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言获罪不是一个新问题。各个国家早就制定了不同的法律以规定各自言论自由的边界。有些国家不允许抨击皇室，有些国家不允许抨击政府，还有些国家有着数不清的敏感词。但即便是最自由的国家也并非绝对自由，一般来说涉及宣扬纳粹或者种族歧视的言论是自由的底线。这是西方国家反省二战种族清洗以及历史上的种族压迫所做的拨乱反正。除此之外，其他非西方国家都是跟随西方亦步亦趋地保护“自由言论”，既缺少对本民族本文化的历史反省，也没有西方那样的种族敏感度，最后嚼剩的“言论自由”如果不是政治操弄的噱头，也不过是无害于现有体制的一点自娱自乐。

在众声喧哗的今天，言论自由遭遇了远超传统的新挑战。诸多社会议题比如自由言论是否应该尊重个人隐私，自由言论是否能够伤害儿童等等，都让言论审查的必要性浮出水面。最典型的是前美国总统川普的“煽动暴乱”的言论。这种发声是否值得捍卫，成为广泛争议的话题。为川普鸣不平的Elon Musk怒收Twitter，希望可以摆脱左派的政治正确，还Twitter更大的言论自由。但人们发现换了老板以后在Twitter上批评Musk愈加困难。让立法者自己执法，就催生了屠龙少年变成恶龙。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这是因为人的本性总是对自己宽待，而对他人严苛，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社会规范对其制衡。这样的规范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勉强行之有效，但在今天缺乏监管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上，负面情绪与人性阴暗面被无限放大，社会意见无法沟通，舆论两极分化，二极管言论随处可见，宽容的胸襟越来越难得，沉默的大多数则无所适从。这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反思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捍卫言论自由，尊重多元发声？而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拒绝无底线的宽容，并对言论加以限制？对异议的宽容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成立？我们到底是需要尊重不同意见的多元主义还是如鲁迅所说的“痛打落水狗”乃至“一个也不原谅”。是否前者就是符合政治正确的修养，而后者就是胸襟狭小毫无气度？探讨正义论的罗尔斯倡导，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容忍那些不宽容别人的人，否则这个社会本身就会变得不宽容，从而不公正。但他的批评者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对人无限宽容，那么这个宽容的社会最终会被不宽容的人掌控以及摧毁，此为宽容的悖论。人类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各种价值之间既无法进行排序，也不可能进行通约，仅仅以宽容来化解自由与非自由之间的价值对立，则往往是徒劳的。

因此，无论社会意见如何多元，我们是否总应该保持最少限度的不宽容？如果对于纳粹宣传与种族歧视的压制算是政治正确意义的言论审查的话，那么将不宽容建基于对弱势群体或者少数群体的保护，则勉强是一种公众态度的最大公约数。比如针对白人的反向种族歧视虽然也是政治不正确，但因其受害者所处的种族仍然位于强势地位，因此在这类案例中言论自由更得到鼓励。同理，略显过分的攻击言论，放在儿童身上令人不齿，而如针对成年人则可网开一面。当弱者受到舆论滋扰时，言论自由需要让位于政治正确；但当言论双方权力关系相近或者处于权力优势的一方受到攻击时，那么我们需要鼓励多元文化，对不同意见者保持宽容，因为强者总是具有更大的承受力。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总是需要面对无休止的批评而妇女儿童的福祉需要不断立法改善。所谓的文明不过是改变大自然弱肉强食的残忍本能，由丛林法则走向人本法则。

这时总会有一些权贵帮凶或者精神权贵们跳出来喊冤，声称有钱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们的人权也需要保障。虽然开好车的未必是好人，但开破车的也一样可能是宵小之辈，不能厚此薄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应该受到舆论场的不同对待。他们还会论证，利用自己的智慧、勤奋甚至是运气来成为富人并不可耻，也并没有损害社会的公平，而那些躺平摆烂靠福利过活的才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这个本质上是贫穷是否自带正义的问题。今天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贫富差距最大的时代。恐怕大部分富人都不会否认，自己的成功主要是靠运气；而他们不愿意承认的因素里相当一部分是坑蒙拐骗的厚黑学。所谓的智慧与勤奋不过是成功学中油头粉面的装饰物，所起的作用殊为可疑。因此，成功的生成本身就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更何况，如果细分公平与正义的区别，即便穷富差距的形成过程是公平发生的，但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基本正义，将社会资源适当向穷人倾斜也是更合理的做法。换言之，穷人或者弱者才值得被宽容，而越是强权政府，越拥有资源，越不配得到宽容。宽容的阈值取决于阶级的鸿沟。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胸襟
• 上一篇文章链接：谷歌的胸襟/耳东风（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