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代沟”/张雷(中国)

“代沟”虽然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我发现在不同家庭乃至不同性别者身上,代沟的严重程度很不一样。有些家庭子女和父母之间基本没啥情感沟通,或者鸡同鸭讲;而有些家庭的代际沟通就很顺畅。男孩往往不大会跟父母主动沟通情感状况,但我看很多女孩会很频繁的跟家里诉说自己的情感现状。所以代沟尽管存在,但不可一概而论。父母的文化水平,家庭的代际沟通习惯,甚至不同性别的情感表达特征,都会影响到代沟的实际状况。

虽然生育自由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但父母的文化视野显然对子女是否能得到一个愉快的童年有着重要影响。这里的“文化视野”并不是说学历学位要有多高,而是能否建立一个对儿童成长心理学的健全了解。如果你不认为小孩子的成长就是放养——其实“放养”也没啥,但在现代这个互相攀比的都市文化里谁也不会放任孩子的教育——那么如何在正确的儿童成长心理学的指导下进行养育就很重要了。没有这方面的学习,很可能陷入把孩子当宠物或优秀生苗子或二者的结合来养育的误区吧?

其实对成长心理学的学习也就带来了对家庭的正常沟通状况的一种期待。多少家长或是忙于工作,或是夫妻感情陷入困境,而漠视了家庭情感沟通氛围的营建,进而无意中伤害了子女的倾诉欲望。此外,很多父母尽管会主动问及子女,索求沟通,但始终无法摆脱高高在上的家长身份。比如孩子正乐呵呵跟家长讲同学在课堂上答非所问的囧事,家长马上会肃然起问:“那你正确回答老师了吗?”这种对孩子的“关切”就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孩子的诉说激情。久而久之,这种始终高高在上的规训欲让孩子不再期望能和父母平等交流,可悲的“代沟”就这样形成了。

最后,性别的差别是否也会影响到代沟的程度?我想是的。俗话说“女孩是妈妈的小棉袄”。这话有一层意思,即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容易建立共情,也就更容易与长辈建立沟通。不过男性之间的情感沟通也有男性所倾向的方式。男女可能有先天的不同,但我们后天的学习,我们对共情能力的培养,我们对价值观的思辨,这些都是超越性别局限的,更是文明的价值所系。总之,“代沟”不可避免,但父母和子女都是需要学习的。我们对自我的科学认知,正是人类文明之光。

  • 摄影:林明辉(瑞典)
  • 主题: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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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责任与国家的责任/张雷(中国)

“责任”是很多人在责备他人时很愿意放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们经常听见很多人愿意说某某人“缺乏责任感”,仿佛只有能主动具备很多责任感的人才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并不这样认为。现代社会不应将能否具备过分的责任感视为对一个人的评价标准。

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的选择和隐私高于集体对个体的规制。从这一原则来讲,“责任”应牢牢局限于个体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如果是集体和环境对个体的规制高于个体独立与选择的前现代社会,那么每个人除了对自己负责,还应对他所处的环境和社群负责,而每人也有僭越自身、对他人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进行劝说甚至规训的权力。这种主动承担规训他人的“责任”只能存在于前现代的社会中。如果我们的共同价值观以保护个体的选择与隐私为核心追求的话,那他人便无权干涉“我”的行为,亦即无权僭越承担责任。

这就涉及到了对于“普世价值”这一观念的认可。如果我们将个体的权利视为第一位,那国家存在的理由便是服务于每一个个体的自由,而个体对国家则没有任何责任可言——除非是出于为国家更好地保障公民自由而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经过人类数千年的血与泪的教训而得到的这个价值观的共识,便是现代世界所共同遵循的“普世价值”。进而,一个有道义感的现代国家,在其他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举世震惊的侵犯人权的行动时所进行的干预,也是一种必要的“国际责任感”。当然这一责任的承担也需要经过联合国的合法授权。我们一方面对他人的不负责任异常高调,一方面又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大加辩护,所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不应互相干涉”,这是极其前现代的、极其落后的观念!

