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中学生》——塔基山的回忆/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作者说,文章太长了,你删吧!文章确实长,应该是《学文集》收到过最长的一篇。不过,我没删。内容让我想起鹿桥的《未央歌》,请慢慢欣赏。(周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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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另类高中生
1958年。杭州第六中学初中毕业后,老师告诉我,暑假以后仍然在杭六中的高中学习,开学的时候来报到就可以了。我高高兴兴地回家告诉了父母。八月底,我到学校去打听消息,什么时候报到、缴学费。老师却对我说:你不在杭六中,你去青年中学了。那时的学生很听话,不会问老师“为什么”。我心里空空的,脑子里一片茫然。为什么?回家也不敢跟妈妈说。不久我收到了青年中学的入学通知书。那天,正好初中同学来串门。大家看了那张纸色黯淡的通知书,七嘴八舌地说着:怎么不在杭州?咦,学费要37块啊!我仔细一看,急了。37块,在当时是一个月的工资,我妈怎么会拿得出?这个青年中学,我从来没听说过。等乱糟糟的同学一走,我妈就劈头盖脑地骂我,我一声不敢响,只是流眼泪。难道妈妈已经知道我的学费要37块了?还是因为我没有事先告诉她?我只是流着眼泪一边做家务,一边想:这么多的学费,怎么办?。除非不读书,要想改变现实是不可能的。过了几天,爸爸说:书是一定要读的。后来我的学费是分期缴完的。好在第二个学期,学费跟杭州其他中学一样了。

第一次去塔基山上的青年中学,是坐学校包的公交车去的。在西湖边的昭庆寺广场(现在的少年宫广场)上的车。那时的广场上有两排很长很长的双排棕榈树,很有一种南国风光。抽屉式发动机的汽车就停在棕榈树下。上车的时候,没有拥挤、没有声响,一切都在默默之中,因为到这样的学校读高中,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妹妹帮我把棉被行李送上车,没等车开就回家了。看着满车不认识的同学,挤在满车的行李铺盖之中,我就这样,从十五岁开始,从昭庆寺广场出发,走上了一条独立在外,住校的学习生活道路。

我们这届学生有三个班,后来合并为两个班,大约有120人。我们同学了三年,都不太谈自己的爸爸妈妈,但大家又似乎隐隐约约地知道些什么。回杭州的时候,同学们互相串门,到这个同学家走走,到那个同学家走走,也从来都不问同学,你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问题。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慢慢地互相了解到同学们父母亲的情况,有的甚至是现在才清楚的。一个事实是:我们这一届(1958年入学)学生之中,出身不好的几乎占90%以上。所谓“出身不好”就是我们的父亲或母亲不是资本家(即是现在的老板),就是右派;不是地主,就是解放以前是国民党员;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就是在台湾有家人等等,这些人都被认为是在历史上或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而我们就是这批人的子女,用文化大革命造反派使用过的名词来说,就是“黑五类子女”。杭州的这些“黑五类子女”在1958年的9月,一大部分都集中到闲林埠塔基山上这所新办的青年中学来了。我们很久很久才醒悟到:我们是杭州的另类高中生,用这样的方法形成的一个畸形的社会群体。我们被隔阂于杭州城里的中学生,后来在1961年的高考录取的结果中,也说明了我们是另类这个事实。

但在当时,我们并没有感到什么,也没有什么难受。似乎觉得生活就是那样,于是都随遇而安,搬进了那座泥墙、竹床的宿舍,在规定的二尺半床位上铺开了自己的被褥。我们的学习很认真,同学之间相处很友好纯真,互相帮助是很自然的一种风气。特别让我们感动一生的是塔基山上的校长和老师们,他们没有歧视我们,对我们很亲切,教学上也很尽心。所以在塔基山上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并不怨恨,因为三年塔基山的学习和生活,给了我们所缴的学费无法抵价的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一直鼓励了我们的一生。

附记:
青年中学是1957年6月成立的,那时在杭州城里的清吟巷,后来搬到望江街的牛羊司巷。你看从这个巷到的那个,还是巷,在小巷里能办出什么大学校?我很佩服当时的校长和老师,他们很有干劲,也想干一番事业,于是就想发展。当时正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958年,青年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生在闲林埠的钢铁厂劳动,也许校长和老师们从这个闲林钢铁厂的名字中得到了启发,到当时没有任何土地竞争性的闲林埠,申请圈划了一个地盘,把青年中学扩大到了闲林埠的塔基山。那个塔基山头是如何占上的,不知道。反正在1958年的四月,开荒山、挖坟墓,塔基山头削平了。自行设计、自行建造,到八月,泥打的墙上加上了屋架,盖上了瓦,能避风雨的宿舍和教室建成了。塔基山上青年中学的闲林分校,也就是高中部成立了。九月,我们很幸运,成了这些新房子的第一批房客。

二、塔基山上的中学建筑群

塔基山在闲林埠,闲林埠在杭州西部。现在杭州人提起闲林埠,可能想到的是房地产领域的“闲林版块”。我这里要描述的不是高楼林立的闲林,而是五十年前,闲林小镇西南角,隔马路大约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大的塔基山。塔基山上有一座中学,那是五十年前一座在泥房里的青年中学。这所中学是“师生们边劳动边学习,克服种种困难,自行测量设计,开荒掘墓,挑土平地,开石夯基,搬运建材,打墙筑路。无电,师生用汽油灯、煤油灯照明读书;缺水,师生们沿溪筑坝拦水,打井取水。前后花了约四个月的时间,建起来的。”校舍的建筑材料都是最自然、最环保的——木、竹、泥。

宿舍 塔基山不高,整座山仿佛都是黄土堆成,没有石头。它蹲伏在泱泱的稻田之中,四周有无数条田埂小路通向由石子黄沙筑成的从杭州到老余杭的公路。削平的塔基山顶上有两排长方形的泥房,每间泥房两扇门,每个门进去就是左右两排由竹条钉成的上下通铺,竹条与竹条之间的距离有一寸,这是非常透气的竹床。每个人两尺半,床上还要放行李。上铺的同学上床的时候就踩着活动的、竹节做的脚蹬(沿竹节穿一个孔,然后用竹丝绑在床的竹柱子上),然后有的同学是一脚踩在竹蹬上,用单腿跪上竹床,有的同学是一个鹞子翻倒床上,大家练得都很灵活、熟练。

男女同学在一间泥房里,中间就用晒谷子的竹篾席当墙,把泥房隔开两半。如果男同学在那边打打闹闹,他们活动着的头、肩膀、腰背和屁股就活动着地凸现在这边篾席墙上,把这边的女同学紧张得要死,恐怕把篾席捅破了。不过那时候的高中生既纯洁又朴实,还很守规矩。篾席从来都没有捅破过,哪怕是一个窥视的小洞。

五十年前的青年中学校舍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搬移到每个在那儿读过三年高中的学生的心中了。

运动场 这两排平房宿舍前面是一个篮球场,篮球场的角落有一副双杠,这是青年中学唯一的运动场地。篮球场低于宿舍大约有一米八,所以不太有人从宿舍门口直接往下跳。篮球场前面就是绿油油或者是黄灿灿的稻田。其实,青年中学的运动场地大得无边无际。体育课最多的运动项目就是跑步,那时候争“四红”(思想、学习、工作、身体),一跑就是三四个汽车站,什么荆山岭、黄泥岗,都是每天必跑的地方。

教室 塔基山山腰上有两排泥墙上涂了一层白石灰的瓦房,那是青年中学的教室。教室不多,那时是青年中学的分校,只有高中班的学生住在这远离杭城的闲林埠。有间教室,半间是学校卫生室,半间是值班卫生员的医务室,卫生员也由学生担任。有间教室隔成几个房间,中间是走廊,就是校长、老师的办公室、寝室。那时的校长和老师也很艰苦啊!在一个老师寝室的一角,是学校的广播室。

大礼堂和厨房 山脚下有两间大房子,一间是大礼堂兼用食堂,有一个砖砌的舞台,但是没有一张桌子和椅子。如果要开会,学生就拿在教室里坐的那张椅子去大礼堂。在记忆中,开大会好像都是站着的。另一间是厨房,几口大缸是装水用的,几口大锅是炒菜烧饭用的。厨房和大礼堂之间有一口井。凡是在青年中学读过书的学生,都不会忘记这口井。井口上面有一个用三根木头扎起来的三脚架,中间装着轱轳、绳子和木水桶。这口井现在还在,只不过已经不用了,于是不出水了,没有了五十年前那种取之不绝、冬暖夏凉、亮堂堂、水汪汪的地下水的生命力。可惜!

