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因为网络媒体的发酵，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这件事情很容易触发现在比较敏感的反“女拳”话题，被一些知名学者和网络公知拿来说事，认为不能把这一事件联系到性别领域，而只是作为治安事件。

在我周围的讨论中，有妈妈认为这两位女性的言语和行为反抗激发了案犯的暴力行为，她的原话是“这几个女的虽没有错但也不够智慧。在我看来，通常受害者悲剧一半来自于自己……当有人摸我后背的时候我肯定不会骂他有病。大哥，来先喝个酒，加个微信做朋友，找机会逃走”。作为一名女性和母亲，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这位妈妈的良苦用心，但是退一步真的能海阔天空吗？

所谓生活的智慧，如果每个人都像这位妈妈一样告诉自己的女儿用退一步的方式面对性骚扰，那么2018年爱尔兰公投废除堕胎禁令，应该就不会有上千人坐飞机回国投票。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唐山事件的受害者不仅包括被性骚扰的当事人，里面还包括了案犯的女伴，这个女伴一开始是帮助案犯暴力受害者，后来开始劝架，被案犯反手殴打。看来，和男性案犯做朋友，也没能逃脱被暴力的命运。联想到美国最近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居然也会出现这样的历史倒退，在我们这说女权很容易被拳击的社会，退一步，不知道会退到哪个深渊里去。

• 摄影：周丽雯（澳洲）
• 主题：退一步
• 上一篇文章链接：什么情况不能退让？/周嘉惠（马来西亚）

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的代表作《榆树下的欲望》创作于1924年，距今将近百年。奥尼尔把这部剧的时代背景设置在更早的十九世纪中叶，这让我在杭州大剧院观看了明星版话剧《榆树下的欲望》时，思绪跨越了新英格兰的乡村、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潮、现代城市的兴起，再到当代社会。奥尼尔在百年之前所谱写的悲剧主题能够延续至今，这充分说明奥尼尔在剧中抓住了很多人性和社会的本质。剧中的欲望放到当代社会依然有共鸣，观众可以将之进行各种替换，金钱、房产、权力、名望、情欲……我们对于很多身外之物都有着不可名状的占有欲，我们被其操控而不自知。

应该说这个版本的演出忠实于专著，在剧本内容和场次方面没有大的调整，演员的表演也是比较贴近气质的本色演出。剧中西蒙和彼得迫不及待逃离故土、伊本和凯勃特死守田庄的对比让我想到了中国当代社会进城与回乡的浪潮。一方面是众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机会，同时又有城市人露出眷恋神情，不时抒发对乡村的热爱。其实他们或许只看到了事情的表象，对于艾碧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一个女人是得要个家！”而不是“一个家是得要个女人。”城市或是乡村其实都不需要我们，是我们在寻找一个“家”。

观看演出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士几次抱怨：“这戏怎么节奏这么慢？”、“怎么还不结束！”我看看时间，开演也才1个多小时。如果是电影，这个时段应该就会出现一系列高潮来打退观众的困意。现代社会的片段性体验已经让现代人没有耐心坐下来，安安静静原原本本地看完一场戏剧演出。如果没有插科打诨调侃互动，没有数字媒体新奇绚丽，没有拼贴改编蒙太奇，似乎就无法吸引现今观众的注意。当然，我并不是在评价这部剧的演出效果，只是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反思。按照雷曼在《后戏剧剧场》一书中的说法，当代剧场已经进入到了后戏剧剧场时期，剧场艺术的多元化和丰富性的确为艺术展演提供了诸多可能。但是如果观众已经默认了后戏剧剧场的表演形式，或是习惯了新媒体表演的日常生活，当他们坐在大剧院这类传统剧场空间中，观看现代主义戏剧演出时，出现的不适、震惊或是沉浸，其实都有很有意义的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类观众的行为和反馈作为观众表演，纳入到剧场艺术研究的范畴中，观众表演也可以成为戏剧演出整体的一部分。

明星版话剧是按照标准商业模式运营，观众有很多是冲着明星效应，花钱买票看戏。这部剧在杭州大剧院的歌剧院演出，剧院观众席体量庞大，但是作为巡回演出的剧目，该剧的舞台布景、灯光音响等方面有点支撑不起这样的剧院空间，使得座位在后面的观众基本看不清楚演员（明星），舞台收音也略有欠缺。这就让很多想要看明星，却又看不清，又习惯于后戏剧剧场演出内容和形态的观众颇有微词。这似乎又回到了城市与乡村、新与旧的纠结上来。2016年年终王菲的“幻乐一场”跨年演唱会似乎给了我们一个技术解决方案。你可以选择花血本坐在VIP区近距离观看，演唱会后排的观众也可以通过实时大屏幕看清楚演出。如果对这样的景观效果还不满意，那你可以在家里戴上VR眼镜，身临其境观看演出。

