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城市建设可谓是日新月异，城市规划不断调整，城市容量越来越大，功能也愈来愈齐全，对于每一个城市居民来说，城市生活的确是给了自己许多的便利。然而，在城市繁华的背后，人们也日益感到一种“家”的失落感，也即人们在尽情地享受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同时，却又往往会有一种精神归宿的缺失感。这种情况反映在世俗生活层面上，就是“媚俗”现象的流行，崇高精神的消失，什么“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什么“东风催，战鼓擂，我是流氓我怕谁？”什么“过把瘾就死”等等，以及“恶搞”文化的泛滥，拜金主义等消极颓废思想的盛行，这些都是意义失落，精神家园丧失的表现，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节奏太快，功利太多，诱惑太多，钢筋水泥铸成的“城市森林”已经将人们的精神空间挤得所剩无几，因此，建构精神家园，建设精神文明，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们常说，家是人生的港湾，是心灵的栖息地。十八世纪德国著名的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就曾以诗性的表述方式表述哲学的定义：“哲学原本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乡愁为何物？乡愁乃是人对于心灵归宿、精神归宿的一种情感诉求。每一个人都渴望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或某地某区域的家，更重要的则是精神层面上的家，心灵层面上的家。唐朝的杭州诗人贺知章在题为《回乡偶书》诗中就这样写道：“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全诗朴素无华，字里行间却饱含着对故乡——“家”的一片深情，传达出在外颠沛流离，渴望落叶归根之愿望。这是一个漂泊的游子对故乡、对家的梦魂萦绕和真情袒露，也是对自己的精神家园的努力寻找。因为在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结构中，家，始终都是一种精神的归宿地，灵魂的栖息地。家，给予了每一个个体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人生意义的精神动力和情感关怀。因此，“家”的意象包含着对亲情、对故乡、对精神家园不断寻找，不断建构的心理情怀和精神追求。“家”、“家园”的价值，永远都是精神性的，内质性的，是永远挥之不去的“还乡”情结。在中国古代诗文中，表达对“家”的情感诉求和心理渴望，可谓是比比皆是。家，构筑着亲情，带来了温馨。精神的家园，是心灵的牧场。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家，尤其是不能没有自己精神的家，不能没有精神家园。没有精神家园，或精神家园残缺不全的人，也就是无家可归的人。

建构精神家园，在现代化建设中，目的是要克服精神失落，造成生活归宿感缺失现象的产生。这不仅是为社会精神文明大厦添砖加瓦，而且也是要让每一个人能够真正地懂得，家，乃是心灵的栖息地，精神层面的家，是有关人生的信仰、信念、理想等价值元素的聚集地。倡导“家”的归宿感，也不仅仅只是说大家都有宽敞的住房，温馨的家庭，而是要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彼此认同、彼此支撑，从而获得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形成社会不同群体的和谐、融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同体。

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指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 “还乡”，就是回归心灵的故乡，就是返朴归真，诗意栖居，从中也就寄予了人类对建构精神家园的企盼，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心灵，不再漂泊，不再流浪，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片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有人生的归宿感。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家，甜蜜的家！让我们齐声说，回家的感觉，真好！

《易经》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它体现了古人朴素的自然哲学观：通过观瞻天道来掌握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通过人文教化去规范世人的精神世界。

千百年来，“天文”与“人文”如同一双展开的双翼，引导人类挟山超海，从蒙昧迈入文明。今人已仓廪实、衣食足，科技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丰盛正激发着人类日益膨胀的欲望。在这个人人纵情声色的后现代化时代，探讨“人文”是否能令我们的社会有所增益？

二战时期有“创造希特勒的人”之称的戈培尔，生平鼓吹战争，大肆焚书，开展报禁，杀戮犹太人。这位凶残的战犯事实上是一位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哲学博士，在成为纳粹党宣传部长之前，他曾在多所大学攻读历史和文学，从事文艺创作。龙应台曾举例，对人文最大的讽刺是集中营中的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毒气室，以此说明：人文知识绝非等同于人文素养，只有当其渗透到人们的行为和生活中，才能内化为人文素养。而人文素养，是“对‘人’的最深沉的认识”。