厂房 山脚和山腰之间有几间房,还有几间工棚,是校办工厂。有砖瓦厂、漆包线厂、耐火器材厂、畜牧场等,耐火石粉碎机就在工棚里,四周没有遮拦,没有什么管理措施,插上电,什么人都可以操作。不过大多数学生好像都很清楚,这是机器,不是玩儿的东西。当时青年中学被称为是勤工俭学的好榜样,受到市委书记王平夷的表扬,青年中学因此还上了杭州日报头版头条。不过那时候学生的勤工俭学是不索取报酬的。

我们的老师们 在塔基山上,教我们的老师都很优秀。当年他们离开家庭、亲人,到塔基山上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受苦,他们多是来自名校的高才生,都有一手独特的教学技能。这些老师有的只来一个学期,有的一直伴了我们三年。时间无论长短,我们都一直记得他们:

郑校长,高高瘦瘦的个子,像普希金样的一头蓬松而又有点儿自然卷的头发,很引人注目。听说解放前他是地下党员。但是在他嘴里没有说过一句对我们不满意的话。他的声音宽厚,但不低沉。我觉得他唱歌一定很好听。番薯晚会上的番薯诗,就是他朗诵的。他不坐办公室,经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们一点也不怕他。

王书记,来塔基山时,很年轻,长得英俊潇洒,十足的帅哥,笑意总是留在他的脸上,好像不会发脾气。他的嘴唇的线条,让我联想到龙门石窟那座最大的卢舍那佛石像。在塔基山上,我们很少开全校大会,就是开,也是站着开的。所以影响中,王书记很少给我们作报告,很少有长篇大论。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塔基山上,没什么空头政治气氛,这与校长、书记深入学生生活,作风踏实有直接的关系。

数学课张老师,常常穿着黑色的衣服。上课时沉稳的男低音很有磁性。张老师待学生非常和气,对其他老师尤其谦恭,但又不做作。那种形象给我们的影响太大了。学生们向张老师问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很有礼貌。张老师常常给我们解难题,男同学特别喜欢他、佩服他。男同学说,高考复习时,他出的几道题目,后来在高考题中,解题思路差不多,水平高吧。听说他当过牧师。奇怪,数学跟牧师有什么联系?不过他的英语非常好那倒是可以理解。

生物课王老师,高高的个儿,但是有点儿弓背。脸长长的,眼睛很圆很大,眼皮有好几层,最夸张的是他的厚嘴唇,让我想到鲁迅小说《故乡》中闰土的插画。他脸上常挂着一种任人摆布的神情,倒反让学生不敢怠慢他。也许因为阻力大,所以他上课说的话最少,最慢,但是讲得最细。听他的课,得有等待的耐心。那些植物细胞、动物细胞,那个草履虫,似乎都是他的最爱,我们很感动。他可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的。

英语课吴老师,年纪有点大了,原来是杭州一中的英语老师,不知为什么来到了我们学校。听说他是英国伦敦剑桥大学毕业的,操着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略带点沙哑,就因为他的英语发音好听,所以同学们很喜欢上英语课。他的衣服在老师中是穿得最整洁的,皮鞋雪亮,头发梳得很绅士很光洁。上课2分钟预备铃响了,他还要站在教室门口吸一支烟,但是一打上课铃,他立刻把烟蒂掐灭,整一下衣摆,进入教室。全校只有他一个老师是可以每天回家的。我们总在想,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杭州到闲林埠,来回一趟要六角六分钱哪!

化学课姜老师,上他的课不会打瞌睡,因为他讲课精神十足,声音很响。他上课很有条理,听过就懂了。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炼钢铁,就是拿着他编的教材,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进行,好像在做实验。他本来是要到前苏联留学的,那时候的留苏生是很了不得的,没想到一场肺结核,让他来到了塔基山。塔基山的学生因此有了一个好化学老师。改革开放后,他当上了专管教育文卫的副区长。

语文课钟老师,上每节课,都是声调抑扬顿挫,感情倜傥起伏。这是一个感情饱满、富有感染力的语文老师,不管什么样的文体,都会被他讲活。听说他在部队呆过,怪不得什么人跟他讲话,什么人的士气就会被他鼓得高高的。我很喜欢听他讲话,听他朗读课文。钟老师多才多艺,有时候到广播室一坐,在扩大器前拉上一曲“良宵”,塔基山上就回响起轻快、柔曼的二胡乐曲。前几年我们还去看过他,声音还是那么响亮。

政治课朱老师,这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候班主任就得教政治课,所以我们的政治老师就是他。政治课是比较难教的,但是有一堂政治课很让全班同学激动、兴奋,直到如今。那是一堂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畅想课。朱老师带着家乡口音,节奏鲜明、响亮地说:到了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你想吃牛奶,你就吃牛奶;你想吃苹果,你就吃苹果。这堂政治课以后,同学们的嘴边就经常挂着“牛奶、苹果”的那句话。塔基山上上的政治课,其他内容都忘了,但唯独这一堂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畅想,永远记在了我们心中。作为班主任,朱老师很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在要我们做什么,而是和我们商量去做什么。

塔基山上的老师还很多。现在想来,他们当时到塔基山上陪伴着我们,不知克服了多少生活上的困难和精神上的困惑。学生们也在猜测,他们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因为那样的原因,才来到塔基山的。但是他们都很沉稳,不浮躁,且是有才华,教学负责的老师。他们尽心尽意地教育着我们,教室里从来没有听到过老师的呵斥声,而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宿舍外面就常常响起值班老师带着恳求声气的叫喊:别讲话啦,睡觉啦!早上则响起着急的催促声:起床啦,起床啦!跑步去了!真像家里的父母。我们在塔基山上能遇到这样好的老师,也是上天对我们的公平眷顾,是我们的造化、我们的幸运。

大炼钢铁,不能回家 刚到塔基山,我们就盼望着能回家,但大家口袋里一般都只有一个月回一次家的车费,所以总是等要拿饭费了才回家。9月底的一个星期六下午,背着要洗的被褥床单,下了山,走上了田间的阡陌小路。突然,前面的同学停住不走了。向前望去,看见班主任站在公路边,伸开两只手,做出要我们往回走的驱赶状。这个星期不能回家,明天要开大会,动员高举三面红旗,全民大炼钢铁。被拦住的同学只能悻然转身而回,到宿舍里喊爹叫娘地发牢骚。

当晚,在白灼的汽灯下,塔基山上的全体同学在大礼堂就召开了大炼钢铁的誓师大会。各班立刻分工,造小高炉的要有较好的物理知识,炼钢铁的要有较好的化学知识,剩下的搞铁矿石和焦炭的运输,要力气大的,再就是敲焦炭。焦炭要敲的比鸡蛋小一点那样大。女同学大多在焦炭队,我被分在夜班。不上课了?这个运动要搞多久,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这些问题已经被激烈的鼓动掀起的热情淹没了。

