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的界限/江扬(中国)

近日新加坡裔喜剧演员Jocelyn Chia在演出中调侃邻居马来西亚特别是谈及MH370的空难,引起轩然大波。无独有偶,前一阵子中国的脱口秀演员House也因为演出调侃军队而遭到内地全面封杀。这不禁让我们重新思考讽刺艺术的界限问题。

理想状态下,文艺创作当然不应该设限,无论是政治、性、暴力,没有什么比创作的自由更重要。但现实情况是,言论难有绝对的自由,它需要符合一定的“政治正确”。而这个“政治正确”又“因地制宜”,比如在西方是不能歧视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不能宣扬纳粹与仇恨等,在中国则是不能攻击当局政府。反过来,如果在西方攻击政府或者在中国歧视少数弱势群体,则是基本安全的,受到了“言论自由”的保护。

我们大抵可以因此推断出言论自由的运行逻辑。一般来说,具有自信的人是不太在乎被攻击或者歧视,因此他们会更拥抱言论自由。而传统处于弱势的人群——要么历史上受过创伤,要么今天仍然地位不高,他们往往对于伤害更加敏感,而无暇捍卫言论自由。虽然说只有能被证伪的才是真理,只有接受嘲讽才是真正的自信,但成功者不曾有过受害者的经历——白人们没有经历过黑人们的历史创伤,西欧人也没有经历过东亚人的殖民烙印或者犹太人的种族灾难,因此特权世袭者们无权要求受害者抛开历史的包袱,对历史伤痕一笑了之。相反,小心翼翼地在言论上对弱势人群进行保护成为一种跨阶层的共识。当然,也总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声称这样的言论保护既无法改变已经发生过的残暴历史,亦无助于改变他们今天的社会弱势。口惠而实不至,所谓的保护不过是左派们又一种假惺惺的伪善。这样的论调并非诡辩,但我们还是可以谨慎地保持乐观,伪善毕竟还是善,“口惠”毕竟好过“口不惠”。如果“口惠”进入政治正确,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实至”就并非天方夜谭。

只有一种言论自由可以规避政治正确的风险,那就是自嘲。传统的讽刺禁区在弱势群体的自嘲中悄然得到消解。与被强势群体挖苦讽刺的不堪相比,弱势群体的自嘲更能被人接受,也更能成为他们社会劣势的保护色。善于自嘲的群体终究是比连自嘲都不能接受的群体更自信一点。比如Jocelyn Chia如果自己是马来西亚人,那么她的言论也许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而如果她还是MH370遇难者的家属,那么争议可能就更少一点。这后面的逻辑也很简单,既然不要触碰受害者的伤疤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那么由受害者自己将伤疤揭开,告诉大家我已经走出阴霾不需要再被视为受害者了,此时大家如释重负地重回相互平等的状态,畅所欲言方有可能。可以想见,今后纳粹禁忌、黑人禁忌、东亚病夫禁忌这些禁忌的祛魅一定是由大量的犹太人、黑人、东亚人站出来自嘲开始。

但只要社会阶层、地区发展等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这样的自嘲就显得遥不可及。权力关系越不平等,喜剧式的相互攻讦越会招致巨大的争议;被调侃方越恼羞成怒,又反过来说明了双方的权力关系越不对等。因为若是相近的权力关系,被攻击一方会倾向于不置可否;而倘若是弱者调侃强者,那后者更是会一笑了之。众所周知,喜剧的调侃建基于将演员放置于比观众低的位置进行自嘲——比如小丑,抑或是嘲笑预设好的比观众更弱势的第三方。这是始自柏拉图时代的喜剧优越论,所有的笑声都来自等级差。而如果演员要跳出自嘲直接调侃观众的话,那么一定要确认在那之前做好铺垫,让观众深信自己比演员地位高,或者自己不属于被调侃的那一类,这样才可以让观众发笑——只有强者才发笑,弱者只会发怒。因此,作为被调侃者来说,保护好自己的“玻璃心”,轻易发泄怒火实则是暴露自身的不自信;而作为喜剧创作者来说,避免针对落难者或者残疾人等绝对弱势群体,聚焦于相对弱势的演员小丑或者倒霉中产这些大众符号,不仅是“政治正确”的要求,也是创作良知与作品格调的体现。

当然,无论如何越界,因言获罪皆不可取。

  • 摄影:Lynne Oliver(澳洲)
  • 主题:局限
  • 上一篇文章链接:超越/刘明星(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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