中央财经大学刘树勇教授曾撰文《你老去西藏干什么？》批判当下的猎奇化的摄影热潮。如今，大量标榜着“人文摄影”的作品仍在涌向世人的眼球，越来越多的观光客背上昂贵的长枪短炮围剿着藏区人民，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我们消费着纯净的自然风光与符号化的异族风俗，却无视镜头前受到惊扰的眼神。我们的粗暴行为是源于内在对“人”的尊重与爱护意识的缺失。1994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一名瘦小苏丹女童因过度饥饿伏倒在地，她的身后是一只对其虎视眈眈的秃鹫。这幅挑战了社会新闻伦理的照片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照片揭示出的残酷现实极具视觉冲击力，但人们往往更加期待的是，在空茫的夜幕之中绽放出一点的微茫的光亮。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还是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都传达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文”的核心始终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与终极关怀。人们涉猎经史，研习文艺，培养人文素养，绝非为了智识的竞技，而是借以打破我们促狭的人生经验，超越生命的困境。

《庄子·逍遥游》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在礼崩乐坏的后现代社会，人文正是这样的一枝之栖的存在，它令我们觅得心灵的安顿之所，在这里，我们所知晓和信仰的一切，仍然秩序井然。

《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鹰》

当下中国有个现代版“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孩子，用来衡量身边的小伙伴混得好不好，俨然成为现代版的成功标准，很显然，该标准侧重于金钱与物质，而非精神文化方面。“有钱就是老大”，在当下，这句话无需任何补充条件，绝对货真价实，近乎真理。对金钱与物质的推崇渴求，折射出现代人两方面的生存状态，一是普遍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二是人文精神缺失带来的价值空虚与焦虑。

人文精神缺失，最直接的表现是功利化，“利”字当头。社会氛围非常浮躁，待人接物急功近利，做任何事情都追求潜在或显在的效益，这种心态潜入社会各个阶层，绝大多数人难以幸免。从政者喜欢能马上出政绩的项目，长官意志甚至可以超越事物的科学规律，近年来各地政府以文化保护之名建设各种仿古街区、仿古建筑，其背后动力往往也是经济利益诉求。即便是人文领域方面的从业者，“板凳愿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践行者也是越来越稀少。学者喜欢能马上出成果的课题，基础研究越来越没人感兴趣，基础学科变成学者与学生眼中的冷门专业。从人文学科毕业的我，切身感受到人文学科在经济狂飙、物质至上的社会风潮下，日渐边缘化与功利化的尴尬。人文学科毕业生就业难、就业差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都表明浮躁的社会环境下，人文精神的日渐丧失。

人文情怀没有了，大家都活得很焦虑，“慢下来”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自得成为一种奢望。人文变成小众化的东西，文艺青年作为一枚标签，带有自嘲与他嘲的意味。孔子有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想在吃饱肚子的前提下，大家一起来人文是极有意义的事。

新年好！

谢谢您寄来这篇慕容雪村在奥斯陆的演讲稿！

这些年来，尤其是2010年1月下旬开始，中国开播网络电视，在海外的观众也能通过网络同步观看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各个区域的电视节目。

从那时开始，我几乎是天天观看中国的电视节目。个人最爱观看的，不是喧闹的娱乐节目，而是知识性的讲座（百家讲坛、记录节目等），最爱的是新闻频道的新闻评论栏目。

观看新闻评论节目，可以开启我分析及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问题的思考。我发现，许多问题，不能简单地从一种固定、不变或僵化“定格”的思维来论定世事的好和坏。

中国一直在改变，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一直在往前进步。我不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时涌现了许多人性的负面丑恶现象。然而，我在国外（中国国外）媒体中看到的，是所谓现代新闻的市场利益竞争下，出现的无限度扩大、极度丑化、哗众取宠，并且随着西方媒体刻意歪曲的“酸溜溜”的说三道四的“报道”。这其中，有许多已经被证实为“伪新闻”，早该澄清，然而依旧让海外许多欠缺正确人文思辨能力的青少年不断转载。