闲林埠原来就有钢铁厂。夜晚,高炉前面热火朝天、红光冲天、人声熙攘。敲焦炭的煤场显得格外冷清。每人面前一堆大块焦炭,坐在大焦炭上,握着有弹性的竹柄小榔头,一下一下地把焦炭砸小。开始,耳边是远处传来炼铁炉火的隆隆声,高音喇叭的歌声和不时传来慷慨激昂的某某单位炼出第一炉钢铁的报喜声,心情激动,劲儿也很大。但到了深夜三点,高音喇叭没了音儿,只有隆隆的催眠声,四周黑黑的、静悄悄的。手上呢,手指头上敲起了两个血泡,手背上被焦炭划出了好几条血丝。同学之间隔着焦炭堆互相看不见。加上我是个鸡盲眼,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我站起身,伸伸腰腿,一脚高一脚低地绕着一堆堆焦炭去看看别的同学,发现几乎都东倒西歪了。是嘛,这是平时睡得最香的时候。正在这时,有个人挑着担子,一路走来,一路吆喝:吃夜点心了!吃夜点心了!我连忙把同学们叫醒:吃粽子啦!吃粽子啦!于是大家揉揉眼睛,拍拍手,围坐在一起剥粽子吃。送粽子的人说,你们吃完了就回家吧。

呵——大家吃完后,把小榔头集中放在一个地方。抬步回校时,东方已经显出了鱼肚白,到学校时,天已经大亮。远远看去山腰的教室门口有很多外面来的人。走近一看,原来是杭州第五中学的高中生来支援闲林钢铁厂大炼钢铁了。我们的教室要腾出来给他们睡觉。于是我们又整理教室,把书籍等搬到宿舍的床上。等到可以休息,已经没有瞌睡了。

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学校的小高炉在化学老师的主持下,炼出了第一炉铁,那个欢呼劲儿啊,整个塔基山都要抖动了。但我实在看不清楚,那坨铁的铁在哪里,我只觉得我的化学太差了。我只认识铁床的铁,不认识炼出的铁。

“男的女的,都在这个仓库睡”敲了几天焦炭以后,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我们班的女同学H。老师对我们说:“你们两个,明天去我们学校附近的生产队参加秋收劳动去,还要帮助他们作宣传。这是你们要带去的钢板、刻字笔和油印机,你们要给他们出生产快报。还有你们的棉被要自己带去,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一脸茫然,摸不着头脑,但是就会接受。老师又说:“具体工作明天到那个生产队,他们会布置的。”第二天早上,我和H同学打好了铺盖卷,用网线袋装好了脸盆等生活用品,在教室门口等来带我们去生产队的社员。一会儿,有个手里拿着一根扁担和一副绳子的社员(那时农村的行政组织有一级为人民公社,农民就叫社员)走上山来,在教室门口,老师教我们两人跟着他去。这是一个大概三十多岁的农民,中等身材,不胖。脸上倒还清秀,只是脸色灰中透黄。他一声不响地挑起了我们的铺盖背包(那时候我们都学会了部队打铺盖的方法)和钢板、蜡纸、油印机,向山下走去。我和H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起了我们的网线袋,好像心照不宣地、不问一下,也不讲话,默默地跟着他,离开了学校。

这个社员下了塔基山,走上了田埂路,往塔基山后面的水库方向走去。两边的稻田,这时候有的已经收割完了,稻茬头像围棋子儿,一行行一列列地凸现在潮潮的地上,已经脱了谷粒的稻草还散乱地堆在田头;有的稻田则在等着收割,黄黄的稻杆儿互相依靠地倒伏着,在微微的秋风中,发出萧瑟的声音。挑着担子的社员在前面走得很快,我们得跑几步才能跟得上。跟着他,大约过了半小时,先左拐,然后又右拐,走进了一间屋子。我们紧接着跟进去,是生产队办公的地方。桌子那边有个人,听那个社员叫他,好像是书记。他让我们放下行李,跟着那个社员“去田畈割稻起”,晚上到这里出快报。快报的材料,下午会集中到这里来,我们会叫你们一起听汇报。

那个社员给我们一人找了一把大镰刀,就走出门去了。我们又紧紧地跟着他,来到了一块稻田。他让我们单独割一块稻田。旁边的稻田上,有一群妇女在割稻,看见我们,就指指点点地,嘻嘻哈哈地说些什么,好像很开心。我们俩不能示后,弯下腰,低着头,唰——唰——地甩开大镰刀,一排稻子随着就倒在地上。这种劳动,我们已经熟悉了(从1956 年以后,中学生常常在暑假参加“双抢”劳动,帮助农民抢收抢种),不过弯着腰,20分钟以后,我这个高个子的腰就酸痛起来,但只能直立一下,不会自己偷懒休息一下,大办农业跟大办钢铁一样,是要赶超速度的。上午我们割了大约60多平米的稻田。吃饭在大队的食堂里,也不要钱的。下午还是割稻。大约四点多的时候,那个社员来叫我们去生产大队办公室,就是我们刚才去的地方。秋天的稻田没有水,所以不用洗脚穿鞋。我们拿着大镰刀,走上田坂,跟在他的后面,去大队办公室了。

没进大队办公室,就听到了嘈杂的人声响。一进门,烟雾腾腾,一人手中一支烟,有的是烟杆儿上吊着烟袋。这些都是小队长和小队会计。大队书记见我们到了,开口说话:“现在各小队把进度报一报”。于是从第一小队开始,轮流报起了割稻的进度和冬种植物亩数的进度。我和H 同学意识到这些数字都是我们要记下来的材料,急忙掏出笔和本子记下来:东头两块三亩半已经都割完,种麦,田犁了一半;洋番薯田两亩已经收了一亩;油菜地有三亩籽撒下哉……接着他们又报了几个人名,说他们割稻快、犁田质量高、某某捡洋番薯很干净等等,这大约是表扬的内容。我们俩就傻傻地听、傻傻地记,不知道问些什么。

汇报会结束了。大队书记就对我们俩说:情况就是这样,你们写出快报,晚上交给会计。“快报要写成什么样的?”我们问。“嘎,那是你们的事情啰。我们会写,就不叫你们来了,学生子,是不是?”说完他就要走,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回转身来说:夜饭还在食堂吃。夜头,里桌子上那盏煤油灯好用的。说完,他也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俩。

最难办的事情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做出来不符合他的意思,改来改去,吃力不讨好。现在让我们自己做主,那就好办。我们俩很高兴能独立自主做这件事,商量了一下,划一个进度表,再写出四五篇文章草稿来,然后排版刻字。晚饭以前,我们打好了草稿。草稿不用给什么人审查,爽快!晚饭后,点亮了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拿出钢板、刻笔,刻蜡纸,打开油印机调好油墨印刷。为了版面好看一点,活跃一点,我们还在蜡纸上插了画,画了花边。到十点左右,一张快报编写、油印出来了。我们自我欣赏了好久,然后对会计(晚上会计也在办公室,不知是不是陪我们,不过他一直在计算)说:好了。我们把油印快报交给他,他接过看了一下,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一放,说:把铺盖拿上,我送你们去睡觉的地方。

外面已经很黑,看不清路面,也不知道在往哪里去。我们跟在他的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走到了一间外面看看像仓库的大草房门口,会计说:就这里。我们朝里一看,有很多男社员在里面。“这里是男的”,“男的、女的都在这个仓库睡。里边是女的,你们往里走就是”。这下,我们真吓得要晕倒了。塔基山的宿舍尽管也像大仓库,但毕竟男女有别。

