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的含义是目光所及的境界。在我哥哥心目中，父母是他的天，家人是他的地，他自已是天地之间的一根柱子，他必须把这块天地撑得牢牢的，使他的父母和家人能安度人生，无灾无难。    

我比哥哥小七岁，在我眼里他是一根货真价实的榆木柱子。小时候，他天天背着我往返在崎岖的溪边小路上，小路的那一头是母亲打工落脚的村庄。她清早出门，要等天黑才回家，我的恋母情结特顽强，一觉醒来看不到母亲的身影，便大哭大闹，哥哥只好中途溜出学堂，背着我去找妈，等哄睡了，再背回小学堂上课，瘦长的女教师很凶，哥哥背不出课文，便打他手心，我吓哭了，哥哥还唱他自编的儿歌诓我：“大大纸鹞，飞到学校，先生打我，我也勿怕！”中午还得用这只被打得红肿的手给我喂汤喂水喂米糊。我在哥哥背上长得肥嘟嘟的，他自已却面黄肌瘦像一只小猢孙。     

我阿爹嗜酒如命，喝醉了常打骂家人，我是家里的土公主，连醉乡里的阿爹也不动我一根手指，哥哥虽为长子，却是爹手下的练拳袋。阿爹对母亲也六亲不认，时不时地出手动粗，幸好哥哥眼敏手快，一个羊头拱便把阿爹推倒在地，于是乎，雨点般的脑栗子拳便落到他儿子的头上。我好奇哥哥挨了那么多栗子暴（即拳头上的硬骨），怎么没被打穿孔？于是，认定他的脑壳是榆木疙瘩做成的。    

我家住在山角落里，童年少年时代，我眼里的境界尽是蓝天白云和丛山峻岭，于是小学毕业便老老实实在家里干杂活。四年后的一个春天，哥哥带我翻山越岭到海边舅妈家去吃杨梅。路过一个宁海人办的长洋中学，看到一批学生在操场上奔跑，突然两只脚象被钉住一样不走了。哥哥佯装生气，要丢下我自己去吃杨梅，我才一步三回首，恋恋不舍地离开中学那边的视角。恰好这年夏天奉化中学特招小学生上工农班，三年学完六年的中学课程。我偷偷跟着小学语文教师方老师及一批乡间学子，步行六十里山路，第一次到奉化县城赶考。那时，我眼里奉化县城真的好大好大，我怀疑是梦中走进一个王国里了。更幸运的是，我考上了！    

可是我爹并不同意我继续读书，他说，小娘比（宁波人称呼小姑娘）长大嫁人才是硬道理，喝再多墨水也没用！而我妈在大户人家做娘姨，虽是下人，有道是近朱者赤，其眼界大大高于全家人，她竭力主张吃糠咽菜也要供我读书，当然，我爹还是她的天，爹硬不同意她也没辙。这时，我哥便是定海神柱，他说：人生唯有读书高，一切负担我一身挡！他从怀里摸出刚从外地打短工割早稻赚来的工钱，为我挑上被服等行李，一路跋涉就把我送进奉化中学！    

哥哥这一豪迈代价真够大的，他的新婚妻子不依了，说她也要去读书，把钱给她！哥气坏了，你大字不识小字不认，吃的哪头蒜啊！夫妻俩从此失和，加上大饥荒接踵而至，他的第一次婚姻便落下了帏幕。    

光荫荏苒，日月如梭，转眼十个年头过去了，我哥一直在种地，还在拼命地去生产队里赚工分养家糊口，可人民公社的工分的含金量极低微，年终结算下来连口粮钱也不够，而那口粮只够让人每天喝四两左右的薄粥湯！弟弟因熬不住饥肠辘辘打死也不肯去读初中了，阿爹也因长期吃糠和野菜患上肾病加肠梗阻，又无钱送医院治疗，终于惨亡在家里。       

直到我大学毕业，有能力帮哥哥減轻负担时，母亲才开始为大儿子物色再婚対象。可是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穷山沟二婚男人要再成家真的难如登天，哥哥还挑三拣四地拖后腿，把老妈急得如小孩子玩陀螺团团乱转。我只好异想天开，在扎堆上山下乡的人群中去碰运气，偏就碰上了我后来的嫂子，于是把她从扬州带到宁波，我哥白拣了一位黄花大姑娘，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称心如意的一椿大事。更令人兴奋的是大嫂后来有机会返城了，扬州市商业系统把她安排在水产门店里做职员，不但把三个子女的户口迁到扬州市，还带上哥哥去酱品厂里打零工。按当时江苏省的政策，回城知青的配偶，劳务部门有优先招工的义务，我以为哥哥终于守得云开见天明了，谁知才去了两年，他就回到老家，声称不想做工人阶级了，还是农民自在！任我如何劝说，任大嫂怎么求告，他都不听，只有老妈倒是眉开眼笑了，她怕儿子一旦成了正式工人，这一大家子亲人她就见不到摸不着了，因为她的白内瘴越来越严重了。    

按理说，农转非（编按：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已经是一佛出世了，能在大城市里有个家，还有望转为正式工人阶级，这是何等的幸事！可哥哥就这么点儿眼界，他放不下好不容易分到的几亩山林和一亩三分自留田，放不下寡母的眼睛每况愈下，放不下刚营造不久的一间楼房和祖传的一间破木屋，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回老家陪伴老妈，一直到老人家安详地寿终正寝。

• 摄影：Clement（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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