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集》其实有一个前身，即2006年在《南洋商报》短暂出现的《人文》版。当时和《言论》版的主笔黎秀珠女士达成协议，由我策划主题，拉文章，而她则提供版位。当时好像还很有点轰轰烈烈的感觉或错觉，不料报馆“楼上”的管理层十分明智地怀疑到底有谁会要看人文文章？结果《人文》版撑不到一年就被腰斩了。真可惜！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陈年八卦？

来自新加坡的劳悦强老师当时十分支持《人文》版，每个月都来稿。这一篇文章刊于2006年7月16日，题目刚好与《学文集》这个月的主题有关（终于有高手来谈另一种八卦了！），加上来稿衔接不上，心想与其开天窗，不如炒冷饭。不过，人文文章的好处在于“保鲜期”长，十年并不会嫌过时。早前上网去查过，完全找不到这一篇文章，包括《南洋商报》的官方网页也搜不到，有点意外。这是篇内容和字数都有相当分量的文章，如今重见天日，还请大家慢慢阅读。（周嘉惠）

《舌头与八卦》/劳悦强（新加坡）

即使从没读过《圣经·创世纪》的人都知道宇宙万物是全能全知的上帝独力创造出来的。表面看来，上帝的创造名副其实是无中生有，因为“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实际上，上帝的创造依然有所凭据。上帝的凭据正是语言，他并没有真正动过什么手脚创造宇宙 —— 他用的只是自己的一根舌头。

宇宙万物的肇始可以说就是上帝划破混沌鸿蒙的那一句“要有光”。话声未落，宇宙间就随着神的话语亮出光明。这是名副其实的“一语道破”。上帝看见光明是美好的，于是他把光与暗截然区分开来，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从此开始，宇宙之间光暗分明，井然有序。这是宇宙破天荒的第一天。此下的五天，上帝继续鼓动他全能的舌头，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由此陆续依次形成。造物与受造的主从关系也于焉确立。第七天，上帝看着自己的创造，踌躇满志，决定安息一天。

后来，《新约圣经》依然继承《旧约圣经》开天辟地的宇宙观。《约翰福音》开卷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字希腊文是logos，而英文则译作大写的Word。中译是二十世纪初一位高人的手笔。太初有道指的正是《创世纪》所载上帝在渺溟无垠的混沌中唤出的那一声“要有光”。“要有光”一语就是上帝的logos，Word，中译者称之为“道”。

道在中国思想中有其重要的形上意义，道家尤其强调“道生万物”的说法。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中译尚有一层深义鲜为读者和信徒注意。中文的“道”字可作动词用；道也者，说话之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然而，上帝永存，“道”自然也是“常道”了，因此，在《圣经》里，“道”是可道的。

“道与神同在”，因为“道”就在上帝口中，如此，“道”自然也就是神，所以《约翰福音》说耶稣是“道成肉身”。“太初有道”其实就是宇宙间的一切都从上帝的话语开始。当然，宇宙间的一切也是上帝话语的显现。上帝如果三缄其口，则宇宙根本就不会存在。

犹太基督宗教传统这种舌头创世的宇宙观对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不可谓不悠久深远。道就是真理，因为道是上帝亲口的宣言。道既然是真理，则人类自然绝不可以违逆。十诫正是上帝在西乃山上亲口向摩西传达的训诲，原来并非笔授。上帝震撼太初的话语，开天辟地，为宇宙和自然界创造秩序，而西乃山上口授的十诫则替人神界和人际间规定伦次。一切都在舌头上，一切都在话语之中。整部《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圣经》无疑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拉丁文的lingua一字意谓“舌头”，文字产生文化，而西方文字都属拼音系统，均称作language，重点在话音，而不在书写形式。追本溯源，都来自上帝全能的舌头。

中国人虽然讲究道，也极其重道，但话语却并非他们的终极关怀。“道”原来指的是人走出来的道路，而不是发自口中的话语，更不是吐辞发音的动作。人必须靠自己一双眼睛观察熟视，一步一脚印，并无天外遥传的上帝之音可闻。如果“道”也是无中生有，那么，“道”必须是人类自己披荆斩棘，努力开拓出来的。开拓道路绝不可能是个人独力所能为功，而必然是众志成城的结果。开拓必然有成有败，有顺遂，也有逆境，人类必须累积经验，集思广益，然后才有迹可循，有路可走。开拓因此必然需要时间，而绝不可能在弹指之间应声即就，即使上帝“六天的昼夜”也远远不够。

