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忙碌》/张雷(中国)


现在“忙”成为了很多人的口头禅。早晚高峰大城市地铁站如逃难般的拥堵局面,午饭期间写字楼群之间行色匆匆的白领人群,大街上所有人脸上写满的焦虑,无不在昭示着现代人的忙碌和困惑。青少年时听到别人说我很忙,还会贱兮兮地凑上去看看他在忙什么;现在别人一说忙,自己马上就会很知趣地告退,“忙”成为了一个大家都理解的人的苦处:仿佛这是一个只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生存每个个体都要承担的原罪。

“忙”就这样成为了一个非常正当的逃事儿的借口。当你遇到不想做的事,当你遇到不想见的人,哪怕你很闲,你也可以很自然的拿“我很忙”作为借口来拒绝。而对方听到你很忙可能比听到你更具体的忙碌原因还要理解你,会更加知趣的避免让你卷入不快。这种互相之间的心照不宣,这种社交中最常见的潜台词,让“忙”成为了中国传统隐形社交文化在当代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的绝佳范例。“忙”可以有“不愿”的意思,可以有“厌恶”的意思,甚至可以堂而皇之的表达“我很懒”的意思,可谓一语多关、一字千金了。

而对于那些真正从早到晚忙碌的人,也许连喘口气说“忙”的时间都没有。我见过到家中安装柜子的工人,他们很早就要起来干活,从早忙到晚,每一次接电话身上大汗淋漓嘴里却是客客气气,从容地商量着接下来每一个装修工作的时间地点,却从不抱怨一个“忙”字;我见过办公室里的接线员,马不停蹄地一个又一个电话的接,每次都是温文尔雅,哪怕口干舌燥,也不会在电话中面对客户的破口大骂抱怨一下;我见过从早上课到晚的老师,即便再累,讲坛上也没有为他准备的椅子,累到不行只好把扫把架在两个水桶之间勉强坐上一会,也不会对学生说半个累字……商品经济社会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压榨一方面让“忙”成为了众所理解的借口,另一方面也让那些真正劳累半生却仅能勉强果腹的劳动力们没有哪怕片刻抱怨“忙”的空间。这是生命的苦,而人们学会了在苦中作乐。

飞机升在半空,透过舷窗看着下面如积木和玩具般的一幢幢摩天大楼、一条条超级公路,以及大陆和公路上如蝼蚁般的汽车、如黑点般的行人,这些蝼蚁和黑点四下忙碌。俯瞰着一切,一种茫然的感觉瞬间升上你心头。仿佛这是一场游戏,我们的忙碌不过是游戏程序的代码在运行。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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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丸的大船》/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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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有某种心中无比牵挂的东西。即便穷如乞丐,他也有对下一顿饭能吃到什么的期待。生命不能也不会只是靠着一个完全被动的东西来支撑。欲望驱使人活下去,但欲望的满足和欲望满足的生理机制终究有限;责任让人必需活下去,但你之所以想要负责终归还是因为你对你的责任对象是有某种期待的——这就是愿望。人没了愿望,没了为了什么而活着的想法,他也就没了活下去的动力。一个人渴望自己以后会有很多钱,会有很多美食和性资源,这是欲望,也是愿望;一个人尽力使自己的父母生活的更好,尽力使自己的子女有出息,这是责任,也是愿望。往小了说,愿望促使个体生活的更好;往大了说,愿望促使人类工作,而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愿望之间的矛盾更是让人争分夺秒地把时间全部用于发展生产力或创造精神财富上。没有愿望,也就没有人类文明。

愿望是个人内心的心结,但当它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形成一种公共氛围之时,它就成了“想象的共同体”,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何兆武老先生有本书叫《上学记》,其中讲了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很多故事。他说那会儿虽然生活贫困,但大家的精气神儿都很足,因为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时代。全国上下在经历了多年的内战之后,第一次能够携起手来,同仇敌忾,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这侵略者某种程度上也成全了大伙儿统一和团结的愿望。所有人内心都维系着一个念想儿:等抗战胜利了,中国就走上团结和发展的道路了,一切就都好了。这念想儿就成为了贫乏的物质生活中大家最大的精神支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他自己”,革命输出、人类大同的理想更是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全民狂热,直到惨祸连连,大家发现自己被忽悠了十年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结局为止。上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的理想同样也点燃了当时的中国青年甚至中老年,最终子弹和刺刀齐飞,鲜血共红旗一色,中华民族开始了近三十年抛掉幻想、踏实赚钱的实用主义发展道路。

