙圈、香港十景纪念章、云南少数民族的机绣品等等。回到家塞给这人那人，但没有人接受，倒反都质问他为什么买这些那么幼稚的东西。

马先生退休回家后，并不管家，但每天都要到菜场或者超市去转一下。不管家里需要不需要，就会买一大堆处理价的蔬菜、水果、甚至菜场旁边小摊上的鞋垫、宽松带、处理价的瓷碗，塑料、不锈钢的小脸盆等等杂物回家。有时候他认为好的东西，就要让全家人都吃，例如香蕉。昨天买了，今天又买，明天还会买。家里的香蕉常常是吃一半丢一半，因为烂了。马老先生的记忆力渐渐差下去了，但自己绝对不承认。买过的东西会经常重复买好几次。蔬菜、水果烂了，可以扔，但是那些小日用品，后来又增加了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家里堆得连挪动脚的空间都没有。

农贸市场卖东西的大伯大妈最喜欢他，一看到他，就远远地向他打招呼：“气魄大老板，今天我的茄子刚摘下来的，魂灵还没跳出呢！快来，快来，都给你留着。”马先生最喜欢别人说他有气派。什么人这样招呼他，都会走过去照应他的生意：“好，便宜点。”于是菜场大伯大妈一边把篮子中的茄子都塞进塑料袋，一边叨叨地说：“给你便宜，就算十块钱！”马先生买菜从来不弯腰，挺着肚子很爽快地掏出钱递过去，接过塑料袋，看也不看一眼，转身就走。身后传来赞誉声：“老板买菜就是爽快，有气派！”马先生心里乐啊，舒服啊！

回到家，把菜袋子递给老伴说：“卖菜的老太婆说，刚从地里摘下来，很新鲜的”。老伴把茄子倒在桌子上，一股酸味弥散开来，三四斤茄子中有四五只是烂的，有二斤是干瘪起皱的，只有六七只茄子是新鲜的。老伴刚想张口数叨，又无奈地闭上嘴，摇摇头。相劝过、恳求过、指责过、气骂过，都改变不了他的这个恶习，马先生这样购物日复一日。老伴只好改变自己：就当马先生用钱去买了个快乐。

马先生自小家境并不宽裕，但父母总让他身边带有一毛两毛小钱，让他自己解决上学时的午餐问题，所以他从小手中就有一点小钱，从小就学会用钱。马先生的工作又带着生命时有消失的高危性质，形成了他“今朝有酒今朝醉”，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的人生价值。马先生的老伴是个讲究独立自由、平等互尊的女人。两人的收入两人自己使用、管理，互相不干涉。所以马先生用钱没有束缚，非常自由。尤其在正当中年时，马先生出了一次车祸，昏死在医院两天三夜。后来醒过来了，不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没错，权当这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马先生自己也说：我一天不买东西，就觉得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没做。老伴一辈子跟他吵嘴就是为了他买回家的东西。但吵了也没用。算了，既然约束不了他手中的钱，干吗因为他的恶习让自己生气呢？老伴打算对马先生的购物欲撇开不管，对他买回的东西取腐存新，两人和平相处，也是一过。

可是，马先生自认讲究传统，很节俭，旧东西不能随意扔掉，包装袋、纸板盒、塑料纸，连信箱里小小的家政广告纸也要叠起来留着，说还可以写写什么东西；马先生又自豪潮流，什么新科技的东西也要拥有。就拿随身听来说，最早的袖珍收音机就有五个，现在它们退休了，但还占着一只抽屉。如今马先生的电子产品MP3随身听已经有五六只，但还在嚷嚷，要换一只功能更多的。东西只进不出，家里的空间越来越小，角角落落塞满了各种大小、各种颜色，散发出各种气味的塑料袋，空气中弥漫着陈旧物品分解的灰尘颗粒，桌子上已经有两瓶酶豆腐，两天后又会出现两瓶新的豆腐乳。饭桌上经常会出现长霉的食品，马先生从来不肯自己丢。老伴刚整理出一二平米的空间，一两天后，上面又摆满的东西。可怕啊，就像有许多无形的魔手，手中不断地放出那些廉价质差的物品，去占满家中的每一寸空间。

马先生的老伴受不了，只能逃离，住到了儿子家。但那双购物魔手跟着又开始侵蚀儿子家的空间。春节期间，五粮液公司生产的廉价酒在儿子家客厅的内窗台上排列了四瓶。接着不是在书架上发现两块没有条码的劣质饼干或者糖块，就是今天发现在报纸覆盖下有一袋发出异味的蓬松年糕干——这是在路边小摊上买的。马先生说，这是买给孙女儿吃的。老伴哪敢啊？

为了不再生活在这种可怕的购物魔影下，马先生的老伴正在儿女的支持下，酝酿一场驱除购物魔影、艰难复杂的大革命。我们真诚地祝贺她能成功！

（摄影：Clement）

上月底，网络上铺天盖地传播着公益纪录片《穹顶之下》，这是中国知名媒体人柴静所拍摄出品的雾霾调查记录片，在这之前柴静曾主持过《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揭露中国当时新闻事件的严肃节目，且常常话题尖锐，引起社会思考。

《穹顶之下》以全程演讲的形式进行，通过个人雾霾调查，想要揭示什么是雾霾，为什么产生雾霾，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三个问题。演讲人柴静以个人经历作为切入点讲述雾霾的危害和作为个体生命的公民的切骨伤痛，语气既恳切，又相对客观。此外，从个人出品公益纪录片的角度出发，《穹顶之下》体现了一个公民和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纪录片本身也是制作优良，论据和逻辑严谨，剪切疏密相间，镜头语言丰富，极其打动观众。

但当舆论一片叫好之时，网络上批评和质疑之声也纷至沓来，《穹顶之下》从关注的雾霾焦点在网络的口水中转变成对纪录片本身和出品人柴静本人的话题消费，逐渐走偏。

这就是消费时代的常态。

公民的自由一般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哲学层面的心理自由。当普选权实现之后，公民获得基本的政治自由，从而走向市场经济的束缚，潜在的消费原则制约着公民的行为，使得经济不自由。而在中国恰好不同，当政治自由也无法实现的时候，公民把自由的寄托转向哲学层面的心理自由，使思想得以漫游，桃源深处，琅琊风雅，幻想着出世和隐逸；或者在语言上极尽放恣，调侃与反调侃，在语言的娱乐上得到心理满足，这和市场消费一样成为另一种消费。

由此公民在诸种的不自由中，获得了在话语上的充分自由，这种自由更接近于市井的闲谈和娱乐。话题本身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成为无指涉的口水战，对话题的消费成为一种聚众意淫的盛宴。这之间除了娱乐本身，别无其他。

这也是为什么柴静的《穹顶之下》播映之后，前半期网民们都热烈地讨论中国雾霾和PM2.5之严重，并为之扼腕哀叹，且自己暗暗发奋要为减少雾霾做贡献。但话题很快急转，变成对柴静本人的质疑，这质疑之中包括纪录片中对于个人感情的过度强调，近于矫情，也包括人品影响作品，从而作品并不见得可靠。

这些与作品本身想要讨论的问题已经偏离，我们却都乐意消费话题，并且自我消费。

（摄影：Clement）

《穹顶之下》在Youtube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