总之,每个人不干涉他人的自由,是个体的责任;每个国家要捍卫个体的自由,是国家的责任。立基于这两种责任观的社会,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社会,才不至于发生各种无可挽回的人道灾难。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张雷(中国)

人是心怀梦想的动物。小猫小狗在睡梦中也会蹬蹬腿或微微颤抖,也许它们会梦见自己的远方,但他们并不会表达。我们无从得知动物有否梦想,只能说人是明确的具有梦想且能表达梦想的动物。我们小时候心智尚未健全,还不懂得思虑未来,每天的好吃的和好玩具就会让我们很开心,这些东西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小时候的“诗和远方”;随着年龄渐长,我们的“诗和远方”越来越扩大、升华,成长环境、所受教育各异的人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梦想。已故老学者何兆武先生回忆当时西南联大的生活时曾说,当时为什么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有那么大的学术成绩,大家的学习和研究能如此有干劲,就是因为大家都怀着一个念头,即等抗战胜利了中国就变好了,是这个念头牵着大家一路向前走,不管多坎坷。还有句俗语: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在逆境中,“诗和远方”是我们前进的第一动力,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特点。

然而对这个未达之地的执念过头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动物不见得有啥梦想,不过动物的一大优势是:活在当下。它们不会对未来思虑过多,只要眼前有吃的住的就会很开心——这就是“现实”的重要意义。心智尚未健全的小孩同样如此。为什么小孩那么有活力,正因为相比大人,小孩反倒是最“现实”的人!他们和动物差不多,看到好吃的好玩的就会全身心投入享受,不会思虑太多,甚至在大脑发育尚未完全的年龄还会有“万物皆属于我”的错觉。而随着小孩渐渐长大,他们的“诗和远方”也渐渐生长起来、体系化起来了。他们渐渐明白了为了明天的幸福就要忍受今天的痛苦。梦想的开始同样也是苦心经营、处心积虑的开始。如果对梦想的执念过重,而又无法与环境和行动调和,那么无尽的思虑和苦恼就会袭来。很多抑郁症患者正是病在无法调和梦想和现实。

处理好梦想与现实、欲望与行动、执念与环境的关系,真是一个又大又难的课题。心怀远方,活在当下,说着容易做着何其难。思想让人走出了和动物不一样的文明之路,也同样是这个思想让人承受着动物无需承受的痛苦。尤其在这个后疫情时代,种种不确定性时刻会袭击到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头上,我们不知道今天的平静生活会被明天突如其来的什么东西所打破,越想越烦的时候,胡吃傻睡的境界反倒成了“诗和远方”了。真羡慕动物和小孩那种“只活在当下”的彻底性。写到这里想起网上最近的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说得挺好的!如果“诗和远方”不再让你心旷神怡,反倒让你在现实环境里感到痛苦,思虑过重,那么为何不放弃之?只不过放弃一个你坚持了很久很久的梦想,同样说着容易做着难罢了。有梦不易,无梦更难,放弃一个梦难上加难。总之,这个世上没有现成的路,我们都是在深一脚浅一脚的蹚出一条路,那就无论遭遇什么也别想太多,先这么走下去吧。

  •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 主题: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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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创作民主了吗?/张雷(中国)

今天看到“网红”这个主题,我不禁想起大概十五年前,导演贾樟柯曾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一篇文章,对影像创作的民主化趋势大加赞扬。他认为过去的影像制作,硬件与软件设备的费用和技术门槛都非常高,所以电影创作过度依赖权力和资本的介入;而今天不一样了,老百姓手持DV甚至手机,在网上下载一个剪辑软件,就可以自己创作各种视频。当年他对这种民主化的影像创作非常乐观,认为这会打破影像创作的精英垄断,会在民间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回头看这番乐观言论,不禁唏嘘。

的确,影像创作的便捷与网络传播的发达,打破了少数人的创作垄断。我非常喜闻乐见的是网络世界诞生了一批又一批能传授实用技能又能让人心情愉悦的“技术流网红”:他们教人烹饪,教人缝补,展示木工泥瓦工本领,或是进行技术含量很高的各种视频教学,等等。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无保留地奉献给大家各种技术本领,且这些本领往往和我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我们如今能够轻松地找到各种生活小技巧,最大限度降低生活成本,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影像创作的民主大潮。这些网红火了自己,也惠及了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