民族抛掉了一颗真诚的理想之心,于是便有了“中国梦”。大家心知肚明,表面却全都在装糊涂,宛如梦游,此即谓“中国梦”。百余年的历史上,中国从未像今天这般如此彻底的抛掉愿望之心,或者说彻底的以金钱为唯一的愿望。一个人彻底拜了金,意味着他可以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一个民族彻底拜了金,意味着政治和金钱可以狼狈为奸,独裁者和财团势力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老百姓为了一点残渣可以无条件俯首称臣,所有人都可以变得毫无尊严,而稍有尊严意识者或佯装梦呓,或嘶声呐喊,然后被肉体消灭,消失得毫无痕迹。

愿望的合法性被根除之日,便是人的精神尊严销声匿迹之时。百年中国,于今尤甚。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当年尚且面临着绝望与希望的“辩证法”,然而今日,这“辩证法”都没有了它存在的根基,大家对此已经毫不纠结了。呜呼哀哉!一群丧失了念想儿的中国人,一群梦游中优哉游哉不亦乐乎的中国人,一艘载着十三亿无比精明却又蠢到极致的类人猿的大船,晃晃悠悠漂浮在一片幽黑的大海之上。

我看药丸。

摄影:黄艺畅(中国)

注:有些话不方便说得太白,看不懂文章的话我们私下聊:xuewenji.my@gmail.com。(周)

《梦想、感觉与命运》/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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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人生的岔路口,我相信梦想;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我相信感觉;回望人生的岔路口,我信命。

人生旅途和狗的前行似乎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狗要不停地依靠嗅觉,人则是不停地依靠感觉。感觉与感觉不同,因人而异。有的人对性欲敏感,有的人对权力敏感,当然绝大多数的人是对钱敏感。你对什么敏感,一旦嗅到它的气味,就要不停的寻找,被它的味道拉着,甚至迷路甚至落入陷阱。所以是不是对你的感觉迟钝些会更好呢?与你的嗅觉拉开距离,多往远看看,否则你跟一条狗真没啥两样,何况你还不如狗狗可爱。往远了看,就意味着尽量培养一个长远的视野,不要被眼前的味道绊住脚。预知你未来即将面临的选择,将敏感的阈值——即欲望——放得长远些,此即梦想的力量。用它来牵引你,而不受眼前各种味道的牵绊,哪管山高路远、众叛亲离。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

以梦为马,不知不觉有一天,你真的来到人生的岔路口了。这时恐怕没什么可说的:凭感觉走吧。弗罗斯特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未选择的路》,细腻地诉说了这种人生岔路口的彷徨,以及无论选择哪条都会收获的徒然与空虚:

“黄色的林子里有两条路/很遗憾我无法同时选择两者/身在旅途的我久久站立/对着其中一条极目眺望/直到它蜿蜒拐进远处的树丛。
我选择了另外的一条,天经地义/也许更为诱人/因为它充满荆棘,需要开拓/然而这样的路过/并未引起太大的改变。
那天清晨这两条小路一起静卧在/无人踩过的树叶丛中/哦,我把另一条路留给了明天!/明知路连着路,/我不知是否该回头。
我将轻轻叹息,叙述这一切/许多许多年以后:/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于是当你回望曾经在岔路口的选择时,你只能将你的选择归结为命运,这里面既有消极也有积极:消极的是你无其他路可以走,上帝注定你必然要走这条,所有的痛苦和无奈只能自行承受;积极的是,你在你只能走的路上一直走了下来,这行走的过程即是收获,即是你在上帝面前的荣耀,以及你个体生命的意义。

写到这里,对于这个大而无当、仿佛现在我所身处的无尽黑夜般的题目,我实在写无可写了。以梦为马的力量一时太难寻到,感觉又纷繁错乱、难以理清,命运又只能给你向后看的体系而无法给你前面的方向——那就到此为止吧。希望自己今夜能安眠,做个好梦,梦醒之后能勇敢的面对接下来的岔路口。

摄影:黄艺畅(中国)