开拓道路的事业无疑必须依赖图则的设计和规划。试想，没有图则，万里长城如何能够筑成？筑城的役夫多半各操自己的方言，沟通并不容易。从这个角度考察，中国人的“道”思想的关键精神其实在于图像，而不在于话音。

《创世纪》中记载人类企图建筑高耸入云的巴比塔，藉以扬名立世。他们同心合力，沆瀣一气，连上帝也感惊愕，担心人类终有成功的一天。于是，上帝把全人类原来得自他的舌头的共同语言分化混淆，使他们无法互相沟通。最终，人类无可奈何，只好各自说着不可互通的新语言，在地球各地漂流离散。巴比塔的美梦由此幻灭。

巴比塔的成败，关键竟然系乎话语，这是古希伯来人的独特之见。这一点恐怕无人比上帝更加清楚，因为真理在话音，创造在话语，这一番道理的始祖正是上帝自己。如果中国古人来撰写这段“神话”，相信关键必定在图则上。

《易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中国古代的河图洛书也可算是苍天对人类的启示，但图、书都是历历在目的文献，而非上天的话音。伏羲作八卦更是尽人皆知的传说了，当然在古代这更被视为信史。八卦乃图像，不是话音，这自然是不言而喻了。更重要的是，八卦并非纯然出于天启。

《易传》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天文地法早就寓藏于天地之间与万物之中，并非无中生有，这是中国古人所见的天启。必须注意，天启是由观察所得，而非耳闻而来。

伏羲是人王，不是上帝，他的观察其实也并非只是他个人的见识，因为他能够兼顾天象、地法以及万物，所以他所作的八卦才能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这是天人合一的最佳体现。八卦里并没有造物与受造之间的主从关系。古文“王”字指的是德贯天、地、人三界的圣人。中国古人重视八卦更甚于纯由天启的河图洛书，个中消息在于读者善自领会。

贯通天、地、人的大德显现在八卦之中，后经文王和周公继承推衍，重卦而生六十四卦，《易传》称之为经历三圣的“天地之文”。中国古人重“文”的传统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显露无遗。这与犹太基督宗教传统之偏重话语文化颇有不同。

六十四卦的精神在贯通二字，既贯天地，又通物情。如果中国古人也企图建筑摩天巴比塔，希伯来上帝混淆人类语言的计谋大概不会得逞，因为中国古人的语言本来就不统一，毋烦上帝多此一举。六十四卦的制作原来就在语言不一的现实生活情况下谋求贯通的一种智慧表现。贯通的关键正在于图像。何以言之？因为图像以及由图像孳乳而来的文字能够超越语言和话音的限制。惟其如此，中国方块字并非拼音文字。

中国文字其实是以“文”来修饰“言”的结果，古人称之为文言。《周易》就是“文言”的结晶。伏羲、文王、周公三圣的话语今天都渺不可再，但他们话语中的智慧却因“文言”而保存下来。数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细味《周易》的卦象爻辞，全都拜“文言”的智慧所赐。尽管世人所说的语言千差万别，大家依然可以互相沟通，讨论《易》理，北美南洋可以一家，东方西域可以同心。至于中华民族可以藉“文言”而融合抟成，跨越地域，贯通方言，则不过是“文言”文化熏陶的余事而已。

至于三圣所见之道，一言蔽之，就是“变，所以六十四卦合称《易经》。变者，变动不居之意，但变中有常，易地皆然，全在善读《易》者自己心领神会，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中国古人觉得“常道”既然不可道，那最好就是不要道了。真理本来就不是耳闻可得，何必一语道破呢？事实上，真理能否道破，关键恐怕不在真理本身，而毋宁在听者的会心。太史公虽然不是所谓哲学家，但他也说《太史公书》所要阐述的微言大义同样是“不足为浅见寡闻者道”。

不要道，因为“常道”不能道，于是三圣想出变通之道，就是画卦成文，以定其象，由象而极其数，如此，易道就可以贯通天下之变，六十四卦就成为亘古永存的“天地之文”，瞬刻一时的话音也就无关宏旨了。

摄影：陈保伶（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