但是——接下来就是一切唠叨文章中最重要的“但是”——我国的影像创作真的民主了吗?现在有很多让我们莫名其妙浪费时间的网红。他们的短视频毫无营养:或是提炼出某些网络热门事件的情绪点进行演绎,或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塞入密度极大、质量极其低劣的各种笑点包袱,或干脆连故事也不要了、直接用最能挑动网民情绪的措辞对着镜头“喊话”……这些网红不断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分泌,让我们毫无抵抗地消磨自己的宝贵时间,以致成为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政治和商业资本怎会放过这些能挑动情绪、让人沉沦其中无法自拔的网红群体呢!只要有点击量,权力和资本自会找上门,新的“垄断”又会形成。贾樟柯的预想在这个流量与舆论引导同飞、点赞共商业投资一色的“中国特色”网络环境中,还是太幼稚了,简直幼稚的不得了。你看连杨超越都上“学习强国”了,什么网红能红过五星红旗呢?

所以,有毛病的不是网红,而是我们国家的网络生存环境。那个“翻越高墙、连接世界”的因特网初心,至今对我们还是奢望。既然如此,“网红”的背后就必然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引导。言尽于此。成熟的创作民主化,需要的网络环境不是清朗,而是自由。

P/s:知道多一点

  1. 关于杨超越
  2. 关于学习强国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上一篇文章链接:分享两个我喜欢的“网红”/李黎(中国)

我梦见老张头年近九旬/张雷(中国)


我梦见老张头年近九旬,一个人住在单间病房里,身子瘫痪了,小脑也萎缩了,每天都要靠护工和护士来伺候喂饭、吃药、擦身等事情。平时子女都忙着工作,照看孩子,谁也没空天天来看老头儿,而且老头儿也认不清谁是谁。这样的一坨臭肉谁稀罕看呢。今儿赶上端午节,子女们发了良心,约好了都来看看老爷子——最重要的是跟大夫打听打听老爷子还能喘多久的气儿。毕竟每个月的养老金和死后的遗产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不一大早,老头儿就激动起来了,嗓子里一个劲儿的“嗯”“嗯”,伴随着瘫在床上的上半身还直往上挺,既好像预见到什么特别的幸福会降临,又好像是憋着一口什么话要说。

不一会儿大女儿来了,心平气和,一进屋就双手合十,对护工连连叨念起“感恩”之类的话儿。大女儿信了佛了,最近刚刚皈依——当然是喝酒吃肉夫妻生活一样不落的“在家居士”。老头见了大女儿又“激动”起来了,大女儿连连说“这是受到佛性的启示了!阿弥陀佛!”连忙又拿出《金刚经》放到老头的床头。又跟护工说“记得每天都要念一段,老爷子身体就会越来越好!”殊不知护工本身根本没文化不识字。老头看到经书,嗓子里又是一阵“恩恩”,越来越激动。“你看这就是佛缘啊!咱们得商量下啥时候给老爷子办皈依仪式。要不然你看把老爷子给急的!这是最重要的大事儿!”

接着老二领着老婆过来了。老二全家做保健品推销,一进屋不及寒暄就拿出一大堆瓶瓶罐罐,有复合维生素片、大蒜油胶囊、补脑丸等等各种五迷三道的神药,然后对着老头儿开始口若悬河地忽悠这些药的“奇效”。老头瞪着眼睛听他忽悠,当告一段落,老头忽然又激动起来了。“你看咱爹就是领悟力强!不像你的那帮朋友那么愚钝,不知道啥是好东西。”这是在讥讽老大那些干听就是不掏钱买的“塑料姐妹花”们。

紧接着老三领着女儿进来了。一进屋,风尘仆仆的老三心不在焉的问了几句老头儿的身体情况,然后就迫不及待的把话儿“引”到自家女儿身上。“你说这也不知道咋回事,突然一下子就连着两次全班第一。”“唉,以后要是考进重点中学,那压力也更大啊。”“上次撺掇她联欢晚会报节目也就是开玩笑,结果她一下子连唱了三首歌,连晚会节目都是一等奖!来,快给姥爷唱一段!”孙女一边唱,老三一边“偷窥”老大老二的反应,结果老大老二心不在焉,倒是老头激动的已经不能自已,嗓子里的“恩恩”声越来越急促,身子往上窜得越来越厉害,甚至近乎痉挛。“阿弥陀佛!《心经》摆在枕边马上就有效果啊!”“你看刚给咱爹吃大蒜油这效果就起来了!”“悠着点悠着点,一会儿还让孙女继续唱呢!”