了解中国，切切不能套用西方的个人主义及所谓的议会民主制，更千万不能要求中国在转瞬间就完全搬用西方的议会民主选举制。 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区区在下不敢评说优劣，然而，且看看近年来在台湾、韩国、菲律宾、泰国，甚至在香港特区及马来西亚，所谓的实行了多年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就一定是春花灿烂吗？翻看海外的报纸，最厌恶的，就是那些政客的“嘴脸”。在“一切为了选票”的虚假言论之外，我这位关心政治的草民，近来遂觉得所谓在马来西亚的“投票”其实就是一种“被阉割”。（这是一个大议题，三言两语无法讲清晰。然而，我最害怕那些受到政客蛊惑的‘选民’们，一听到稍微不同的谨慎说词，就立即变成黑脸张飞，喊打喊杀，各种诋毁谩骂接踵而来。近来，我甚少‘论政’，这是因为对于不懂得尊重不同或者修正立场的言论的人，只能‘敬（鬼神）而远之’啊！）

慕容雪村在奥斯陆演讲里例举的各种现象和批评，说实在的，有许多已经是过去式。如果把这种种现实集合起来，把它们定格，贴上标签，认为“部分即是一切”，进而轻易地否定了中国政府近十年来的改革和努力，那就让人觉得实在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我们千万不能把这句话当成笑话：“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任何小问题乘以十三亿，都是大问题；反过来，任何大问题除以十三亿，都变成芝麻绿豆的活了”。

近来，我周遭许多留学台湾的朋友都喜欢随着公众轻率地转载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有时心想，把中国“骂臭”了，骂垮了，像前苏联解体那样，百分百地套用西方的个人主义思维和政治制度，我不敢想象，中国会分裂成多少“块”。

我想，更多的海外华人（包括台湾），不是无法全面的、客观的、动态的、公正的、民族的、积极的去了解中国，而是我们的教育从来没有正确而努力地教导人们有关人文思维的方法。冰冻三尺，让人徒叹无奈！

当代社会，在物欲泛滥的面前，人文及人文思维从来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再者，人文及人文思维的市场价值犹如“白菜”，但这并不能彻底抹杀它的重要性。含金量高不高，向来和有没有用不属于同一个意义范畴。放眼繁华的城市，在绚丽的霓虹里，映出现代许多人在精神上、感情上以及人文思维的的苍白。任何不懂得站在更高的角度，单凭一己“个人自由主义”来评论的说词，其实，都是一种梦呓。

我不敢说自己认识许多中国朋友，但我敢说自己认识的中国朋友都是非常真诚、优秀、有担当、能思辨，而且值得交心的。可能是物以类聚，当我的中国朋友发现我是一位真诚、能交心、有胸襟、能思辨的人，他们都愿意与我深交，有些还在博客上专文介绍我，并称我为“蓝颜知己”。一开始，只要打开真诚的心，尊重彼此，坦坦荡荡，中国朋友还是会放下惯性的戒备，表现出无比的热诚和美善的。

我以上的论述，只不过是简单说说而已。若想了解有异于大部分海外华人（包括台湾）的“惯性思维”的思辨，可以浏览“周小平的新浪博客”。这位愿意谨慎、全面思考问题的年轻人，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请键接 http://blog.sina.com.cn/u/1218478775

谢谢您！

祝福
阖家幸福
吉祥如意

名冠 上

“人文”这个概念现在四处可见，且成了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它既可以是学院派与当权者树立对芸芸众生的关怀姿态的修辞，成为权力机构纹饰宣传的点缀；又可以是普通民众借以标榜自己文化修养的符号，甚至沦为商品推销的手段。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文”？笔者试图通过对西方人文主义观念之源头的考察，从“复古”、“抵抗”与“理解”三个方面，谈谈自己对“人文”观念的一些粗浅认识。