所以，从虚拟现实技术的角度看，戴上你的VR眼镜，“乡村或是城市？”的命题似乎没有什么好为难的。

（《榆树下的欲望》剧照摘自网络）

巴西里约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作为四年一届的盛事，大家对奥运会还是有很高的期待值。但是从这届奥运会开始，我们发现中国民众的期待产生了变化，大家开始不关注金牌，转而关心起奥运八卦。球场上中国羽毛球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球场下大家开扒李永波、林丹和谌龙的恩恩怨怨。泳池外网红傅园慧的采访视频比拿金牌更让观众感到愉悦，大家还深挖傅园慧的原生家庭探究网红成长背景。当然还有全球关注的博尔特约炮巴西毒枭遗孀的八卦不断刷屏。

为期半个月的奥运热潮中，唯一能与之抗衡的新闻，就是中国明星王宝强的离婚事件，王宝强妻子出轨其经纪人的八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超过了奥运新闻，超过了娱乐新闻，成为了社会事件。

如果用公共生活研究学者理查德·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的观点来看，我们对于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关注，其实和当代社会中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混淆密切相关。在公共空间中寻求共同体的我们，认为共同体是由一群彼此向对方揭示自己内心情感的人构成，而由陌生人所构成的共同体是不值得信任的。这种心理形式的发展制约了一些基本的人格优点，比如尊重他人的隐私。甚至有的时候这种对他人八卦的关注已经超越的他人本身，观众需要从公众人物身上看出某些个人特征，不管他是否拥有这些特征，他们会在幻想中将他实际上所缺乏的人格特征加到他身上，观众变成了窥私狂。比如大家对中国体操运动员商春松家庭生活的关注，变成了家庭重男轻女导致哥哥压榨妹妹的道德绑架，以此来和傅园慧的原生家庭做成长对比。商春松后来气愤地回击这些观众的幻想：不了解情况别说我家人。

这种公共生活与亲密生活之间界限的模糊也体现在人们对性爱的态度上。过去，性爱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在公共领域内被限定。现在，性爱最为一种个人存在状态，是亲密情感的结果，处在公共领域之外。人们认为是否真诚和“坦率”地彼此对待成了亲密关系中的交易的一个特殊标准。当代社会的观众将权威投射在公共人物身上，又以同样的方式抹掉了他的公共自我的边界。公众人物的公众身份和私生活融为一体，在观众眼中没有私生活，包括他的性爱。公众人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卡里斯玛权威（注），王宝强主动在自媒体上公布妻子出轨的家庭纠纷，说明公共自我周边再也没有任何界限了，演员已经不需要演技了。

注：关于卡里斯玛 （按这里）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

最近在上课的时候，和学生一起又看了遍日本动画大师高畑勋的代表作《岁月的童话》，这部影片上映于1991年，影片讲述了生活在东京的妙子有一天向公司请了十天假，到乡间享受向往已久的乡村生活。影片距今二十多年，里面的故事却和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不谋而合。妙子已经27岁，不断地被催婚，作为剩女的她最近总是被童年回忆所缠绕，回忆中有她的初恋小男生，还有暗恋她的转学男生，但是在现实中，她的爱情却一直无处着落。休假的妙子与回乡创业的俊雄朝夕相处，终于找到了自已人生的方向，遵从自我，留在农村，也收获了意中人。

无独有偶最近在中国内地热播的电视剧《芈月传》剧情设置中也为女主角设计了这样三段感情：初恋、暗恋和意中人。这部剧以秦宣太后芈月的一生为蓝本，初恋青梅竹马的黄歇在儿时陪伴她，暗恋她的义渠王保护她，铁血帝王嬴驷与她两情相悦。两部不同背景的影视作品，类似的情节角色设计，有点像是在为银幕前的女观众开药方。

