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带来的黑暗与光明》/长安喵(中国)


题记:
神灵给每个美好的东西配了两个邪恶的东西,幼稚的人对此愤愤不平。但是,成熟的人面对这一点,把光明的一面彰显出来。
——诗人品达

自从网络时代来临,恩惠与困扰就同时到了。

1、 信息爆炸了,也污染了。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以前需要费很多功夫才能得到的资讯,可谓方便快捷。但同时,各种垃圾信息也组成了汪洋大海,需要我们仔细甄别的要求也提高了。前辈人对于公共媒体发布的消息有一种面对权威的敬畏,可是这种敬畏的习惯在当今只会让他们错愕与晕头转向。家里长辈常常带着不容置疑、传布真理的口吻,向我们宣说其在网络上学到的来路不明的“知识”:“人家网上都说了……”云云,以此来教育我们。殊不知谁都能在网上说。就像当初,隔壁二毛说,楼下老李说,可是你不会那么地奉为圭臬。对于此,要做的就是甄别信息源,关注参考那些靠谱的专家与真正有思考的人。

2、 沟通便捷了,人际的直接互动似乎淡了。我们通过网络,如电子邮件、QQ、微信等可以随时处理工作上的业务往来了,可谓非常便利。与两相分别的朋友也可以一直保持联系了。地球变小了,无需像曾经那么伤感。记得上一辈人会觉得当大学毕业的时候,许多来自各地的朋友一别可能就是永远。现在只要你想联系,就还是联系得上的。但远距离的联系始终还是与亲身见面不同。更有甚者,当人们处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反而都各自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彼此之间却疏于互动了。他们可能在朋友圈中互相点赞,看得到彼此的日常琐事与动向,但面对面却不一定那么热络。大家聚餐,常见的一种画面是各自拿着手机。以致有一句改变自诗歌的流行语: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坐在你面前,你却在低头看手机。

3、 言论渠道更自由了,但网络暴民也随处可见。人人皆可发言,公共空间中不再只是单一向道的信息发布。各种声音和想法都能得到传布,舆论的力量也愈发大了起来。只是在这样一个网络空间上,由于匿名性,暴力语言也屡见不鲜,许多纯粹发泄型的情绪化与攻击性的语言充斥着各种论坛及留言。暴民们的情绪洪流常常在某一事件下决堤,无法为理性的反思与审慎的交流沟通留下余地。“人言可畏”、“唾沫星子淹死人”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公共讨论也往往与理性与节制的品质失之交臂,而流于不同立场的对骂。“大众”不牢靠的激情此时也从广场上转到了网络上。莎翁《裘力斯·凯撒》中出场的那些情绪被戏剧化煽动、忽而这种立场忽而那种立场的群众形象,同样出现在网络空间。网民们,一个被讨好,同时也被煽动的群体。不仅政府会有舆情引导机制,市面上各种公关公司也在负责为案主操控网络舆论。大量水军,浊化了网络舆论环境,“民意”有时被遮蔽,或者很可疑。

4、 有价值的公共议题会涌现,但也很快沉没。由于实时性、便捷性和传播的广泛性,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会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获得应有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这对于公共参与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也正由于网络中各种事件此起彼伏得太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关注一般只会持续几天,顶多一周多,然后就会在各色各样其他的信息中被淹没。曾经讨论得多么火热,都渐渐不再被持续追踪。一个热点被另一个热点取代,然后逐渐被抛诸脑后。信息时代的信息变化快,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却也更难留存。

……

以上种种。但网络毕竟已然带来新的东西。有许多值得钦佩的人,正在致力于彰显其光明的那一面。他们不畏那不好的,堪称勇士。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春节过后,故乡再会!》/长安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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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节前夕踏上返乡的归途,又在团聚过后,各奔自己生活真正展开的地方。这恐怕是大多数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命运。促使人们去远方的,是经济发展的极差,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驱策人们回乡的,则是亲情的牵缠和故土的抚慰,或许还有某种衣锦还乡的传统愿景。