“妈!好臭!”孙女大喊。

一股子臭味突然升腾在病房里,伴随着老张头一下子松弛下来的状态。大家循着臭味找啊找,终于在老头屁股底下发现了一泡新鲜热乎的大便。这时护士进来了,看到这一场景,长舒一口气:

“终于出来了。老爷子连着两天没排便了,从今儿一大早就想排但又排不出来,一直在那儿使劲,现在排出来就好了。”

注:“老张头”不是“张老头”的笔误。“老”+姓氏+“头”是中国北方的称呼习惯。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上一日文章链接:一去不返/吴颖慈(新加坡)

我的梦想不过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张雷(中国)


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创作,都需要一个专注的情绪,不受外界的干扰。但最近网络环境实在让人静不下心。文革又来了。只是这次它的战场从真实世界转移到了网上。

十年前的网络,各种派别争论的风生水起,虽不乏暴力语言,但起码势力均衡;十年前的我压根不敢想象,网络的恐惧感在今天竟是如此气势汹汹。当然,更气势汹汹的时候也有,比如北约轰炸中国使馆、南海撞机的时候,但那会儿网络还不发达,极左势力还没大规模流到网上罢了——似乎今天还要庆幸呢,否则就是实实在在的肉体恐惧了。

这几天看到一个评论:“为什么自由派斗不过小粉红?因为自由派一发言便关闭评论区,人家小粉红从不关闭评论区。所以自由派一出来就输了。”我乐不出来。归结于民粹?归结于网络用户素质底下?只有官方一种声音压倒一切的时代,那就不只是网络暴力、而是活生生的肉体暴力了。精神崩溃起码好于肉体崩溃,耳朵污秽可以戴上耳塞,肉体被扔进粪坑就再也爬不出来了。就这一点来说实在应该庆幸时代的进步。

然而,在强权所造成的割裂面前,每个人都恐惧于发声,恐惧于自己的声音会引发与亲人和朋友的隔阂甚至决裂,这才是最最悲哀的事情。当我们每发一次言之前,都要考虑:说的太不爱国了会不会被喷?说的太文艺了会不会被骂装13?批评的言辞会不会因为过于激烈而被人指出“有问题”?想得越多,恐惧越多,也就越什么都不愿意说,也就越来越“沉默”。

然后,极左力量就越来越猖獗。

因为人家的事业就是到处说——或是“理性客观”的说,或是撒泼无赖地说。有“爱国主义”这面大旗做背书,不存在删除甚至封号之虞,怕谁呢?而批评的话语一出现,能存活多久就是疑问;若是被发现“传到境外势力”嘴里的口实,那你里通外国就坐实了——哪怕这一切根本不用任何人说,“境外势力”对你的历史还不够清楚吗?

当网络极左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是彻底缝上嘴巴、自我压抑,是精神逃遁,还是进行毫无希望的争吵?每一种都有道理,每一种的结局又都是那么悲观。

当然,这股文革风,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份儿。也许权力最喜闻乐见的便是语言暴力的不断升级,大家的情绪逐渐压倒理性,标签比探讨更重要,语言暴力无分左右,文字所承载的精神性就这样被撵跑了。就这样,“大地的羽翼纷纷脱落,孤儿们飞向天空。”

我的梦想不过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国族主义大行其道的环境中,能不受恐惧的说出不同的声音,不用害怕朋友跟你绝交、亲人跟你反目,不用害怕政府找你麻烦,不用害怕工作丢了、收入没了。就这点梦想,什么时候能在我们的大地上实现呢?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滚你丫的理财》/张雷(中国)


这期的主题大概是《学文集》创立以来最让我头疼的主题了。看到这个题目,我突然想到《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么个故事:

一个国王有一天出远门,临走时大概是吃饱了太撑了,想拿人开涮,于是找了仨倒霉仆人,给每人一锭银子,让他们拿着当本钱做生意。等到国王消食儿回来了,几个仆人屁颠屁颠前来汇报。第一个仆人说:“主人,我已经用这锭银子赚了十锭。”国王表示你很牛逼然后奖励他十座城邑。第二个仆人说:“我赚了五锭银子。”国王说你也很有方法嘛然后奖励了他五座城邑。第三个仆人说:“您给我的一锭银子,我怕丢失,一直用手绢包着,没敢拿出来。”国王听罢,放声大笑,拍拍这个老实人的肩膀,命令将他的那锭银子赏给了第一个仆人,然后说了句贼有名的话:“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让他多多益善。”

这绝对是《圣经》里最硬核的故事,没有之一。这个世界压根不存在所有人都能获得财富增长的事情。舆论天天呼喊的理财无非也是把老实的穷人的财富以口吐莲花的忽悠和贩卖焦虑的论辩、让他们乖乖地把钱掏出来投入充满罪恶的金融市场然后最终悉数流进富人腰包的鬼扯罢了。甚至理财的诡诈不在于富人让穷人心甘情愿的为自己掏钱,而是穷人抱着有朝一日也能获得财富翻倍甚至财富自由的梦想然后把手头的所有积蓄全部投入充满高风险的理财工具中最终血本无归。“理财”本应在于“理”,但当今吃人不眨眼的金融经济所赖以生存的宣传策略却把全部重心放在了“财”上。如果人人都能做到理性的选择理财工具,那这个世界上将无财可理,因为没有赌徒下狠注也就无钱可骗;而对高风险理财工具的宣传,以及进而形成的相互攀比谁能更有能力驾驭高风险理财工具的社会心态,才是中国式“理财”的肯綮。

我鄙视理财,正因为我看透了打着积攒财富的名义实际干着践踏老实人尊严、污蔑不肯挣不义之财的有廉耻者为时代无能者的这套理财文化。越在金融市场上缺德,却能洗得越白,然后在中国这种权钱勾结的社会里立起牌坊,再干点公益,当个人大代表,上个鲁豫或杨澜的电视节目,瞬间成为一支优雅的白莲花,哪怕他的长相连狗尾巴花都不如。老老实实存银行的平头百姓是最“无能”的,“能人”都在金融和股市里闷声发大财——理财能力和社会评价标准直接挂钩,这套逻辑推到极致,必然是对投机的疯狂崇拜。中国没有银行家兼文学评论家T·S·艾略特,没有保险大亨兼诗人史蒂文斯,只有油头满面天天张嘴吹牛逼的李大霄和能把阿玛尼主线穿成医生白大褂的徐翔。一个没有端庄的仪态和崇高的生命追求、一味鼓吹骗人技巧和投机能力的金融界,不也正是这个国家的缩影吗?

理财不过是自以为是中产者实际却无比脆弱、权力和资本的随意一碾就成渣滓的中国底层百姓的心灵鸦片罢了。一个缺乏勇气却又梦想成功的人,在理财的傻逼梦想里很容易找到海市蜃楼,殊不知恣意挥洒生命的能力远比抠抠嗖嗖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的基金定投要重要得多得多。最后推荐一个中国的理财大师。他就是著名的毛润之先生。毛先生不到三十岁就在北京捞到了两万块大洋的风投。人家拿到这笔钱,回到湖南长沙,想到的不是投资企业,不是股市理财,更不是存银行,而是如何操翻这个世界。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去你妈的减肥》/张雷(中国)


减肥这个话题,对现代人来说,真是逮个屁嚼不烂。无论哪个年龄段,无论对生理健康还是社会审美,肥胖据说都是第一天敌。所有宣传机器天天扯着耳朵向你吼着超重会带来一系列疾病和生理异常的隐患,舆论把“美”的标准竭力向“瘦”的方向靠。放眼望去,天下何人不减肥,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商机甚至“智商税”更是层出不穷。

其实我们这个以瘦为美的社会审美历史并不长。在古代的审美标准中,尽管唐代的“以肥为美”在严肃的史学考证中遭到了很多质疑,但似乎绝无一个朝代像今天这般推崇“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身材。无论是历史典籍还是古代书画,富贵人家和文武官员几乎都是腆着个大肚子,甚至还有人故意养出肚子,美其名曰“文人肚”,戏曲舞台上官员出场经常是双手捧着一个比肚子大出好几圈的腰带,可见肥胖在古代似乎更是文化、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即便《三国演义》的名将和《水浒传》的梁山好汉,经常也是膀大腰圆,和今天审美推崇的浑身肌肉、棱角分明完全不同。