《愿每一只猪和狗都能被温柔对待》/张雷(中国)


这期是一个奇怪的话题:“猪朋狗友”。说它“奇怪”,是因为它不是“朋友”,而是在“朋友”两个字前面分别加上了两种讽刺性的动物来形容,一下子就给这个概念加了一层不明朗的边界。如何界定“猪朋狗友”?一百个人绝对有一百种不同的答案。我也不想给出自己的定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个复杂且与众不同的个体,我没能力列出什么标准来标识“良师益友”与“猪朋狗友”的分界。赵本山曰:“世界就是一碗菠菜汤。”芸芸众生漂浮在这浑浑噩噩的汤水中,汤波荡漾间产生了碰撞,“朋友”就这么结识了。菠菜找菠菜,蒜粒找蒜粒,有朋友之缘已经不容易,谈何猪狗。

别说结交猪朋狗友,我认为所有为交友而交友的行为,都是顶顶无聊的行为。年少的时候,到了新学校、新班级,想主动交友可以理解,那尚是把生命之希望寄托在“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是友情还是爱情——身上的青春当年。但年纪一大把了,再热衷于社交不可自拔,在我眼里就像是一只嗡嗡乱飞的无头苍蝇。人的成长即是由“将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逐渐回归“将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最终“灭绝希望”的过程。所有的朋友都必然会在某个时段离你远去,在他身上寄托的希望随之灰飞烟灭。即便现在通讯发达,可离你远去之后的他在微信或电话中,也随着你们共同经验的缺失而不再是那个“他”了。没有永远的朋友,当你厌倦交友,你就长大了,甚至变老了。

当然,还有句老话叫“朋友多了路好走”,这也是无头苍蝇们的一个理由。这个时候我倒是觉得“猪朋狗友”这四个字该上台了。精神世界的希望熄灭之时,也是现实社会的重重压力袭来之时。这时的朋友不叫朋友,而应该叫“人脉”了。人脉发达,在社会上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取利益,“抢饭吃”——猪吃糠,狗吃屎,俩动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啊。香港电影《跛豪》结尾的最后一句台词就是:人活着其实就是为吃一口饭。诚哉斯言。不妨将这些帮助我们吃饭的朋友统统称作猪朋狗友吧。一群脑袋谢顶、穿着高腰抹胸裤、腰间别着钥匙、尿尿逐渐分叉的中年男人,隔三差五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嬉笑怒骂间交换资源,觥筹交错里交易权钱,饭毕再去夜总会,一人一个三陪女,KTV里鬼哭狼嚎,左手麦克风右手江小白怀里一团温香软玉。酒精、怀里姑娘的芳香和屏幕上的歌舞青春产生化合作用,一瞬间你恍惚了,你心里突然升起一阵少年的风,怀里的姑娘是你可以献出生命的挚爱,周围的猪朋狗友则是难兄难弟,这一晃神儿的瞬间你仿佛又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早已离你远去或化成柴米油盐的那个字:“情”。你哭了。朋友的酒和女孩的肉体也在陪你哭,他们说他们都知道,可你知道他们不知道,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成了一个个动物,不知道这个动物世界的出口在哪,朋友们在哪,我在哪。

我们最终都会变成一只只猪和狗,慈祥的看着、爱着那些还没长成猪狗的、还在紧紧咬着“永远”的吊儿郎当的少年。

愿每一只猪和狗都能被温柔对待。

摄影:林明辉(瑞典)

《谁也别装逼,装逼被雷劈》/张雷(中国)


我并不相信教育的力量,甚至认为教育学就是伪科学。记忆中王朔曾经这样形容学校:学校是这样一个场所,我们这些十七八岁大的孩子在这里呆着,它看着我们,防止我们到社会上去瞎祸害、惹麻烦。我特赞同王朔的观点。而“老师”也一样,不过是学校这个机构中的一个职业,一个负责把某个年龄段的人监管好、别让他们捅出篓子的工作岗位。影视作品中充斥着各种各样以不同形式关爱学生的好老师形象,看得人一把鼻涕一把泪,但鼻涕眼泪流过之后仔细想想,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第一,老师对学生各种“好”的动机究竟在哪里?第二,学生能否接受你的好意?一个动机不足、且和学生沟通毫无障碍的良师形象,可以存在于文艺作品里,但现实生活中,恐怕比外星人的存活率还要低。