首先，是人文主义“复古”的一面。“人文”的概念在思想史上正式提出完全是欧洲文化的产物，严格说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倾向对抗保守禁锢的基督教经院哲学的产物。在1392年的2月1日，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的学生柯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给友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视作是人文主义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信中说道，不是驽钝死板的经院哲学、而是历史，活生生的历史，才是人的教育者和塑造者。那些人在世界上交往与行动的鲜活记录才是关乎人性的最宝贵的“知识”。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回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原典的根本目的所在。对“古”的复兴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对“人性”的探究与张扬——不要忘记柏拉图的所有文字皆无一丁点第一人称的理论表达，而全都是“记载”苏格拉底及其友人们的交往言行的历史剧本！所以可以说，人文主义对古希腊哲学的高调回归，不是“哲学”的，而是“文艺”的。经院哲学已将形式逻辑的诚实可靠发展到了一个巅峰，但人们发现对原典越来越繁复的形式逻辑解释，反而与“人”、与“自我”越来越远，所以人文主义者的口号是越过形式逻辑的重重障碍，用个体的、审美的方式去直接感受古代原典中的每一句话。所以从词源学意义上讲，“人文”不仅不排斥文化民主化，反而它正是民主的甚至民粹的。人文“复古”所反对的恰恰是知识独裁，人文概念天生就带有强烈的山野性。

其次，便自然来到了人文“抵抗”的一面。正如上文所述，人文主义者是带着一种对经院哲学束缚性的强烈的抵抗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与当今我们通常理解的人文乃是抵抗商品经济社会的物质化是截然相反的——恰恰是这些物质化的商品经济参与者，推动了人文主义的发展。他们资助了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创作，鼓励美术家在画作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在中世纪的圣像画传统中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正是在这种商品经济思潮下，文艺作品也可以成为商品的观念才首次进入创作者的头脑中。商品经济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丰富的感官享受，带来了尘世生活的无比快乐，这正是人文主义者歌颂的东西！这里尤其要提到文艺复兴时人文主义作家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言论：在一篇对话中，他说渴望金钱不仅是人的自然本性，而且还有益于文明社会；在一封信中他更是直截了当的说“金钱是国家的力量所在，赚钱应视为国家的基础和根本。”不知读者有否明白人文主义者真正抵抗的是什么？的确，从表面上看，是虚伪的宗教禁欲主义；但从根本上说，正是世间的一切“虚伪”的“主流”本身。社会主流压抑性欲，惊世骇俗的《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出来了；政治主流崇尚道德，宣扬权术的《君主论》出来了；生活主流只谈圣洁，以《巨人传》为代表的屎尿屁文学出来了。一旦权力形成实体，为避免个人主义对实体的分散力，必然要以一种道德体系来维系权力实体的存活：当今种种近乎疯狂地强调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企业文化、拓展培训之类正是这种东西。而人文主义所抵抗的也正是这种东西。

第三，如果说人文主义者在诞生之日便肩负了对主流道德体系的“抵抗”使命，那么“抵抗”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吗？笔者认为不然。“抵抗”是方式上的硬性，是对禁欲主义的现实的一种发难，而其软性的目的乃是“理解”：对“人”即人的肉体与精神世界的全面理解。对“人”的全面理解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核心。彼特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我只想要凡人的幸福。如果我只对飞禽走兽的特性知道的很多，而对人的本性一无所知，那又有什么好处呢？”通过全面理解人，进而全面开发人在心理与生理上追求快乐的一切潜能，更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菲莱尔福（Francesco Filelfo）说：“人们怎么可以忘记人的身体呢？我们既然是大自然的产儿，就应当竭尽全力保持我们肢体的健美和完好，使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免遭来自任何方面的伤害。”理解了人性中很多负面的东西，便看透了一切正面宣传的脆弱性；理解了人的自然性，便理解了人的野兽般的欲望，甚至对此进行歌颂——直面欲望而非对欲望进行文化上的转移和加工，这才是人文主义的精髓所在。为了对情欲进行深入探究，达·芬奇甚至精细地描绘过性交过程中的人体解剖图，这就是不顾一切的“理解”！故而这种“理解”与其说是一种科学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姿态”：顶天立地的“我”在此，无所顾忌地追求我所认为快乐的事情，这就是人文主义。它只和“我”有关，而与“我”之外的所有文化符号层面上的升华全都无关。