这里男的、女的都在一起,这怎么睡得着。“进去呀!”会计在后面催我们进屋。

这间大草房真的是大队仓库,还比较宽。没有电灯,只有两三盏煤油灯照亮。人睡在仓库地上靠泥墙的两边,两排人睡下,中间的距离大约还有12米。男的占了一排半,女的半排。我和H在女的半排中间,找了两个床位,坐了下来。我们靠在铺盖上,不知道该如何睡下去?难道在男人面前脱外衣?地上铺的是稻草,稻草上没有席子。这时候已经没工夫考虑稻草里有没有什么虫子的问题了。在晦暗的光线下,望不清楚对面半坐半躺的男社员的脸,但他们面前都一闪一闪地亮着烟头,屋子里没有空气,只有烟气。看看身边的女社员,除了是母女俩,女儿比较年轻以外,其他女社员的年纪,都要叫她们大嫂、大妈了。“快打开被子,睡下吧,没问题的,都是村子里的人。过一会儿灯就要吹熄了”,旁边的一个大妈看出我们的心思,对我们说。不行,这肯定睡不着的。最后,我和H决定打开被子,不脱衣服、不睡下,打算半坐半躺地过夜。

灯熄灭了。屋子里黑得看不见自己的手指。男的女的都睡进被子里去了,我们还是半坐半躺着。我在想: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过夜?难道这里离他们的家很远吗?难道明天要起得很早吗?这些问题我们没有问,可能因为年纪小,也不敢问,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男的女的要睡在一间仓库里。夜深了,外面起风了。树叶的声音、草的声音,远处还传来狗叫的声音,都听得非常清楚,屋子里开始冷起来了,我们把被子往肩膀上拉了拉。四周已经响起了此起彼落的呼噜声,有的呼噜声还转起了弯儿。让人听得心里很烦,干脆,我把被子蒙住了头。

突然旁边响起了悉悉索索的声音,我猛地醒来,脑袋里转了一下:怎么,我还是睡着了。只见四周的人差不多都起来出去了。他们的被子卷起排在泥墙边。我和同学H轻轻说:难道今晚还在这里吗?走出仓库,有的社员已经捧着大碗在喝稀饭了。

是的,我们在这大队一共劳动了三天,割了三天稻子,出了两份生产快报。在这个大仓库里一共“半坐半躺”了三个晚上,平安无事。第四天早上,大队书记对我们说:我们的秋收完成了,你们的任务也完成了,回学校去吧。这次我们没有再跟在别人后面,而是自己背着铺盖回学校了。

虽然这次在生产队劳动的时间不长,但大队仓库三个晚上的情景,我清清楚楚地记忆到现在。对面那排一闪一闪的红光,那卷起靠墙的铺盖,那泾渭分明犹如汉界和楚河的地面……

塔基山用水 俗话说:江南有山就有水。塔基山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但是大约因为它不高,所以很少有水。青年中学建校时,通不了自来水,只打了一口井。全校约有300名左右的师生就靠着一口井的水吃喝和洗用。

井水 那时的厨工很辛苦,天不亮就要把厨房里的两只大缸打满水,以备一天做饭、炒菜、开水之用,因为一到天亮,那口井就要被学生包围住。学生呢?天一亮,跳下床,首先是拿着脸盆、牙刷牙膏冲下山去,到井边排队打水洗脸。一木桶水大约可以供三个人洗脸。男同学很有绅士风度,只要有女同学在旁边,不管是那个班的,打上来的水,常常先倒在女同学的脸盆里,因为那只装满了水的木桶实在太重了。女同学打水的话,男同学在旁边会看得急死人。同学们很有修养,先来后到,一般没有抢先插队的现象,更少有因为先后问题,吵起来打起来的事。但是一口井打水的效率实在太慢了。从宿舍望下去,可以看见几十个学生围住个井圈,挤得密密麻麻的,后面还源源不断地有学生从宿舍向井边跑去。很多同学很多时候就懒得到井边洗脸了。

女同学勤快一点,常常在晚上就把井水打在脸盆里,放在床下。第二天端出宿舍门外,放在地上就可以刷牙洗脸了。洗完,水就往篮球场上一到。洗完脸,就像完成了一天最重大的任务,不用到井边洗脸,就觉得今天很轻松。

除了外地的学生,大部分杭州城的学生都把被子带回家洗缝。如果星期天不回家,在井边洗衣服还是很有情趣的,因为四周很开阔,望望四野,有时是绿色的,有时是黄色的、有时是金色的,心情就舒畅起来,开朗起来,洗衣服也就不嫌麻烦了。

田水 有时候没有打水过夜,也不想到井边去挤,我就到篮球场下面再低一米的稻田边洗脸。田埂路和稻田之间有一条自然形成的灌溉渠道,水不多,但是经过了一夜的沉静,水清得晶莹剔透,足以让人相信,这水是纯净的,没有细菌、没有任何污染。于是,轻轻地,不能惊动了沉在水底的泥土,用杯子一点一点地把水舀到脸盆里,等有了小半盆,就可以洗脸刷牙了。取之于田,还之于田,洗完脸,把水倒进稻田。在绿绿的稻田边,面对着晨曦下涌动的漫漫雾气,洗脸刷牙,这应该是很浪漫的、也是很少会有的机会。不过用田水洗脸的人很少。

我一直记得稻田里水的清澈,环境的清澈。那儿,现在还有那样的水吗?稻田都没有了,哪儿还留得住水呢?更别说那种清澈了。

水库 别看塔基山上没有水,学生还有游泳的地方呢! 哪儿?塔基山再往里走大约半小时出现的水库。女同学去游泳,随身还要带上换衣间,那就是席子。到了水库边,一个同学把席子一围,两手一拉,在地上占一个圆圈的面积,大家轮流在里面换衣服,嘻嘻哈哈的,为发现了一方可以玩儿的水域而高兴。可惜水库远了一点,不然每天到水库洗脸、洗衣服,要用多少水就用多少水。现在,听说那个水库还在,但是水少了许多。怎么会不少?人都多了几倍了。

下雨天 心情不好的时候,塔基山的下雨天让人非常怨恼、发愁,因为塔基山一下雨,满山坡的黄泥就成了糊糊,平时挖好的泥台阶没有了棱角,斜了,滑了。无论是从上面走下去,还是从下面走下去,一不小心就会让你不是朝天一跤,满屁股满后背都是泥,就是向地上一扑,满袖口满膝盖地沾上四大块黄泥。刚开始下雨时,在黄泥坡上没走几步,鞋子底上就一层、两层、三层地沾上厚厚的黄泥,越走越重,如果不清除掉鞋底上的泥就迈不开步子。所以一到下雨天,有的学生就干脆不到山脚下的厨房去买饭,而是小心翼翼地回宿舍掏点什么东西填一下肚子就算了。

因为房间里没有天花板,抬头见就是屋顶的瓦片,以及瓦片相叠之间星星点点的光亮,所以外面下大雨,里面肯定是小雨,有的时候还漏。于是宿舍里的脸盆、牙杯都用来接水;教室里的桌子和椅子移到这里,移到那里地躲避漏下来的雨水。雨停了,天晴了,又要忙着刷鞋子上的泥,忙着洗衣服,麻烦透了。所以住校三年,很怕过下雨天的日子。

但是心情好时,塔基山的下雨天是很有一种朦胧美。站在宿舍门口,向远处望去,空旷的稻田上空,雨丝编织成的雨帘,随着风向一会儿斜到东边,一会儿斜到西边,软软的、柔柔的,带着你的心在空中无拘无束地飘荡。在雨幕中,近处的稻田、远处的山和树,还有散落在田野上不多的农居都淡化了,隐约了,好像有,好像没有。这时候人的思路似乎停留在无边无际、茫茫混沌的天外,什么都不会想了。