这张图是根据2016年春运前夕大数据所绘制出来的全国春节期间人口流动图(图片与数据来源:城市数据团《一线城市严控人口,我们还能去哪?》)。如此波澜壮阔、规模宏大。它显示了我们从四散的国土上,集中于那几个星状放射的中心。最突出的就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京津工业区、长三角工业区以及珠三角工业区。其次就是一些二线省会城市所代表的地区经济中心。根据数据调查,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占据了春节前人口净流出总量的近50%,表明了一线城市的超强人口吸纳力。而郑州、西安、成都、厦门-福州四组城市则吸纳了周边,尤其是省内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简言之,二线城市作为人口流动的中继器,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进来,而本地的人口则又向一线城市流动。正如做出该数据报告的城市数据团所言:是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足迹和选择”,描绘了“中国各个城市的地位、等级、关系与纠葛”。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告别故乡的旅途就是寻求社会空间的向上流动。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繁荣者愈加繁荣,而凋敝者更加凋敝。不仅是三四线城市显得落伍土气的问题,更严重的荒芜发生在乡村。许多村子在青壮年都出外谋生之后,只剩下老弱病残,于是许多家庭也迁走了,最终成了空村,或者是只剩下几个老人留守在时间轰隆隆的车轨之外。而在那些还有不少剩下没迁走的人口的村子,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安全问题,则成了社会性的创伤。以致人们在疾呼,如今“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每到春节期间,媒体上最多的报道,一是春节前人们无论费尽多大的辛苦也一定要归家,二是短暂团聚过后,那些拉着爸妈衣襟哭喊“妈妈,我不让你走!”或者“你们不能这样对我!”的心碎孩子,以及那些给儿女们备好各种家乡土产,临行前谆谆嘱托“你们安心在城里打拼,别操心我和你爸,我们在家过的挺好。”的白发老人。

有趣的是,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出外打拼的中国人,在传统上却是个安土重迁的民族呢。故乡观念极重,因此春节归家成了必备节目。正是这种两相拉扯的力量,使得人们不管多远、不论多难,都要回家过年,由此造成了史诗级规模的人类周期性迁徙运动。仿佛在外的苦累和荣耀,只有在回家之后才能得以纾解和告慰。而年轻人很多在大城市里是有自己的小家的,春节的“回家”基本上是指回到原生家庭。传统的宗族观念在这里再次显示出力量。只有回到祖辈的故土和父母的怀抱,才叫回家,才是归宿。(不过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故土观念似乎更淡了,回家主要是为与父母团聚,于是出现一种反向的迁徙,就是把父母接来城市团圆,当然更多是来带孩子。)回家之后,我们完成了身份的“返璞归真”。有网友调侃,每到春节,那些平日里光鲜亮丽地出入于城市写字楼的Judy, Sally, Vivian,回家后就变身回村里的翠花、狗蛋和彩凤。还有不少人贴出自己的对比照,前面是文艺范大气女神,回乡后就成了裹着大棉袄的村口大妹子。这种真实状态让人因会心而忍俊不禁。

曾经一度,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让许多刚刚毕业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发展,由此开始了一波“逃离北上广”的讨论风潮。毕竟回家后工作安稳、住房压力不大,也有家人照应。而在体会了小地方相对单调而一眼望得到尽头的生活,由七大姑八大姨组成的强大舆论场,以及错综的人情关系网络反而让没背景的人出人头地变得更难时,人们又发出了“逃回北上广”的号召。毕竟那里的生活虽难,却有更多的精彩和自由,也更有可能凭借个人的能力成功,因而是更适合奋斗的地方。在安稳与奋进的纠结中,许多年轻人开始了人生的选择。

这就是这个国家人们的候鸟式迁徙。它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看到希望,同时也带来问题重重。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它不仅是个体的遭际,更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体征。不论怎样,允许人们追梦总是好的。只愿人所在之处,即是故乡。

《邂逅记忆》/长安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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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中有一块著名的小蛋糕,就是普鲁斯特笔下的那块小玛德莱娜蛋糕。他所追忆的逝水年华,早年在贡布雷的时光,从这块沾了茶水的蛋糕的滋味中活了过来。这记忆来得偶然又突然,主人公与它的邂逅开启了往昔的闸门。