似乎生理学也不完全支持肥胖百害而无一利。脂肪是人体储存能量效率最高的东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身上的脂肪就是人的命根子。而肌肉——尤其是大块的、缺水的肌肉——不仅不能储存能量,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消耗能量。所以摒弃脂肪、锻炼肌肉完全是当代这个富足社会的特有审美。在兵荒马乱的历史上,保存能量是第一要务,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一天劳作完毕早早躺下等待天亮鸡叫继续耙地,谁会拼命做有氧往死里练肌肉块呢?

当乡村丧失了以往的生存方式、彻底沦为都市化吐出的渣滓和垃圾场,脂肪就不再是优越感的寄托,而被栓到都市文化的鄙视链上,进而被市场经济利用,成为制造消费创造GDP的原材料。肥胖的生理隐患倒在其次,肥胖的“社会属性”才是其在当下的核心问题所系。对减肥的近乎病态的号召的背后,乃是阶级划分界限的金笔,资本繁衍自身的子宫。各种瘦成麻杆减肥到昏厥的明星充斥于无所不在的流行文化景观之中,减肥就这样成为了新的偶像崇拜,义正言辞的健康警戒背后乃是阶级固化的蛮横和资本家无耻的吃相。一个健康的胖子就这样丧失了一切尊严,人们拜倒在这尊清癯而健美的“金牛”面前,心里装的并非信仰,而是对阶级沦落、被人耻笑、在世界上无所归依的深深的恐惧。人内在空虚,转而追求形体之美,减肥和整容无非是最快捷的改变自我的方式——尽管一切其实都没变,尽管他“以为”自己变了其实无非在资本经济的催眠中获得了一次美妙的做梦体验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这“以为”却力道千钧。在一个没有衣食之虞、不存在生存威胁的世界中,我们的全部意义不是都要从这一个又一个的“以为”当中攫取么?所以你以为减肥是上帝,我却以为“你以为减肥是上帝”是放屁,都ok喽。人生而自由,为何非要给自己套上减肥的枷锁呢?无论瘦子还是胖子,只要瘦得精神矍铄,只要胖得健壮有力,那就都是好样的。总之,活得舒坦就好,去你妈的减肥。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生命的忙碌》/张雷(中国)


现在“忙”成为了很多人的口头禅。早晚高峰大城市地铁站如逃难般的拥堵局面,午饭期间写字楼群之间行色匆匆的白领人群,大街上所有人脸上写满的焦虑,无不在昭示着现代人的忙碌和困惑。青少年时听到别人说我很忙,还会贱兮兮地凑上去看看他在忙什么;现在别人一说忙,自己马上就会很知趣地告退,“忙”成为了一个大家都理解的人的苦处:仿佛这是一个只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生存每个个体都要承担的原罪。

“忙”就这样成为了一个非常正当的逃事儿的借口。当你遇到不想做的事,当你遇到不想见的人,哪怕你很闲,你也可以很自然的拿“我很忙”作为借口来拒绝。而对方听到你很忙可能比听到你更具体的忙碌原因还要理解你,会更加知趣的避免让你卷入不快。这种互相之间的心照不宣,这种社交中最常见的潜台词,让“忙”成为了中国传统隐形社交文化在当代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的绝佳范例。“忙”可以有“不愿”的意思,可以有“厌恶”的意思,甚至可以堂而皇之的表达“我很懒”的意思,可谓一语多关、一字千金了。