不论是一去不返的初恋，还是单恋的弱势男生，亦或是高富帅的成熟大叔，或许这三种爱情都不是现实生活中剩女的爱情落脚点。成熟大叔是画饼充饥，套用了灰姑娘的故事模式，单恋者也常常被冷落或是物是人非，至于初恋，那应该是女性成长仪式的一部分。荣格在对原始社会原型意象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一特殊的成长仪式：当一个女孩子出嫁时，就要把她从父母图像中分离出来，而且她还不能将父亲图像投射到她丈夫身上，因此，在巴比伦，有一种特别的仪式，就是所谓“寺庙失身”仪式（temple prostitution），即良家女子先必须委身于一个前来朝庙的陌生男子，同他睡一夜，尽管这男子从此一去不返。我们还知道中世纪有类似的法规，所谓“初夜权”：封建爵爷对自己的女奴操有此权。新娘必须同她的主人一起度过新婚第一夜。通过寺庙失身这一仪式，要在女孩心中留下一个印象很深的男人图像，而这个图像与她马上要嫁的男子很不同，这样，当以后婚姻中产生了矛盾的时候，她自然会产生心理回归但不会指向她的父亲，而是指向她曾遇过的那位不知名的男人。这样，她不会退回到孩童阶段，而是退回到与她年岁相当的一个男人身上，便确保不发生还童现象。这一仪式反映在很多艺术作品中，就是初恋情人的一去不返。只有若干年后女孩在失眠的夜里想起，曾经有个木讷的男生站在她回家的路上，问她：“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阴天还是晴天……”（《岁月的童话》）妙子的“吾心安处是吾乡”或许是正确的选择，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能找到吾乡，又有多少人能遵从自己的内心。

(《岁月的童话》剧照，摘自网络)

最近中国内地的一部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正在热播，一个周末我在家里看了几集。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两对年轻夫妻在充满压力的大都市为事业和梦想奋斗的故事。主人公所在的高科技公司要打败竞争对手称霸市场，绞尽脑汁想出的妙计却是编造出一个莫须有的高科技成果，以此让对手乱了阵脚。在两个公司对这个莫须有科技的争夺中，上演着一幕幕抉择于感情和利益的情节。

晚上去看巴西阿默克剧团剧团演出的小剧场戏剧《喀布尔安魂曲》，剧情同样是讲述两对夫妻的故事，两相对比却让我感触良深。戏剧的背景是经历了20多年战争刚刚被塔利班掌权的阿富汗，笼罩着宗教极端主义，两对夫妻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里的绝望与挣扎。这部话剧场景设置和道具设计都采用了极简的方式，回到戏剧本真的演出模式，就连整场伴奏都是由一位乐手在场边用四种民族乐器独自完成的。这种剥离现代演出善用的科技元素的演出，反而让演员和观众能够很好地投入到戏剧演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有阿尔托残酷戏剧的味道。全剧的剧本只有六千多字，演员的形体表演在演出中举足轻重。让我特别震撼的一幕是扮演老年丈夫的演员在极度痛苦中脱去上衣，用水中窒息的方式表达挣扎时，从他背部肌肉中腾起的蒸汽，那是血肉交织后洗涤和净化，戏剧所能表现的“生的欲望、宇宙的严峻以及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让人不忍直视。

一部莫须有科技的电视剧，一场科技莫须有的戏剧，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在法国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现实比电视剧或是戏剧更残酷，熟练利用高科技和文化影响的恐怖分子让我们发现科技与宗教、与生活、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比演出的更为复杂。幸好，面对恐怖主义对于人性的威胁和血腥威胁，法国人民回应是踊跃参军的爱国主义行动以及支持言论自由和反恐的浪潮，不论怎样，我们还坚守最质朴的人性和尊严。

(《喀布尔安魂曲》剧照，作者提供）

今年暑假回乡时，我遇到了儿时的邻居玩伴，回忆起串门混吃喝的岁月感概良多。现在住在现代公寓里，电梯的便利使得大家不用迈步上楼，但也不会再经常遇到邻居。住了几年的公寓，我还是没认清楚邻居的面目。于是，因为不熟悉，电梯里难免就有沉默的尴尬。偏偏中国人的习惯中，电梯里还是要哈拉聊天做礼貌的，如何化解尴尬就成了我每次坐电梯见到邻居的郁闷之处。

幸好常常遇到小朋友，可以避重就轻地和他们打哈哈，但结果基本就是看着他们一脸无辜地被长辈诱导和我打招呼。如果不从，就被大人不好意思地抱歉为不懂礼貌，我心里其实更尴尬。或许这样反反复复的规训之后，他们会像应激反应一样见人就“懂礼貌”，我也是这样被训练出来。但是我似乎打心眼里更羡慕那些可以自由自在沉浸在小世界里的孩子，被规训出来的礼貌，不要也罢。

（摄影：李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