那是一个冬日阴惨的下午,主人公回到家里,母亲让他喝点热茶,又端来那种名叫小玛德莱娜的贝壳型点心。主人公先掰了一块点心放进茶水中准备待泡软后食用。这时无意间舀了一勺茶水送到嘴里。“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颚,顿时使我混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主人公感到浑身舒坦,但不知这股快感来自哪里。感到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颤动,好似有人从深深的海底打捞起什么东西,那东西在慢慢升起,最终,记忆突然出现了:“那点心的滋味就是我在贡布雷时某一个星期天早晨吃到过的‘小玛德莱娜’的滋味,我到莱奥妮姨妈的房内去请安,她把一块‘小玛德莱娜’放到不知是茶叶泡的还是椴花泡的茶水中浸过之后送给我吃。见到那种点心,我还想不起这件往事,等我尝到味道,往事才浮上心头。”于是,那段姨妈在卧室里养病的幼年时光尽数历历在目了。形象或许会陈迹依稀,但气味和滋味看似脆弱却更有生命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

我们应该对类似的经验都很熟悉,某一阵气味,便让你回想起了与之相连的那些情愫与物事。身体的记忆或许更加持久。就像普鲁斯特写的:“我们想方设法追忆,总是枉费心机,绞尽脑汁都无济于事。它藏在脑海之外,非智力所能及;它隐蔽在某件我们意想不到的物体之中(藏匿在那件物体所给予我们的感觉之中),而那件东西我们在死亡之前能否遇到,则全凭偶然,说不定我们到死都碰不到。”普鲁斯特在这里是区分了不由自主的记忆和由理智参与的有意的追忆。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一文中进一步挖掘了这一区分。他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讨论中解析这两种记忆。前者是一种未进入意识过程的记忆,因为没有进入意识过程,这记忆痕迹才更为强烈和持久。而意识则不接收记忆痕迹,其功能恰恰是防御刺激,通过整合外界的能量刺激,将其变成意识的过程,避免其造成内部的伤害。本雅明谈这两种不同的记忆模式主要的用意是为了表明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人们经验结构的变化。他认为现代社会外部刺激过多,带来了震惊,这使得现代社会比前现代社会更难合成不由自主的记忆。因为那种经验结构,那种不由自主的记忆,其发生须得仰赖缓慢的节奏和生活感受,才能潜移默化地沉淀下来。

根据类似的原理,我们从自己出发也可以发觉到,幼年时更容易积淀起来那种不由自主的记忆,因为那时的我们生活缓慢,尚未生出功利目标不停地追逼,似乎每一刻,每一种经历都缓缓地渗透进了我们的生命记忆中。童年往事,更容易以这样一种方式浮现出来;我们邂逅的记忆多半是幼年或者故乡。表现这类记忆的电影也多以长镜头的方式诉说。而长大后,我们的生活变成了都市片、动作片,一帧帧蒙太奇般快速切换。除了理智上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却似乎少了某种富有质感的体验凝结在不由自主的记忆中。