如果碰到大风大雨,雨点儿来得很大、很急。刚下的时候,看地面,黄泥地上被雨点击起一小股一小股黄烟,一会儿就泥流满地,溅起黄色的泥点;看田野,水田里数不清的稻株被雨柱打弯,东倒西歪地喘息,又努力地互相支撑着;看空中,塔基山上不多的不知名的树木,树冠低下了头,任大风把它摇到东,摇到西,等大风一过,又挺直了枝干,仿佛是一种不屈,在进行争斗。听声音,大雨打在屋顶上,仿佛是一篮子豆子倒在脸盆里,当当当地使人震耳欲聋;大雨泼向四野,哗哗哗地盖住了所有的声响。这时候让人感觉到有一股天和地抗争的力量,壮丽、雄伟,令人激动兴奋。站在欣赏的角度,我也很喜欢塔基山的下雨天。

塔基山的下雨天还常常使我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那就是倚在宿舍门口看那条黄泥斜坡上,有人滑脚摔跤的景象。不是我良心不好,没有同情心,实在是让人忍不住。你看,两个撑一把伞的同学,你拉着我,我拉着你,走一步滑半步地上坡来,一个说:“你小心点,抓住我”,一个说:“我还好,你……”话还没说完,“啪嗒”一声趴倒在泥地上,接着又“啪哒”一声,旁边那个也被她拉到在地上。老天爷使了个幽默,我真的忍不住笑了出来,现在想想,实在有些对不住那两个同学。

我们班里有个女同学Z ,她长得比较胖,平时走路就两边摇晃,脚步不太稳,下雨天她就常常滑倒。有一次,还有三四步就到宿舍的坡顶上了,只听见她“啊呀,啊呀,啊呀”地叫了起来。我听到声音跑出宿舍门口去,她已经趴在泥地上了。我笑着走过去,一边说:“怎么又摔了?”把她扶起来的时候,她流下了眼泪。我收住笑,连忙跑到我的床位下,把床下接在那里的一脸盆水给她用。她一边擦洗,一边还是忍不住地流眼泪。我又笑着说:“别哭了,别哭了,譬如老天跟你开了个玩笑!”唉,我真的不应该笑,因为她哭得真有点伤心。

怨恼也好,欣赏也好,五十年了,我还是忘不了塔基山上给我带来愁和乐的下雨天。

周末回家 六月,水田已经盖上了厚厚的一层绿,稻穗开始抽花,塔基山就像在绿色稻浪中的一座孤岛,四周除了青山,就是绿田。塔基山没有商店,四周也没有,连农村的酱油、油盐店也没有。当时在青年中学,除了三餐饭的饭票代用券以外,学生几乎没有任何经济贸易、生意买卖活动。要买东西就得走两里路,到闲林镇上去买。那时候,没有几个学生具备使用零花钱的条件,大部分同学到了塔基山就懒得再下去了。真钦佩五十年前的我和同学们,心会那样地安静,能耐得生活内容的单板,而又能接受生活条件的艰苦和任何外来莫名、复杂的身心压力,在那座山上整整修炼了三年。

要说欲望,那就是每个星期六下午可以回杭州(那时一周只休息一天半)。回到杭州可以看电影;回到杭州可以改善伙食;回到杭州可以洗干净衣服被褥;回到杭州可以带吃的东西回来;回到杭州还可以跟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说说话,聚一聚。于是,星期六闲林埠公交车终点站上全是青年中学的学生。有的背着、有的夹着、有的拿着行李袋,都是拿回家洗的衣服或被子。那时候洗被子不像现在,拆下被套往洗衣机一扔就行。那时被子分被面、被里,要拆下来洗干净再缝上去。洗被里还得有一块板,摊开用刷子刷。塔基山没有洗被子的木板或石板,也没有大盆子。十五六岁的人还没有承担过这种家务活,只好笨笨地连着被子拿回去拿回来。但同学们还真不怕累赘。

6路车来了,那时的汽车,发动机像簸箕一样地突出在车身外面,车厢里的座位是靠车厢壁一圈,没有几个人可以坐,再说这一班车挤不上,就又要等半个小时,还有可能挤不上末班车,就回不了家。所以要挤呀,挤上车就可以回家了,挤个座位可以坐到杭州,因为从闲林埠到杭州,公交车要走一个多小时,何况身边每次都要带着那么多东西。于是车还没停稳,几十个人就一拥而上,如果没有做好思想上和体力上的准备是很难承受那种挤压的。往往挤上汽车,全身汗津津了,经车窗风一吹,身上又冷冰冰了,把身边挤散的行李再整理一下,心里还是高高兴兴的。公路上黄黄的灰砂随着风也从车窗、从汽车的每个孔隙挤进车厢,落在头发上、身上是黄黄的一层,但并不能淹没车上人回家的兴致,有时四五个女同学会一路歌唱,直到把自己会唱的歌唱完才歇下来。司机常常回过头来诧异地看一眼,他心里一定在嘀咕:这批学生真是,什么事情吃得那么开心。

杭州到了,那时6路车杭州的起点在武林门(根据同学的回忆在现在的小武林广场附近。五十年前,武林门是杭州的郊区,武林门外是一片稻田)。一下车,大家招手再见,有的还约好星期天下午一起坐车回校的时间。

星期天下午,同学们带着父母的爱、家人的关怀纷纷回到学校。晚上,爬上自己的床位,大家各自坐在床上,掏出从家里带来的炒米粉、麻花,花生、饼干(这是比较高级的食品了),甚至油煎带鱼鲞、炒咸菜等等各种吃的东西,你给我一点,我给你一点地交换着吃。竹床咯吱咯吱地响,同学们嘻嘻哈哈地笑着吃。当然这种场面,主要出现在女同学的宿舍里。别笑话这种举动的幼稚,或者那么老土,这可是住校生活的一种享受,是一种食物美味的享受,也是一种人之间纯真情谊的享受。

“花儿与少年”没早恋 春季里(么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水(呀)仙花儿开,/ 年轻轻个女儿家呀踩里么踩青来呀,/ 小呀阿啊哥,/ 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 托一把手过来。随着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又称‘四季歌’)”轻松欢快的节奏,塔基山大草房礼堂砖搭的舞台上出现了一排身穿粉红小夹袄的少女,她们一手搭在前面女孩的肩上,一手拿着手绢在腰际甩着,踩着直行的秧歌步,像水上行船,乘着波浪一起一伏又整齐划一地漂移了出来。当歌词唱到“小呀阿啊哥”时,从一排女孩后面钻出来一个少年,他手里拿着一根颤悠悠细细软软的竹竿,竹竿头上是一只花蝴蝶,一上一下地在空中跳动。随着蝴蝶在空中的飞动,少女们一边跳,一边变化着各种活泼的队形。《花儿与少年》的乐曲节奏性很强,很有感染力。很快,台下的同学都唱了起来,为台上的同学伴奏。这是塔基山上一次文娱晚会的节目演出状况。《花儿与少年》几乎全校同学都会唱。歌词有春夏秋冬四段,演出以后,塔基山上一年四季都能听到这首歌。按理《花儿与少年》这首歌可能会起到某种情感上的启示,但是塔基山的高中生似乎还没有情窦初开,对现在在初中生中就被视作洪水猛兽的早恋,好像一点没有感觉和动静。男女同学之间学习上互相帮助,平时互相起绰号、互相逗笑,相处得非常单纯、融洽又自然。现在我们想起来、谈起来也觉得很奇怪,分析的原因是:家教好和信息的单纯。