反观今日人文主义的境遇，笔者认为，从人文观念的上述起源来讲，今日的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其初衷，从生机勃勃的突进力量凝滞成了一股僵死的、老朽的思维和说辞。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乃是尖锐的冲突。老祖宗的“人文”不是退守，而是在时刻存在的危机感下，激起身心的全部敏锐感知力，张扬人格，锐意进取；而今日，学院派代之以越来越繁复的文化符号和理论概念，山野派代之以空洞乏味的修辞点缀，这难道不都是对人文精神的背叛吗？回到起点，今日强调“人文”，不是强调理论修养，也不是强调文化修辞，就该是强调个体对外在压迫与内在欲望的感知力而已——通过提高这种感知力，明白“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才是最根本的人文关怀。莫将之符号化、复杂化，就这么简单。至于这感知力所导致的行动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那就是伦理而非人文的探讨范畴了。

人文是一个过于宽泛的主题。

当选定人文作为“学文集”的首个主题时，又觉得特别合适，它不仅是这个栏目一般意义上的“集序”，而且是针对“什么是人文”这个问题，集合三十个不同的回应，同时又反映了三十个个体（每个月从不同主题、不同角度）对世界不同的看法。

因此，关于“什么是人文”另一个与其平行却更好理解的问题是：人类应有的文化是什么？为了回应这个问题，人们创造很多与“人文”挂靠的词汇，例如对人性的关注叫做“人文关怀”，当一个人关怀社会、对文化的理解程度较高，我们说他有“人文素养”或“人文精神”，由这些人主讲或主办的讲座叫“人文讲坛”，出版的书叫“人文大典”，诸如此类。

另外，为了避免讨论文化的真正内涵（这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人们又创造了很多以“文化”为后缀的词语，来解构文化的权威（甚至没有明确目标，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时髦），如亚文化、民族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网络文化、跨文化、汽车文化、钓鱼文化、微信文化等等。

人文或文化本来是个容易掌握其意义与内涵的词汇，在短短百年之间变成到处可用的术语。人文或文化变成广告用语一样晦涩模糊，有如在众多商品中穿行般充满幻觉与空虚；同时，它也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争扰，人们受到来自陌生人、官僚、机器的制约，于是人们更倾向于跟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组成小型文化团体，来彰显个人的文化（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将此栏目看成是一种“文化团体”，并戏称它为“学文文化”）。

这种疏离于日常社会的小型团体，通常认为自己的聚合能获得一种心灵的轻松（至少不需要受到陌生人处处掣肘），然而这只是短暂的梦想，因为小集团并不独立。这些标榜的“文化”只是风俗、祖籍、传统，甚或姓氏，例如某某会馆；或只是运用不同语言的教育机构、不同大学毕业的校友、亲政党的民间组织、极具阶级偏见的会所（通常还包含了对生活不同态度或要求的偏见）；甚至只是最狭义的性情差异，例如兴趣、阅读取向、喜欢的电视节目、时尚品牌或驾驶的汽车，都能让人们聚在一起。如果要用一个词汇去归纳这些集体，并不是“文化差异”，也不是《易经》所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人文’泛指各种可教化或引导的人事与文化现象），而仅仅是“民粹”。

那么，这里要说的人文或文化究竟是什么呢？

人文，一种人类的文化，是由信念和目的构成的网络结构，任何一方产生拉力或被他方牵拉，整个结构也将改变。假设说，这个网络结构能解决什么纷争或解决人类的基本问题，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来获得文化？是高等教育吗？还是提升自身教养（两者往往并非成正比）？在大学围墙内束之高阁的学科是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文化？更为训练有术的能力是否象征着更好的教育？

