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作家周游有感于出身的局限，写到：“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是没救了，生长在缺乏信任，动不动就你死我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环境和时代，移民到国外也不可能脱胎换骨。不过我欣慰地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出生的新一代中国人，他们都比我们更加阳光，正直，优雅，更加崇尚人道和公平，他们一定会改写中国人的形象。而我们只好把那些不够高尚的生存哲学在执行下去的同时，隐藏得低调些，再低调些，让年轻人不被影响，不被拖累，让他们有机会进化成更好的人。”这一段长句既充满了世事的通达，也多少表达了对自己出身的无奈。放大来看，这其实是对“国民性”的无力感。即便我们还对“改造国民性”尚存一丝希望，那么它只能着眼于虚无缥缈的未来——现实总是被历史的幽灵缠绕，所谓的文化改造对现状常常无能为力，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出出暴力革命上演。

个人出身体现的“群体性”是性别、种族、民族之外的一个无法选择的却经常被忽视的个体属性。原生国籍、原生社会、原生家族带来的“原罪”与肤色性别一样与生俱来，难以更改。一国之内，它表现为司空见惯的地域歧视。比如我们固然可以不断提醒自己“上海人并不总是斤斤计较”，“东北人并不总是蛮横无理”，“山东人并不总是歧视女性”，但当这样的成见与现实遭遇吻合时，人们总是不禁暗叹：“不愧是**人。”当然这样的歧视对于上海的伤害远不如其之于河南新疆这样的相对落后地方，毕竟有钱人常常对歧视有更强的免疫力。对某个群体的偏见走出国门，它就是符合大众心理却政治不正确的国籍出身歧视。例如，世界舆论场多少存在着一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身的成见，出身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人们多少都有一些“国籍羞愧”，因为他们的出生国长期隔绝于占主流话语权的西方世界之外，且处于相对贫困的一侧。同样是华人，一个中国大陆出身的人，就与非大陆体系的有格格不入之感。一个福建人与数千公里之外的东北人的共同之处也许大大超过与他一水之隔的台湾人；而这个台湾人或许对美国华人也比对他的福建邻居更亲近。矫枉过正之后，来自这些被歧视国家的移民中则出现了“皈依者狂热”（Zeal of the convert）的现象，即努力与自己的出身切割以向移民国证明自身的忠诚，这进一步加剧了既有的“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刻板印象。这都是出身原罪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延续到移民二代三代而不绝。

在社交网络放大了社会保守排外顽疾的今天，无论是地域歧视还是国籍歧视，都迫切需要各式“政治正确”去校正。但在眼巴巴等着“政治正确”来伸张正义之际，总有人寄希望于原生祖国来撑腰壮胆。似乎中国强大了，海外华人就能挺直胸膛了。这个论调的逻辑是有钱了，歧视也就渐渐消失了。且不说“祖国强大”这个目标是否能比“政治正确”的正义更快降临，问题是它与“以暴制暴”的正义并无本质区别，强权带来的正义终归不那么令人信服。更积极的对待方式则是加入广泛的平权斗争，意识到“国籍羞辱”亦是“种族羞辱”“性别羞辱”的一部分，为“政治正确”的正义早一天到来而努力。这比上一种粗暴的“祖国强大说”多了一些理性的成分，但将一切问题归因于外在歧视仍然是一种思维惰性。歧视可以导致羞愧，但告别了歧视并不必然抚慰羞愧。更何况破除表面上的歧视容易，拉近心理的距离却难。你可以要求消除憎恨，却无法制造亲密。“国籍羞愧”或者“文化羞愧”的根本原因来自于系统性的差异与隔阂，由此导致的不自信可能表现为唯唯诺诺的自卑抑或是傲慢冲动的自大，但希望直接产生自信平等的交流只是不切实际。实际上这样的自信不对称不仅存在于华人群体之间或者华人与其他族群之间——只要人类社会尚未根除不平等，自信不对称就存在于所有群体。因此，理性来说，一方面须明白出身于“你死我活”“缺乏信任”的社会并非个体原罪，不是个人可以选择，并无必要因此羞愧；另一方面则不断对这种并不体面的生存哲学保持反省，尽力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像年轻人那样更加阳光、更加自信地去接受乃至改变文明社会的明暗规则。这也许是强调“政治正确”斗争之外的更加漫长的正路。

• 摄影：李嘉永（台湾）
• 主题：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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