塔基山上的课余娱乐活动,真的很单调,但是真的很文明。那时没有卡拉 OK,没有摇滚;没有大排挡,更没有酗酒。男同学玩儿的一般是下棋,象棋和军旗为多。女同学多为唱歌。很多外国抒情歌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唱的。女同学W 的歌声低回、柔曼,很好听。夜晚,我们常在教室外的空地上,围坐在她四周,听她唱歌。望着头上的星星、月亮,或者视线穿流在夜色下的稻田,听她轻轻地哼起一首首外国民歌。其中有首意大利民歌我一直记到现在,因为歌词与我们当时所处的境界是那么地和谐、那么地一致。记得两大段的歌词是这样的: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在银河下面,暮色苍茫,甜蜜的歌声,飘荡在远方。/看小船多美丽,漂浮在海上,随微波起伏,随清风荡漾;万籁皆寂静,大地入梦乡,幽静的深夜里,明月照四方。副歌词是:在这黑夜之前,请来我小船上,桑塔露齐亚,桑塔露齐亚。/在这黎明之前,快离开这岸边,桑塔露齐亚,桑塔露齐亚。看到这里,你可能知道了,呵,原来是这首意大利民歌。你看,歌词看起来清丽幽美,唱起来如吟如诵。在夜色中,W同学的歌声圆润、柔滑,如丝如绸,围绕在我们四周。我们沉浸在夜色和歌声中,忘掉了还有要做的作业,忘掉了明天还要上课……

不知是一种偶然,还是环境与人的心理的默契,在塔基山上学的歌曲多为旋律优美抒情,而歌词是关于夜色的。记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不久,在联欢节上获得一等奖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很快流行到了中国。其实这首歌是1956年前苏联电影《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的插曲。班文娱委员F得到歌纸后,大家就说:赶快教,赶快教。那时没有复印机,F就把歌词、歌曲抄在黑板上,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大家唱歌的热情很高,但是学唱时也都是中规中距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句一句地跟着唱,像小学生。五十年过去了,前段时间这首歌又流行了一番。我听到这首熟悉的乐曲,就想到我们坐在教室里学唱这首歌的情景,如在昨天。

是否因为宁静的塔基山夜色和舒卷轻柔的乐曲、沉着思索的棋路,把很多塔基山上学生的性格陶冶得沉稳、从容和理智,没有浮躁,以致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气质和风度?当然,也落下了轻信的弱点。

一个月的女生篮球队 塔基山上没有运动场、没有体育课、没有球类、没有体操、没有体育器械,但是有个成立了一个月的女生篮球队。篮球教练是后来调到青年中学的赵老师。我们学校开始也没有体育老师,后来赵老师来了,听说是从杭州一中调来的。赵老师身材魁伟,肩膀特别宽。脸上皮肤呈现黑红色,比较粗糙,像个军人。后来又传说,他真的是一个军人,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我们肃然起敬,不是因为国民党,而是因为他能在天上飞。赵老师对我们的体育课常常挂着一脸无奈或者是不屑一笑的神情,我想他是在感慨自己的英雄无用武之地还是其他什么。

不管怎么样,他带给我们的体育课内容很爽:“跑步去,黄泥岭!”那是在公路上的越野跑,当然也是一种体育项目。于是我们大多是跑过去,走回来,如果要算体育课,一节课也就到了。所以在高中,我们都没有体育成绩。但是我们每天跑步。那时有个称为“四红”的运动(思想红、工作红、学习红和身体红),其中要做到“身体红”,就看你是不是每天参加跑步运动。争取做到“四红”全部内容是难的,因为里面会有很多人为阻碍的因素。但是做到“身体红”是容易的,只要每天早上起得早一点,去跑一趟就可以了。也许就是这个“跑步黄泥岭”,开始了我的健康储蓄,一直到现在,除了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则器质性的衰老,一生没有因为感冒挂盐水进过医院。我的儿子、女儿也比不过我的健康的韧劲儿,因为他们没有长期有规律的体力锻炼,而这种体力锻炼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无论对身体和心理,都是有利无弊的。就为这点,我们得感谢这位脸上常常挂着各种各样的笑容的赵老师。

突然有一天,赵老师叫了几个女同学(包括我,就因为当时我已经有1.65米高而被选入),对我们说:要跟别的中学进行篮球比赛,时间还有半个月。我们七八个女同学成立了塔基山上青年中学女生篮球队。每个星期练球三四次。在女生宿舍下,稻田边的篮球场上,我们的手僵硬地触摸起篮球,开始进行拍球、运球跑、传球、三步上篮等基本动作的训练。一个星期练基本动作,一个星期练队形。那时全校只有两个篮球。有时篮球出界,滚到稻田的水沟里,赵老师就要我们赶快去捡起来擦干。训练完了,赵老师不会让篮球多留一分钟在我们手里,就把两个篮球关进办公室。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跟别的中学开始了比赛。比赛的范围只是当时的余杭县内的中学。就是嘛,如果跟杭州市内的中学比,怎么也轮不上我们这所中学。五十年以前,县级中学中,没有一个像样的比赛场地,都很简陋。篮球架的柱子、篮板和投篮圈,看上去都是摇摇欲坠的。我们参加比赛也没有任何兴奋的情绪,就好像要我们去菜地拔萝卜一样平静。看比赛的观众有时是五六个人,有时是七八个人,都是参赛学校有关的老师或者球队队员,没有广告、海报、没有包装、更没有泡沫。悄悄地去,悄悄地比,悄悄地回来。一切都在默默中朴实地进行。比了两场,得了个第三名。成绩不错吧!回到学校没人说我们不好,也没人说我们好,就像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样。只有赵老师,回到学校对我们说了一句:以后不用练球了。

我所以记住了这件事,是因为后来我到大学的时候,也因为我长得高吧,被选拔上为大学女子篮球队队员,训练几次就成了右锋队员之一,每次全队训练以后,教练还要我单独留下,再练150个篮板球。成为大学篮球队队员与高中参加了篮球训练、参加了一次篮球赛的经验不能说没有关系,虽然大学的篮球教练并不知道我们高中女生篮球队的情况。但我相信什么事情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因为有塔基山上半个月的篮球训练,后来有了大学三年的篮球训练,因为有了篮球训练,所以有了规律的体育锻炼,所以有了比较好的身体素质。我感恩青年中学体育赵老师对我篮球技能的启蒙。

番薯晚会 塔基山的高中班,每个班都拥有自己的绿色领地,那就是自己班里的番薯地或者南瓜地。这些绿色领地都在宿舍后面,分班划块,看看不大,但劳动起来,一垄一垄的没个完。一年四季种青菜呀,种胡萝卜、豆子呀,很丰富。但秋天收获得最多的是番薯。这块绿色领地,一个星期只少要去照料它两三次:浇水、浇粪、松土、除草等。浇水、浇粪时要两个人抬一个粪桶。这种粪桶几乎快成了文物,现在的孩子看到过的可能很少。因为山上的地高低不平,又因为抬粪桶的两个同学个子长矮不齐,竹杠子上的粪桶,上坡时就滑到后面那个同学身前,下坡时就滑到前面那个同学的背后,粪桶里的水常常溅出来,溅得鞋子湿漉漉的。如果是粪水,还带点“香”味儿,好玩!

