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几乎已经过去,在失去记忆前,略略地回忆已经过去的七十八载不能选择的生活,就像听着命令在空中训练,在云里雾里拉高、降低,前滚翻后滚翻、右侧滚翻左侧滚翻……,反转太多了,而反转的原因又在哪里?
在前八年战事的逃难途中,我被母亲在浙南山区的一间小房子里艰难地生了下来,因为是长子,同族大姐欣喜地把我包裹在一块破布中,尽管还不知中午饭吃什么,全家人脸上还是哈哈的。
日本兵撤退了,一家人回到了杭州,在西湖边一个叫“同胞社”的路口子上,找到一间日本人的养马房住了下来。父亲有四个兄弟,传统地绑在一起开了一家染坊,经营得还不错,尤其是解放大军进城后,政府鼓励发展工商业,那时的染坊开得风生水起,但是很快兄弟四个分了家,父亲不会经营个体染坊,我家很快就沦为城市贫民。这一沦落,让我初中一毕业,因为出身好,体检达标,就被选上成了将要飞上天的空中王子。
无论是身还是心,从此仿佛像是打足了氢气的球,蹭蹭蹭地往上飘。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度过三年自然灾害时,缺吃少穿,但我在大学校里每餐四菜一汤,吃穿无忧,且都是最好的。我知道国家把我们当成宝,我可是应该明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道理。所以不久,我就是航校里上天技术最好的一个。那时候我走路脚底生风,逢人眉开眼笑,会朋友出手大方,谁不看好我!
业务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接着这个领导要给我介绍女朋友,那个领导要我约时间相亲。人生两件大事,无非就是事业和家庭。但是大家在关心我个人问题时,我心中总会出现她的影子。
如果要有女朋友,我就想她做我的女朋友。她是我从小玩儿在一起的发小。她爹和我爹是同行,都有个染坊。后来我爹被分了家,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喊着“染衣——服”,而家里就靠变卖家具什么地维持生活。她爹和她大伯合开的染坊后来却变成了染厂,还跟别人合开了一家棉布绸缎庄,她家比我家有钱了。
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因为我们每天会有很多时间在一起。一起上小学,原来她比我低一个年级,后来春季班变成秋季班时,她竟然跳了一级,来到我们班里,坐在我后面。小学时,觉得她很了不起,全校只有两个学生跳级,她是其中一个。后来上初中,我们又分在一个中学,一个班,成了中学同学。她聪明活泼,有她在的地方,常常会发出一阵阵笑声,女同学都喜欢跟她在一起。虽然我跟她在教室里不讲话,但我很喜欢她。那时她比我高半个头,想看她,就要仰着点儿脸。
上高中时,她去原来已经录取她的中学教导处报到时,老师说被划出学校编入到郊区的一个新建的勤工俭学的学校去了。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已经离开家在航校了。那时我只有这个感觉:她不再是那么高不可攀,我终于可以凌空俯瞰她了。我和她互相通信,希望我们从小开始的友谊能够变得更神秘。但是进入紧张的业务训练时,领导要求,不能跟外界通信,因此我与她中断了联系,失去了她的消息。
直到五六年后,我毕业第一次探家时才知道,她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医科大学,已经是医科大学的大三学生。我们初中同学中,考上大学的同学只有五六个,她竟然又占了一名,要知道那年月高考的政审条件是很严的。可见,她真的很优秀。我颇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请了初中同学聚会,并且请与她有联系的同学把她叫上。
她本来就身材修长,显得瘦弱,同学会上一言不发,与以前判若两人,当时就心生要保护她的强烈念头,当然她的医科大学生的身份也很让我羡慕。
通过别的同学转信,我又跟她通信了。我对她说,我等她,希望她能达到我们部队能接受她的目标——解决组织问题。当然我跟她的关系是不能让我的组织知道的。不然还没开始就会被掐断。她真是个很优秀的人,被学校提前毕业去参加了边疆医疗队,后来又回到了学校做老师。我俩能结合的希望在前啊!可是那个运动一开始,我的如意算盘就摔破了,部队取消了出身不好配偶的条件最底线,只要出身不好,就是不准。接着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她被卷入了一桩潜伏特务反革命策划外逃台湾的大案。消息传到我的部队,我的领导面面相觑,级级光火,突然间如大敌临前,我被控制起来,进行审查。原来要外逃的就是我和我的大队。审查从团部到师部到军部,与我接近的同志们都进行了谈话,要他们揭发我的反动罪行。我们的关系曝光了,我一下子从天堂打落在地,最后把我隔离在一个叫大土山的农村。我心中坦然,这是绝对不可能有的无中生有,那个运动中几乎很多人都发了疯,什么幻想、谎话都能编织成一个案件,去陷害一个无辜的、自己不喜欢的人。我担心着她,看上去那么瘦弱的女孩能顶住这从天而降的压力吗?三四个月以后,这个案件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的隔离解除了,又要让我上天堂了。可是心中的她已经甩不掉了,我一再拒绝了组织上给我的介绍,缄口不提找女朋友的事情。我的事业遭到了天翻地覆的反转。从此我不再飞入天堂,成了大地上的一个凡夫俗子。
三年以后,一个元帅在某国的沙漠上摔落。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说以前向左多走了几步路,现在组织上批准你结婚。我和那瘦弱的姑娘结了婚。朋友们说,你总算如心如意了。但是谁知道呢?
运动结束以后,我那心中的姑娘在等待我的几年里,不声不响地一边做大夫,一边又读出了心理学研究生。我们一直是两地分居,部队的任何首长任何劝说,她都不愿随军。直到我因受伤病退回家,我俩都已年近花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个月,发现我跟她真不是同一类人。电视看不到一起,她不愿看的,就默默走开,让我一个人看,自己去看书。娱乐爱好不一样,我喜欢打牌,她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从不与我一起玩儿,而看书写文章。买东西,她喜欢高精尖,宁愿少买一点,我喜欢便宜一点,常买些处理品,有时候吃不完就烂掉。对问题的看法,角度不同,观点不同,不过我们不会吵起来,她见我不听她的就走开让我了。
我感到我的家庭生活是否也要出现反转?尤其到了晚年,她很坦率地说: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这么一个不肯上进、学习的人。我问她,要离婚吗?她说,离婚?没有时间和精力。婚姻有爱情,没有爱情还有亲情,还有道义。
她是那样地理智,每天操持着家务,照料我的生活,然照样不误她的看书写文章。人们常常满足形式上的和谐,我却觉得我的家庭在我的精神上出现了反转,如果原因不在她,那么就在我。反转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如果我的事业上的反转原因是社会,那么我的家庭上的反转原因是个人?是我?
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
女儿说,不复杂,你多想想,不会痴呆!
摄影:李嘉永(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