当然,这种区分和褒贬纯是从记忆角度来说的,似乎不由自主的记忆更富有诗意。不过,此间的回忆不由自主,那时的沉积更是不由自主。人是被动接受的,虽有诗意,也不免会留下伤害。所以幼年时也正是创伤源发之时。成年后的许多性格缺陷乃至偏差行为,多半是旧伤的发作。这时,就只有通过理智的参与,重新整合那些经验,才得愈合伤口吧。(弗洛伊德在对两种记忆模式的分析中,也是认为对精神创伤的治疗须得重新将刺激纳入有意识的记忆库,从而控制那些引发刺激的能量。)也只有这时,我们才作为理性自主的成年人,有能力来照管自己的人生了。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临终疾病救治的“伦理学”》/长安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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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无疾而终和意外身亡,其他的死亡大多都是由于得了病,治不好了。但是随着科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情况,那就是虽然治不好,可是可以维持着生命。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要不要去世,成了人为的选择。许多ICU重症监护室的老人都是如此。没法恢复到可以推出去进行普通护理,必须一直靠着各种机器运转,比如呼吸机什么的。这样一直开着,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所谓尽头,无非是要么脱离危险,要么去世。最后,变成家属做决定,决定是这样一直救护下去,还是实行最后的了结。医院绝不会自己拔掉机器,他们担不了这个干系。外公去世前便是如此。呼吸的管道伸进气管,手脚因为怕挣扎而固定在病床上。那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看到人来总是流露出急切的求救眼神。而且因为是重症监护室,家人是不能在身边陪护的,每天只有固定的时间可以来看望两眼,问候一下病情。可以想象那么一种绝望的状态。能救治好倒还好,但很有可能就是生命最后的日子了,最后的日子终结于这样的状况实在让人痛心。后来家人商量过后,与其让老人一直处在这么难受的状态,不如就顺其自然回家送终。后来即使签过责任书后,医生护士也不愿动手拔管子,让家属自己拔。好吧,就好像他们动了手,一旦老人去世就成了他们的责任。后来外公回到家里,在家人的昼夜陪护下平平稳稳地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虽说大家都不知道是会好转过来还是终究会离去,但心里是踏实的。没了捆绑在身体上的那些器械,有了家人的陪伴,外公那一个月情绪安稳和顺,胃口也大了一些。最终在一个凌晨渐渐失去了意识和呼吸。他最终还是离去了,但奇妙的是,有了这最后一个月的陪伴,大家彼此都颇感安慰,在不忍离别的同时,似乎也因为有了足够时间告别而对自己的内心情感有个较为从容的交代,因而不那么痛苦难耐,仿佛在接受一个自然而来的结果。

这种人为选择的脱离人为救治而顺其自然去世的情况,现在并不罕见。原先病重病危到死亡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现在病危到死亡之间有一个灰色的空间,人为的救治可以无限地拖延这个过程,但还未强大到可以扭转这个过程。那么,要完成这个过程就要变成人为的决定。一方面,这个决定对于做出决定的人显得那么残忍,因为原先源于自然必然性的死亡现在却直接与自己的决定相关。但另一方面,这个决定又那么的温柔,那么的人道。中国大作家巴金晚年饱受帕金森病和其他各种并发症之苦,但作为文化符号,国家和医院一直积极救治,老人在那样痛苦的状态下又在现代医学的助力之下熬捱二十年之久,求一死而不可得,享年101岁,被夸作巴金晚年静养得长寿,创造生命奇迹云云。此时已难以评判何为残忍何为人道。

摄影:Nick Wu(台湾)

《基于友谊的共同体》/长安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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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会饮》篇中,一群古希腊男人聚在一起饮酒聊天,聊的主题是那时大概成风的男性之间的同性恋友谊。按规矩每人轮流发言,谈谈这个话题,并说说歌颂的理由。大家的发言从低到高层次不断上升,最后升华到对真理的爱了。这个是题外话。其中有一人,提到的一点倒是与本次的“友谊”主题相关。根据他的解读,这是一种公民之间的友爱关系,一种联合。你跟一个非亲非故的人结成了亲密同盟。我们现在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结成同盟,但那时候大家知道公民权只是存在于成年男性之中的。而公民与公民之间,在国家权力之外,自己就如此牢固。而正是这种公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古代民主政治的根基。

古希腊的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这种公民之间的友爱。打仗、健身、议政等等,处处可见那种男性之友谊。其实与兄弟情有些像啦,但这就是那时同性之爱的基调,虽然也许只是经过哲学家理想化了的格调。本来《会饮》中,柏拉图也是从对肉体的爱最后上升引导到对真善美的理念的爱了。我们这里不说同性恋,只说友谊。确确实实可以看到,古希腊人的男性之友谊的突出地位。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希腊英雄阿基琉斯因为主帅阿伽门农抢了自己的女战俘而一怒之下拒绝参战,结果战事越来越不利于希腊人这边。后来阿基琉斯发小帕特罗克洛斯代友出战,结果阵亡。阿基琉斯悲伤得天旋地转,终于在一阵悲愤之下为朋友报仇而重新投入了战斗。