这块绿色领地也给我们带来不少喜悦。播下去的种子长出绿绿的嫩芽了、插下去的番薯秧苗挺起身来了、刨开土,发现土里长出小番薯来了等等,都让我们惊喜半天,并且传来传去,在班里告诉这个,告诉那个,于是没有轮到劳动的同学会在中饭后或者下午上课后,也去地里看看,在现场惊喜惊喜,真有点庄稼人那种总算有了回报,又继续期待、诚惶诚恐的心理。什么时候去劳动,什么人去劳动,那是班里劳动委员说了算的。青年中学的班干部中有个劳动委员,这可能是现在中学的学生没有听到过的。我们班的劳动委员CH 对农作物的种植很有一套。现在他就在杭州余杭区一个很幽静的小村子里,买了一座农民的房子养老。我们去看望他时,也看望了他的菜地。

到了收获的季节,今天这个班开番薯晚会,明天那个班开番薯晚会,塔基山上天天飘荡着番薯的香味儿,热闹极了。

我们班番薯晚会的那天下午,一部分同学把从地里挖出来的番薯到井边洗干净,送到厨房里。在厨房师傅的帮助下,装入大锅煮。一部分同学就把教室里的桌椅搬到教室外面排成一个圈,把电灯拉出来,这是晚会的光亮来源,还要洗干净八九个脸盆,准备装番薯。等到厨房里的同学上坡来叫:“番薯熟啦!来装番薯啊!”一群同学就一边敲着脸盆,一边喊着:“呵——吃番薯啦!吃番薯啦!”跑向厨房。另一群同学就到校长办公室、老师办公室请校长、老师到班里来参加番薯晚会。

一盆盆番薯端上来了,一个个热腾腾的番薯分到桌子上同学们的饭碗里。待校长、老师坐定,番薯晚会就开始了。既然是晚会,就要有个开场白,当然是校长讲话。校长是个老革命,但是不刻板,还有才气,平时就与学生和谐相处。他说:“同学们,这是你们辛勤劳动的果实啊,别的话不说了,我来念几句……”于是就产生了一首番薯诗:番薯甜,/番薯大。/要问番薯谁来种?/是我、是你,也是他。晚会在星光下继续着,几个同学代表讲了话,当然少不了劳动委员,还有传花结果式的节目,嘻嘻哈哈的,番薯晚会是完全放松快乐的,番薯吃到不要吃为止。

番薯,现在被美国科学家誉为第一健康食品后,身价高贵起来,成了宴会上的一道点心,变成了老人去农贸市场必购的食物。而我们吃番薯,就是因为我们种了番薯。不过五十年前,一餐吃那么多的番薯,也是很奢侈的。因为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自己有一块土地,可以种出能填饱肚子的番薯,那是杭州城里人可望不可及、垂涎的福事。

买菜学生帮 学校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有时候连大米饭也吃不到,只有黑黑的番薯馒头。同学们常常在吃完饭说:我好像没吃一样,吃了就饿。不久,生物老师让我们认识了金刚刺、狼蓟根(蕨菜根),要我们到附近山上去挖,挖来交到厨房。于是我们三五成群,抬着个箩筐漫山遍野地走着、找着,找那两类可以充饥的植物。毕竟是野生的,找半天也只有遮了个箩筐底,但是全校同学都在找,积少也成多了,合起来也有几箩筐。交到厨房,厨房师傅就把它们磨成粉,掺和到番薯粉中做成馒头,卖给我们吃。吃的菜,就更不用说,有菜就很幸运了。有时候去晚了,买菜的窗口只有一木盆酱油汤。买一勺酱油汤,也要2分钱。我们是吃了几次酱油汤淘饭的。

1960年春,虽然杭州好像没有什么天灾,但是“三年自然灾害”结果的现象大面积地出现在每个大中学校的食堂里,出现在每个家庭的用餐上。虽然每个人每个月都有二十几斤米的粮票、几两邮票、几两肉票、几两糖票、几块豆腐票、几张糕饼票,但是仍然是饥肠辘辘,吃不饱。

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都在生长发育的节骨眼上,妈妈常常拿着衣服去附近的郊区农村换点蔬菜瓜果,尽可能让几个儿子吃得饱一点。每个星期,她都盼我回家,因为我能在闲林镇的集市上买一点刚上市的豌豆、蚕豆带回去。

塔基山的学生仿佛都很有家庭责任感,特别是女同学,都想着办法帮助妈妈解决无米之炊的困难。于是,每天都有不少同学起个大早,轻轻地你叫醒我,我叫醒你,抑手抑脚地离开宿舍。然后在弥漫着淡蓝色薄雾的田野上,呼吸着时而夹着农家炊烟的清新空气,跑步下山、跑步去闲林镇的集市,搜寻各种能充饥、能放几天不会坏的豌豆、蚕豆和土豆。有时候也在回家的前一天,买几棵卷心菜。在集市上,买这些东西也要眼疾手快,不然就会买不到。常常是远远地看到农民的菜担来了,看上去像是我们要的东西,不等他走近,就迎上去。别的买菜的人还没回过神来,一担东西就被我们几个同学一分而光了。当时在闲林镇的集市上,我们被称为买菜的“学生帮”。我们的动作快,跑到镇上小街时,街上人就会一边说:“学生来哉,学生来哉”,一边侧过身子让我们。

买好菜,如果时间还早,我们会一边吁着长气,一边看着、摸着袋子里的豆啊、菜啊,婆婆妈妈地兴奋一阵,走回塔基山。如果时间不多了,就再跑步回塔基山,到宿舍把袋子往床下一甩,上课去。上完课,吃完饭,回到宿舍,大家围坐在一起剥豆子,然后把豆子晾在一个个窗台上。等到周末,收起来带回家。

三年自然灾害,让我们过得很艰难,但是也让我们初步实践了做人的责任感。其中有紧张、有兴奋、有欢乐,看到妈妈的笑脸时,也有欣慰。过了那么一段苦难的日子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懂得了珍惜。

胡萝卜与高考复习 “吃胡萝卜啦”、“快来吃胡萝卜了”随着叫声,教室的窗台上出现了一脸盆一脸盆红黄的色彩。教室里的同学看了一眼窗台上的脸盆说:“好事做到底吧,拿到我们旁边来!”于是劳动委员又把胡萝卜端到正在复习的一组、一群的同学身边。这是塔基山上的高中生进行高考复习时的一个情景。

三年的高中生活尽管有工业生产、农业上产、饥饿、艰难等丰富多彩的插曲,但是高中的学习进程仍然正常进行到了高中毕业考和高考复习阶段。塔基山上的高中生也进入了单一而紧张的迎考复习。除了每天上午老师的复习课,其它时间都是同学们自己复习。到后来几天,全天都是自己复习。同学们就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地在一起做题目,有同学不懂的,懂得同学就再讲一遍,一起复习的同学都懂了,继续做下个题目。考工科的同学一起解数学、物理难题,常常是要得出两三种解法才肯罢休。考文科的同学则拿着一叠一叠的复习提纲和一本本的书,互相背题目。相比较,五十年前的复习比现在简单,没有那么多各省市的复习材料和考试题可参考。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要比现在的学生热情和无私,更没有你防着我一点,我防着你一点,为此常常说那种:“昨天我在看电影,看到半夜二点”、“我还没开始复习呢”等等的话来麻痹别的同学的复习心理。

复习都是在那座塔基山上进行的。那时的家长也没有要给高考的孩子补补身子的概念,我们还是一日三餐吃那朴实的食堂饭。要说营养品,也有,那就是我们自己种的胡萝卜。复习到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都会有几个同学到我们班自己的菜地上去挖胡萝卜。那时候,菜地里南瓜、番薯刚出芽,可以吃的就是胡萝卜。胡萝卜挖出来,洗干净后,一脸盆一脸盆地放在这群同学、那群同学身边。于是,一边做题目,一边伸手到脸盆里拿一根桔黄色的胡萝卜,“嘎嘣脆”地在嘴里咬一口,生生脆脆地细细咀嚼,很好吃。胡萝卜那股强烈的、特别的药性味儿,有的人不喜欢,但实际上胡萝卜的这股味儿既有营养又有赶走疲劳、醒脑的作用。在整个在校复习期间,教室里那几抹桔黄色的暖色彩、弥漫着的那股浓浓的富有刺激性的味儿,陪伴我们度过了那段除了复习还是复习,但又充满着希望和紧张不安的日子。

也有一些同学不参加复习,在宿舍里睡觉,闲谈。他们觉得自己复习了也没有用,考得再好也进不了大学。是的,现在回想,当时我们这批人,真的不在高校录取范围。当时,高校录取对出身不好的学生有这么几个录取杠杠:不宜录取、降级录取、不能录取。但对这种严峻的升学形势大多数同学并不很清楚。感谢当时的糊里糊涂,因为我们没有因此放弃对知识的复习和巩固,并且在复习中,加强了对真理追求的踏实精神。

复习阶段完了。同学们都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结果。学校的老师校长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当时高考录取政策中的政治条件是什么。是因为不想伤我们的心吗? 是鼓励我们去与既定的命运抗争吗?就像不喜欢胡萝卜的味儿,但仍然往嘴里塞?

