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灰色天空漫舞的雪花，总觉得应该想起一点什么来……

二十多年前，也是个下雪天。刚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让他靠着被子、枕头坐一会儿，喝几口开水。我刚想离开房间去准备午饭，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把我叫住了。他摸索着从里床边摸出一只残破的黑塑料包，翻出了一叠叠的纸片。

“这是我一生的档案，用不用得着，你自己看。”父亲把一叠大小不等、已经发黄的纸片交到我手里。我翻着要看时……

“你下次可以看，我先把这些都交给你。”说着，父亲又把比较厚的一叠大小不一鼓鼓扁扁的信封交给我，我一看就明白，信封上是我的名字。这是他的发小，香港的堂兄改革开放后通过我给他转寄来的信和照片。

最后，他拿出一个中号信封，抖抖索索地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了一叠银行存折。

“这里一共是七张存折，给七个小佬（编按：浙江方言，“小鬼”的意思）的。”接着，父亲把空塑料包也交给了我，又补了句“没有了。”说完，父亲闭上眼睛，身体靠到了后背的枕头上，仿佛放下了一个大包袱，透出了一口气。他把心灵的窗户关上了，我不知道窗户里面是悲哀、心酸，还是一点点自我安慰？

七张存折的名字分别是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七个孩子，他有三个孙子、两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她给七个孙辈每人存入了500元。从第一张存折到最后一张，时间相隔近十年。

父亲是1977年退休的。退休工资从当时的46元左右一直到1998年的400多元。七张存折交到我手里是1992年年底。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存起了这3500元。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比父亲早逝十年的母亲。

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因为当时她生病，便没有了工作。那时没有社保、医保。她没有任何收入，虽然我每月给她20元零花钱，但吃饭还是要靠父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去龙翔桥25平方的蜗居里看望父母，父亲不在，母亲就数落起父亲，并要我去问父亲一个问题。

“你去问问老东西，他的工资用到哪里去了。要他买条鲫鱼吃吃，他就是不肯。”

我说，我给你钱，你自己去买一条吃就是了。但是母亲不肯，她就是要知道父亲的工资是怎么用掉的。

去查问父亲的用钱，可不能随便问话。逮着一个机会，我问父亲：

“爸爸，你每个月工资，两个人够花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点。”

“够哉。”父亲不会跟我多说一句话。我只能又问：

“那，有多吗？”

“有一点。”

“多下来干嘛？两个人用用完，用得舒服点。”

“我给每个小佬存点钱。”

我一时语塞，接不上话来，太意料之外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被评了一个资本家的出身。但其实他没有资产。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大伯拨了一部分定息给父亲。加上他的工资，每月也只有一百多元的收入，除此以外，没有房产、没有存款。过了文革，更是只剩下每月60多元的工资收入。我无法理解他给七个第三代每人留500元存款的心理，是遗产？是纪念？是做爷爷外公的意思、意思？

当我把父亲的这个攒钱不用的实情告诉母亲时，母亲沉默了。最后只说了一句：“这老东西，一句也不跟我说。”

直至1989年母亲离世，她从此再也没有抱怨过父亲一句话。

1998年秋，父亲离世。我履行父亲的遗愿，把七张孩子名下的存折交到孩子们的父母手中。本金500元已经变成700——900元不等值的存款。我不知弟妹们代孩子拿到这张存折有否回想、联想这笔钱的来源及其攒钱的过程。要知道这笔钱是父母双亲省吃俭用，从他们嘴里扣下来的吃饭钱，是用当时银行每月2元、4元等不同的贴花，年终兑现金的有奖储蓄积攒起来的心酸钱。

父亲自1956年，从他哥哥手里分得一点利息后，当了将近十年拼股老板的资本家，最后用自己的工资，从1977年起积攒了一笔3500元的遗产，留给了七个孙辈。已经成家立业的孙辈，是否解得老一辈赚钱的个味？

•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 主题：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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