而与古希腊的这种基于友谊的共同体相反,阿兰·布鲁姆在其分析《会饮》的文章《爱的阶梯》里面就指出,古代希伯来文化中,则是完全基于血缘的共同体。这在《圣经·旧约》中表现的就特别明显。由一位先祖分出几支,然后每支又有分化。在出埃及的迁徙中,便是曾经来到埃及的以色列的众子及家眷,他们后来的子嗣形成各支,一同出埃及。不同支脉部族有不同任务,利未人就是不事生产、专门事神的。这个民族的共同体是按照血缘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而这血缘的关系又是直接与他们的信仰挂钩的。这位神就是保护他们的血缘民族的。

视野再拉回东方,在古代中国,一直强调的是家国同构。也就是说,家庭是基本单位,国家是放大的家庭。在家里,父亲就像国王;在国家,皇帝又像父亲一样管理他的子民。父权和王权达成某种一致。但事实上,皇帝行使他的专断权力管理子民,却缺乏父亲对孩子的爱护和天然的情感;而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由于像王权那般,则少了亲切和平等。这就是国家权力层层渗透的方法。它与血缘有关,但又不完全如此。而友谊呢,虽有很多传奇的个人友谊,但可以看到,个人友谊在古代中国并不是政治结构的基础。

在一个基于友谊的共同体中,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个人才是真正得以张扬的。他不附属于神或者王权,他选择他的朋友,构建他的祖国。

摄影: 李嘉永(台湾)

《追求优秀的自我与追求热爱的自我》/长安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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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以前,曾经认识一位女同学,在诗歌朗诵的活动中认识的。她好牛的,曾经到香港做交换生,粤语学会了。又刚申请了英国某大学的研究生。在这次朗诵活动中又能感受她举手投足的王者风范,还被外国朋友夸赞真是大美人。活动后的聚餐,她又主动去和日本友人们攀谈交流,有一位是讲粤语的,她还能够主动通过粤语对答如流。后来聊天中得知她还是校区排球队的队员,在羽毛球比赛中得过冠军。等等等等,光辉事迹不一而足。非常羡慕的。事实上,我们学校这类又美丽又能干又多才多艺的女孩子应该说是不在少数吧?她们自律自强,追求卓越,在各类活动中都能出类拔萃,真是很优秀呢!这或许是我也想要追求的境界,可是没有那么优秀卓越的我也只能量力而为了。

当时跟男友讲了自己的羡慕。可是他不甚在意地说,她追求的只是让自己更优秀,她参加那么多让自己优秀的活动,可是她热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而有些人他们追求那个热爱的目标和事业,为这热爱之物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两者的指向是不同的,前者指向自己,外物都是为了自己的优秀;而后者指向那个热爱的对象,自己是为了这项热爱,自我实现也是在热爱之物当中实现。比如热爱读书的人,热爱运动的人等等。乐趣来自这项事业本身,而不是来自这项活动体现了自己的优秀。

好吧,我承认自己以前从未这么考虑过问题。不过想想还真是这样,我自己的思维不也是这样的吗?或许从小的好学生,习惯于让自己更好更强,可是却少了那份从内涌动的热诚和投身于某项事业的虔敬。于是开始自省。但热爱并非一蹴而就,我至今还在慢慢调整心态。找到了Devotion(热爱)或许会辛苦,但想必也是幸福。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钱要怎么花?》/长安喵(寄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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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时候社交媒体上流行晒支付宝账单,看到不少大学友人仅支付宝上就花掉十万,于是慨叹自己一年的收入还远不及此数,而这还是人家仅仅通过支付宝花掉的。加之近日已觉自己收入有限,存钱欲望更强,花销也更比往日吝啬,便升起记账之心,看看钱都花在哪里去了。记了一月份整整一个月,两人总共支出数额相当不小,也是心下一惊,而算起来并无奢侈之处,皆是必要的居家物业,吃穿用度与年节人情往来交通旅费。便觉有必要好好理理自己的消费状况。

盘点工作后这几年的消费观,深觉颇须纠正。原来我不该花的常大手大脚,如偶然动心的衣装鞋履:如今衣服贵,买两件便上千。而该花的却常吝惜俭省,一些该阔绰出手的如为家人添置东西,则往往心有疼惜。