高考复习到了葛岭道朴院 高中毕业,下了塔基山。对塔基山没有讨厌般地迅速逃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一切是那样的平常。离高考还有半个多月,回家以后,被囿围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因为家里到处是妈妈在加工的纸板盒,有的是皮鞋盒,有的是火柴盒。糊好的盒子像城墙一样堆放在家里本来就不大的36平方米空间。“城墙”中间坐着我妈妈,双手不停地在抚平硬纸板、取过外面的包装纸、刷上浆糊、把纸粘贴到纸板上,把平面变成立体的盒子。过几天,把做好的盒子送到居民区规定的地方,一个月累计一次,到时候可以领到加工费一二十块。面对家里这样的情景,高考复习的事儿就一下子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妈妈没有叫我跟她一起做,但是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也不想就坐在她身边,帮她完成其中粘贴和变成立体的两道工序,这两道工序能把一张平面的纸板变成一只立体的盒子,还有点乐趣。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一天同学W 来我家。她来邀我,是否愿意与她一起到保俶山葛岭的道朴院复习几天。W是我们班的班长,平时我妈妈也很赞赏她。本来就不干涉我外出做什么的妈妈,见是W来叫我,什么也没说,就把昨天晚上的剩饭和剩菜装满一饭盒,作为我的中饭,交给我,因为我们要在葛岭道朴院呆整整一天的。W同学前年生病去世了。如果没有她,也许我会把考试的日子也忘得一干二净。我能有今天,真的多亏她,是她把我从那个纸“城墙”里拉出去复习,拉出了我后来的事业和前途。如果真有贵人想助,她就是相助我人生的贵人。W,真的谢谢你,祝愿你在九天安好!

我们在葛岭道朴院复习了两天不知三天。第一天,我背着一盒饭、一本历史书和历史复习提纲,就跟着她去葛岭了。在路上,W给我讲关于道朴院师太的故事。她说葛岭道朴院的师太,是她认识的一个亲戚,原来是上海一个有钱人的姨太太,长得很漂亮,在解放前夕,不知道为什么来到杭州葛岭,出家做道姑了。我不经意地一边走一边听她讲这个故事。我们从北山路上山,走到半山的亭子里休息了一下。亭子旁边是山林,看见山坡上长着色彩鲜艳的山花,我就忍不住钻入山林,在林子里采了一小束花。

这是我第一次去葛岭的道朴院。踏进道朴院,空无一人。W从这间屋转到那间屋地找她的师太。我就好奇地看起道朴院里供奉的菩萨。那时,道朴院很朴素,供奉的菩萨不多,也很素净,不像现在那样披红挂绿,反而让人产生一种恐怖感。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从这间转到另一间时,过道墙上的一个八卦图,还有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词句。正当我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的时候,从现在右边已改作茶室,面临山林的厅堂里飘逸地走过来一个穿着灰色道袍的少妇。我一直觉得道姑的发型是很有气质的,而在这位师太头上竟然还透出几分洋气,让我想起那些叫“卡佳”名字的俄罗斯姑娘。师太确实长得很美,五官精致又秀气,身材窈窕。那件灰色道袍穿在她身上,就像现在T字台上的时装秀,飘飘洒洒的。她见我手中拿着一束花儿,就对我说:供在菩萨前面吧,保佑你来世长得更清秀、漂亮。那时我并不在乎自己长得漂亮不漂亮,也不在意她说的话,不过也随她把花束放在供桌上。然后她让我们俩就在面临山林的那间厅堂里复习,还对我们说:你们带的饭,等一下我给你们热一下。她出去了,随手带上了门。所有的动作都很轻盈,又带有舞美的弧度,显得很有教养。我和W相对一笑,忙说:“复习吧,复习吧!”

W考理科,我考文科,我们各自看自己的书。我的复习无非就是背。那时的道朴院真的是修身养心的地方,一阵风吹来,一股草香味、树叶味,沁心透肺,全身非常舒服。道观里没有别的人进来,安静极了。哪像现在寺庙、道观都像市场一样,人来人往。但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那两三天的复习效果到底好不好?只记得我和W确实没有在那几天谈空天、说闲话,只是默默地看书、背书。

我们的高考考场是在现在的杭州四中。当时的高考,就是正常的高中学习生活要走的最后一个程序,没有现在的什么为了提高升学率、提高知名度,学生还要集中在学校里复习啊,出租车接考生啊,考场附近的声贝控制啊,也没有考生父母家长在考场外等待的现象。我是自己去,考完自己回家。一切是那样的平常,那样地淡泊。

高考完了,我又进入了妈妈的纸盒长城内,与妈妈一起糊纸盒。至于什么时候发高考录取通知书,不知道。想想那时候,做什么事都放佛在一个强大的磁场中,主动不起来,当然也没有主动的力量。于是就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命运对我的安排。

高兴不起来的录取通知书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还是跟妈妈在一起糊纸盒。突然,墙门口响起邮递员叫我名字的声音。高考以后,虽然我并不抱有考上大学的希望,但是人不死,就会有欲望,即使是到了绝望的时候,心底还是存着一个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希望。我快步走到墙门的天井,邮递员说:“是你吗?挂号信!拿图章!”“我没有图章”。“那就签字”。我签完名字,望着信封上招生办公室的落款,不知道这里面带给我的是喜是悲。我又赶快返回屋里,把信交给了妈妈。妈妈说:“我又不认识字,交给我有什么用,快拆开看看!”

我捏了捏这封薄薄的信,撕开信封口,抽出来的是两张薄纸。一张是招生办的通知:你被杭州大学录取了。希望你继续努力!

另一张是杭州大学的通知:你被我校中文系录取,请于9月x号到学校报到。

“姆嬷,我大学考上了。”

“菩萨保佑,天照应!”

接下来,我就跑同学家。那时候,没有电话,只能一家一家地跑。跑了延安路的仁和路、跑了大学路、跑了断河头,跑了四五个我平时比较要好的同学家,都没有录取。面对没录取的同学,我的心沉落了。两个人的脸色都好不了,也说不了更多的话。只有跑到菜市桥的同学那里,他考上杭州大学数学系,我们要做大学校友了,但是我们也高兴不起来。

是什么原因呢?那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都没有考上。我高中的学习虽然比在初中努力,但是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为什么很多成绩比我好的同学都没考上?最后的统计是:将近120个同学,只考上了11个同学。从此我们这些在艰苦环境中同吃、同住、同窗学习的同学,来往减少了。

1962年,中央领导陈毅副总理讲话了,大意是:我们不但要注意政治,也要注意质量。在陈毅副总理这句话的精神鼓励下,1962年,有很多从塔基山上走下来的高中同学,重新进行高考复习,参加了高考。果然,那年我们班考上大学的同学又多了近10名,而且大多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电机系、化学系等重要专业系科,这都是要考高分才能被录取的。

可惜有很多同学因为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没有再考,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一涉世就被抛在出身不好的阴影下,从初中开始,就莫名其妙地受到心灵上的创伤。即使在阳光明媚的今天,回忆起考大学的遭遇,也仍然是高兴不起来。

家庭出生不好的政治待遇,给我们的打击太大了。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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