先说老师的动机。忘了哪个古人云的:“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说的太有道理了。很多自以为是的“良师”,哪里是真的爱学生,不过是妄图把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之类强加给学生而已。他们所谓对学生的爱,不是在学生身上成就学生,而是在学生身上找到自己,成就自己,无非人所共有的孤独和自私作祟罢了。学生若是欣然接受,便是“孺子可教”;若是拒绝接受,立刻一副酸相,嘴里嘟囔些“悲哀啊”、“现在的学生一届不如一届了”之类,而丝毫不反思人家凭什么要崇拜你。“教育”这个概念之所以荒诞,正因为骨子里的这股强权逻辑: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进行指导,另一个人言听计从,获得帮助——权力关系披着一层慈祥的“良师贤徒”的幌子,内里则是阉割自我。当然我这是把概念推到了逻辑极致,然而若不对“教育”与“良师”进行反思,一味赋予其道德价值,绝对会落得个给学生添烦、给老师添堵的下场。

再说学生的接受。年龄相仿的情侣、从小到大在一起的父母子女之间,交流沟通尚且存在巨大障碍,丫一个高高在上监视全班的中小学老师或者一个上课才来下课就滚的大学老师,凭什么能很轻松的就与学生建立起畅通无阻的沟通?很多弘扬正能量的八流师生题材文艺作品,放屁就放屁在这里。职位就是职位,恪尽职守是一回事,想入非非就是意淫了。更何况网络文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三年一代沟,普遍年龄差至少十年以上的师生之间咋就能轻易知无不言鼻涕眼泪呢?即便是研究生阶段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术业上的亲密,但我看和职场前辈带后辈也没啥区别:不仅不崇高,反而往往充满了拍马屁和舔肛门,间或也会有凭借自身强大的人格魅力把学生燃烧成昏了头的个人崇拜——这些都是值得审视的现象,其中无一具有先天的道德优越。人因为虚荣,总爱制造道德偶像,造着造着自己就五迷三道入戏了。无论是伟大导师毛主席还是奥姆真理麻元君,这个世界上的“良师”总不乏大批贤徒,神圣的仪式,充满感染力的教诲,以及瞠目结舌的灾难。

总之,教育就是个工作,老师就是个职业,谁也别装逼,装逼被雷劈。我理想中的师生关系,最好是互相鄙视:老师觉得学生没救了,学生觉得老师傻逼透了,在鄙视链中互相攻讦,互相竞争,互相咬着牙心里发誓以后绝不能混成对方的傻逼样子。这才是一对有希望的师生。这才是一个有希望的世界。

摄影:李嘉永(台湾)

《我们应做怎样的读者?》/张雷(中国)


在人类历史上,当一个文字“读者”曾经是一件很奢侈也很困难的事。人类的阅读史虽然漫长,但文字“读者”在全人类所占比重的大幅度提升,不过是这几百年的事。千年以前,由于印刷技术的落后,书籍昂贵,“读者”明显是有阶级壁垒的。那时拥有阅读能力的民众所占比重极低,绝大多数人都是目不识丁的平头百姓。不过那个年代虽然少见今天意义上的文字“读者”,但其他形式的“读者”还是很多的:进了教堂,从头到尾走一圈,当了一回教堂壁画的“读图者”,就基本了解了很多完整的圣经故事;进了寺庙,挨个大殿烧过香拜一番,把所有神像阅读一遍,佛教故事也了解个八九不离十了。这种状况直到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才有了革命性的改变。所以虽然文字阅读的历史很短,但人类的“读者”身份源远流长。人长了双眼就有了阅读的冲动。哪怕像海伦凯勒一般同时失明失聪的残疾人,但他只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就一定会有去了解自我之外世界的欲望,此即阅读。所以每个心智正常的人,天生就是“读者”。