想出一点对策,那便是做预算。算出固定的日常开销作为刚需,每月拨出这笔,其余再做规划。衣服鞋帽护肤品这些则每季度固定预算,超出便不买,如此也利于过滤出真正想要的。一方面节省了,另一方面,在预算以内则不需吝惜,可以免除纠结吝啬之心。这预算的方法也可用到其他将要花大钱的地方,于是节俭而不吝啬。固定每月积蓄的金额,其余也便不需吝惜了。在基督教文化的七宗罪孽中,贪财这种罪的两种表现方式便是挥霍和吝啬这两个相反的极端。

以上预算的方法是用来解决存钱与花钱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外,怎样价位的物品是我这个收入水平可以承受的,也是需要费些思量。因为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总是想要最好。可问题就在什么算是可承受范围。比如面霜,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是200元算可承受,还是500元算可承受?1000元究竟也是出得起,但以这个价钱仅仅买瓶面霜,似乎已超出承受范围。之前看到知乎上有姑娘问,女孩子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可以买奢侈品了。许多回答令我颇受启发。那就是你真正懂得其价值,并且此物真的对你来说很珍贵很重要的时候,那么就可以买了。怎么说呢?比如,一般的收入,奢侈品虽然也买得起,但却没法承担这个标志背后代表的那个阶层和生活方式所需要的一整套东西,这个时候就是承担不起。但并不是说他不能买贵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对他很重要。比如一个精心于厨道之人,一套高端的刀具,他可以分辨得出它们各自的手感,锋刃切割的特性,他得到这一套便如获至宝,这件东西对他就是珍贵的,而对其他人则是完完全全的奢侈品。再比如一个多年的老裁缝师傅,一架高级的缝纫机就会得到他的珍惜,助他在自己热爱的行当所向披靡,而这高级缝纫机对一个普通的偶尔做做针线活的家庭主妇则属于没有必要的奢侈品。看来,钱花在最重要最珍贵的事情上,大概是性价比最高的了。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与其在日常花销上都追求自己达不到的高水准,倒不如在一些不那么在乎的东西上省省,把钱都集中用在你热爱之物事上。金钱的价值说到底不在于存在那里的时候,而是花出去的一刹那。珍贵的不是钱本身,而是它能换来的使用价值。而用在最热爱的东西上可算是花得其所了。仔细想想,收入水平一般的我们,钱大都花在了日用必需品之上了,对于那些热爱的东西,却往往吝啬。这实在是一种可怜的“必要性”生活。如果能在日用必需之外还可支付我们热爱之物,那便是财务自由之时。如果说赚钱讨生活是为了支付必要性,那么赚大钱无非就是为了换得这种自由。而对于并未大富大贵的我们来说,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考量考量,我们那些日用必需的花费额度里究竟有没有其实不那么必需的。

必需之上的自由还可以通过一些小小的花销来趋近。同样的思路也可用于提高生活水平。有一些小玩意,或许只要一点小钱,就可以让生活的幸福感大大提升,比如窗前的一束鲜花,比如桌上的一壶好茶。它们就像生活中的盐,不贵,却提味。有时候似乎钱花错了地方,现在想想,对于我自己的心性与生活方式来说,与其动辄千元买一身一年穿不了几次的时装,不如百元买一套茶壶茶杯,伴随我午后的读书时光。而后者这类小物却是我生活中最吝啬的地方,总觉这类东西于日常生活来说太奢侈。但事实上却才是真真的心头好。所以总是困惑自己,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总舍得一掷千金,而真正心念之物却抠抠屈屈。

总之就是有钱花在刀刃上,而这个“刀刃”除了最重大的必须项之外,恐怕就是自己的热爱了。花的对了,效果便宜人。没有多余钱可供随心使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稍稍调整自己花钱的方向。钱花在哪里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我们究竟是谁。

新年来临之时对自己消费观的一点反思与心得。絮絮叨叨的,但皆出自本心真意,与诸君切磋共勉。

(摄影:PL 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