当笛卡尔式的现代化文明获得全盘的胜利以后，在对文化的理解上渐渐偏向于以科学的方法来做文化的学术研究，甚至称它为“人文科学”。这种训练让个人掌握理解文化的技术、成为研究文化的工具，让文化走向衰微。然而，人文科学并不会终结，它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它逐渐分化成两股截然相反的力量：高度强调个人的权力，以及摆脱权威文化或文明的原始主义。

我们对个人的解放并不陌生：凡事有生命的人（包括非法移民、战犯、杀人凶手、婴儿、胚胎）或动植物都有权利——这是现代（西方）文明最值得骄傲的特征之一，当然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果实是由几代人自我牺牲培育成的——这是为了不受陌生人或任何形式的权威来干涉自己做自己的事；反之，为了防止“我的权利”侵犯“你的权利”，我们的文明社会需要更多的限制。因此，从人类有了更高级的文明开始，便衍生了更多原始主义，例如极端宗教组织的兴起，还有反战、反核、反堕胎、反基因改造、反食品加工，或更为激情的回归原始的生活形态。

如今，建立更好社会的愿望已经变成相互制衡的中立化力量，它表现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自私性，亦即对归为自我的东西的关注，或只是一种在追求自由权利的自娱自乐过程，让所谓的“民主”经常只是一种对某一方的敌意的冲动表现。

由于这个文明社会仍然处于激烈的变化以及变化本身带来的震荡之中，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不是技术之手，而是可以进行思考的头脑来思考应该如何认识今天的社会、捕捉变动中的社会现实的结构与成分、表达对待新现实的恰当态度。

真正的人文教育（或任何形式打着为了改善人类生活的教化与引导）不会使人更有道德、更热情、诚实，抑或更快乐、更受欢迎，然而，它有助于间接地形成这些特质，或借助它建构更完善的心智。这样的头脑能进行探索、判断真假、密切关注世界、将事实与观点区分开来、对良性影响持开放态度，并帮助人快速吸收生活给予的经验。

因此，所谓人文（或如此栏目一样，只是对人文或文化的讨论）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与历史、回忆相关的真实生活体验，是使人类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信仰与价值。曾经有一位智者更为直截了当地说：“文化是你忘掉一切过去可以学习过的东西之后剩下来的。”它不会给我们的下一代带来实质性的财富，却可能是惟一能够保障人类自由、幸福的途径。

随着时代进步，普遍上各阶层的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当下的问题是，人们在衣食无忧之后，都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如何安排自己的闲暇时间？

暴发户的丑态就不提了，可是一般人除了盲目地忙着赚更多的钱，一闲下来就连忙用电视、逛街填塞时间，除了八卦，关心的范围通常不超过方圆十尺。“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荀子•乐论篇》）荀子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一段描述，套在今天非但一点也不嫌过时，反而还让人讶异于人类文明竟然似乎毫无进步。这实在不是个值得令人感到自豪的现象。

在物资逐渐丰裕之后，我们理应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去反思生活，进而提升人类文明。这个目标既便果真“虽不能至”，我们也应当抱有“心向往之”的坚定心态。“学文”源自《论语•学而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而大家聚在一起关心、讨论各种人文课题，“学文集”不正是个合适的名称吗？

这个学文集的专页计划每个月讨论一个主题，每天至少贴一篇新文章。如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作者们都是为了协助实现提升人文的目的而义务前来助拳，这种事情发生在世道人心公认冷漠的现代社会着实令人感动。

孟子认为“得道多助”（《孟子•公孙丑下》），但“多助得道”其实也是正确的；人文集获得这许多关心人文的朋友支持，如果他日有什么成就，当归功于大家的付出。任何不足之处，也请多多指教。

读者们如果有所触动而技痒，欢迎针对主题发表高见，来稿（请用doc档）请发到xuewenji.my@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