然而在当下这个碎片化信息泛滥全球的时代,“读者”身份已经没有任何优越感了,甚至过度的碎片化阅读对人的学习能力还是一种戕害。只要打开全球联网的手机,各种每日更新的意淫网络小说铺天盖地,各种社交和信息分享网站每时每刻都在不断更新新信息,全球各地的新闻通过文字和视听不断冲击着你的主页,搜索引擎附带的各种娱乐段子和视频将你本来用于搜索有价值信息的精力全部吸引了去,以致你搜索了十分钟发现其中七八分钟你全是在看一只兔子在跳舞……“读者”不再是贵族的专属,阅读不再是有限生命对无限精神内容的寻求,很可能是有限生命的无限浪费。在这样的环境中,重新思考我们今天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读者“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在日剧《北国之恋》中,选择远离东京、回到故乡富良野躬耕农田的黑板五郎有一句很厉害的台词:“这个时代别人有知道的权利,但我有‘不知’的权利。”的确,面对各种贩卖焦虑的、实为广告的鸡血文章,面对泛滥成灾的垃圾图书和垃圾信息,我们应该有“不阅读”的自觉——这是一件近似于戒毒的难事,因为这些信息不断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分泌,让我们的兴奋时刻不停。我们已经不再是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读者了,五彩斑斓的光线已经废掉了我们生命内省的能力。所以,从我做起,拿出人应有的意志力,对无效阅读进行必要的抵抗,加强自身对较少阅读快感却极有价值的阅读对象进行“专注阅读”的能力,实在是当代人都应当修炼的一个生命大课题。

我们应做怎样的读者,才能更有效地避免浪费生命?这是一个不需回答、但亟待行动的问题。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追剧”是个好现象吗?》/张雷(中国)


电视连续剧究竟算不算是艺术?众说纷纭。但至少电视连续剧的观众可说是所有影视作品类型中最多的一种。自从电视普及到千家万户,从前热衷于织毛衣下棋捧读流行小说的家庭主妇们,发现了这块有声有色的新大陆,于是“追剧”代替了追读连载言情小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之一。更别提当下手机网络的泛滥,电视剧的载体不只是电视了,大街小巷的人们时刻捧着手机看视频,成为了今天“追剧”的一大景观。

很多人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连吃饭都要对着电视剧的人类简直是浪费了上帝赐予你的宝贵生命,然而你不能否认的一点是:人类就是好吃懒做的动物。如果不是为生计或梦想所驱使,谁不喜欢夏天躲在空调房里捧个西瓜冬天靠着暖气缩在沙发上无所事事混吃等死的日子呢?肯定有人反驳这点,拿自己或者“我的一个朋友”之类的勤奋习惯当理由。然而叩问自己的良心,如果不是为了金钱利益,或者要在某种事业上“成就自我”的理想,你真的有珍惜一切光阴来努力工作的动力吗?如果有,那么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最根本前提——人都是自私且懒惰的——也就无法成立了。所以不是“追剧”浪费了我们的生命,而是人天生就倾向于浪费生命,电视剧只是给我们的感官以一种更享受、更刺激的浪费方式而已。

更何况如今的电视剧市场,生产对象的细分已经非常精细、专业了。何种电视剧适于哪类人群,生产出来会投放哪家电视台,甚至剧情的走向如何,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着专业的运作模式。“追剧”作为人的根本需求,当它走向高度市场化,品质水准也就越来越高,“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家庭主妇最爱看的伤感爱情类,并非她们真的会把剧中的生离死别当真,她们只是把“追剧”当成一种安全稳妥的情绪发泄途径,边看边哭,也就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了——这是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有效的情绪发泄方式。电视剧结束后,她们照样把白菜在盆里当成剧中的白莲花洗个干干净净,把萝卜在菜板上当成剧中的渣男剁个粉身碎骨。

总之,我并不认为“追剧”是个好现象,但也不觉得“追剧”有多不好。既然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后代注定要在电视剧里消磨和成长,既然他们不能像某些富豪精英那样给自己的后代用琴棋书画装十三,那么与其批判“追剧”,不如在如何生产出优质电视剧这个问题上下功夫。流行文化应该担负起表现真问题、传播正能量的社会责任。就算我们被电视剧洗胃,也应该是优质的纯牛奶,而不是毒奶粉。“追剧”现象的问题源头,不在受众,而在生产者和传播者。如何生产出更多优秀的影剧作品,如何培养出具有较高美学追求的追剧老百姓,如何在社会范围里积累出一个有品位的影视文化环境,这些都是有良知的影剧从业者应该重视的问题。

摄影:李嘉永(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