而对于那些真正从早到晚忙碌的人,也许连喘口气说“忙”的时间都没有。我见过到家中安装柜子的工人,他们很早就要起来干活,从早忙到晚,每一次接电话身上大汗淋漓嘴里却是客客气气,从容地商量着接下来每一个装修工作的时间地点,却从不抱怨一个“忙”字;我见过办公室里的接线员,马不停蹄地一个又一个电话的接,每次都是温文尔雅,哪怕口干舌燥,也不会在电话中面对客户的破口大骂抱怨一下;我见过从早上课到晚的老师,即便再累,讲坛上也没有为他准备的椅子,累到不行只好把扫把架在两个水桶之间勉强坐上一会,也不会对学生说半个累字……商品经济社会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压榨一方面让“忙”成为了众所理解的借口,另一方面也让那些真正劳累半生却仅能勉强果腹的劳动力们没有哪怕片刻抱怨“忙”的空间。这是生命的苦,而人们学会了在苦中作乐。

飞机升在半空,透过舷窗看着下面如积木和玩具般的一幢幢摩天大楼、一条条超级公路,以及大陆和公路上如蝼蚁般的汽车、如黑点般的行人,这些蝼蚁和黑点四下忙碌。俯瞰着一切,一种茫然的感觉瞬间升上你心头。仿佛这是一场游戏,我们的忙碌不过是游戏程序的代码在运行。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药丸的大船》/张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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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有某种心中无比牵挂的东西。即便穷如乞丐,他也有对下一顿饭能吃到什么的期待。生命不能也不会只是靠着一个完全被动的东西来支撑。欲望驱使人活下去,但欲望的满足和欲望满足的生理机制终究有限;责任让人必需活下去,但你之所以想要负责终归还是因为你对你的责任对象是有某种期待的——这就是愿望。人没了愿望,没了为了什么而活着的想法,他也就没了活下去的动力。一个人渴望自己以后会有很多钱,会有很多美食和性资源,这是欲望,也是愿望;一个人尽力使自己的父母生活的更好,尽力使自己的子女有出息,这是责任,也是愿望。往小了说,愿望促使个体生活的更好;往大了说,愿望促使人类工作,而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愿望之间的矛盾更是让人争分夺秒地把时间全部用于发展生产力或创造精神财富上。没有愿望,也就没有人类文明。

愿望是个人内心的心结,但当它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形成一种公共氛围之时,它就成了“想象的共同体”,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何兆武老先生有本书叫《上学记》,其中讲了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很多故事。他说那会儿虽然生活贫困,但大家的精气神儿都很足,因为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时代。全国上下在经历了多年的内战之后,第一次能够携起手来,同仇敌忾,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这侵略者某种程度上也成全了大伙儿统一和团结的愿望。所有人内心都维系着一个念想儿:等抗战胜利了,中国就走上团结和发展的道路了,一切就都好了。这念想儿就成为了贫乏的物质生活中大家最大的精神支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他自己”,革命输出、人类大同的理想更是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全民狂热,直到惨祸连连,大家发现自己被忽悠了十年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结局为止。上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的理想同样也点燃了当时的中国青年甚至中老年,最终子弹和刺刀齐飞,鲜血共红旗一色,中华民族开始了近三十年抛掉幻想、踏实赚钱的实用主义发展道路。

民族抛掉了一颗真诚的理想之心,于是便有了“中国梦”。大家心知肚明,表面却全都在装糊涂,宛如梦游,此即谓“中国梦”。百余年的历史上,中国从未像今天这般如此彻底的抛掉愿望之心,或者说彻底的以金钱为唯一的愿望。一个人彻底拜了金,意味着他可以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一个民族彻底拜了金,意味着政治和金钱可以狼狈为奸,独裁者和财团势力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老百姓为了一点残渣可以无条件俯首称臣,所有人都可以变得毫无尊严,而稍有尊严意识者或佯装梦呓,或嘶声呐喊,然后被肉体消灭,消失得毫无痕迹。

愿望的合法性被根除之日,便是人的精神尊严销声匿迹之时。百年中国,于今尤甚。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当年尚且面临着绝望与希望的“辩证法”,然而今日,这“辩证法”都没有了它存在的根基,大家对此已经毫不纠结了。呜呼哀哉!一群丧失了念想儿的中国人,一群梦游中优哉游哉不亦乐乎的中国人,一艘载着十三亿无比精明却又蠢到极致的类人猿的大船,晃晃悠悠漂浮在一片幽黑的大海之上。

我看药丸。

摄影:黄艺畅(中国)

注:有些话不方便说得太白,看不懂文章的话我们私下聊:xuewenji.my@gmail.com。(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