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到了波兰。在华沙，学生告诉我，华沙老城虽然叫“老城”，事实上是二战后新建的。整个波兰只有克拉科夫城没被炸毁，因为克拉科夫在二战时期是德军的总指挥部。离克拉科夫大约60公里之远，就是奥茨维辛小镇，离小镇不远就是集中营。

奥茨维辛集中营，我参观了两次。第二次是一位朋友出差到柏林，弯到波兰来看我。他曾经是军人，提出要去奥茨维辛看看。

那时，参观集中营的游客不多，没有导游，也没有解说员。参观路线随游客自己决定。因为我已经参观过一次，路线比较熟悉。再说，一般一个展室常常只有一两个游客在玻璃橱或玻璃柜前面沉默地游走。参观的时空是很随意、从容的。

我与朋友从集中营大门框上架着用41公斤重的铁片裁剪成“劳动带来自由”的标语下，进入四周密布着双层铁丝网的集中营区，开始进行令人不自觉地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是窒息的参观。

一号营区有近30个参观点。几乎一个展室一个主题。我参观的第一个展室，一半空间堆的就是受害者们大大小小、一年四季形形色色的各种衣服，与参观者只有一层玻璃之隔。你在这堆衣服面前，千万不能展开想象，但是你怎么也止不住想象：仿佛在那么多衣领口升腾起一个个变幻无形的幽灵，有老人、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孩子，他们想跟你说点什么，但又发不出声来。从衣领口出来的怨魂越来越多，他们朝着玻璃外的你飘忽过来。这时，你会怎么也看不下去，赶快离开。

可是，当你面对着又一玻璃墙那边成千上万只牙杯、搪瓷碗、勺子，鞋子……你又看到了他们。在另一个展室的墙上，他们更似现实地站在墙壁上，左侧、右侧、正面地看着你。你走到哪里，他们的眼光就追逐你到哪里，他们那浓厚阴霾的眼光，冷漠、迷茫、疑惑，而在这后面隐藏更多的是压抑着的怒火。

虽然已经是第二次参观，但室内的展出的物件仍是让人胸口堵满不知名状的磈磊。而我那朋友参观时，一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不过说什么呢？面对着十一楼和十楼之间那堵死亡墙，知道了受害者在这堵墙前被扒光了衣服，面墙而立，顷刻，后脑勺就进了子弹，受害者倒下的情境，除了沉默、沉默，只能是沉默。

走出展室，抬头看到蓝天，似乎能喘出一口气，然而阳光映衬下的绞刑架即刻移入了眼帘，那架三根木柱结构的绞刑架下，盈盈蒸汽连续不断，又让人想到受害者的灵魂……。绞刑架不远，一座是伪装成淋浴房的毒气室，一座是置有四只炉子的焚尸间。淋浴房的水泥地上，四周嵌着流水槽，顶上是装有花洒的水龙头，实际上，那花洒是喷发极毒氰化氢气体毒杀受害者的毒气口，所谓淋浴房，实是毒气室。成百上千的受害者被送到集中营，一下火车就被挑着分类、站队，绝大部分受害者就直接被扒光衣服赶进“淋浴房”，成千上万的生命就被毒死在这里，紧连着毒气室就是焚尸间。集中营就是集中屠杀啊，我想到了南京的1937年12月。

第一次参观时，我还参观了荷兰、法国等几个国家在奥茨维辛集中营布置的纪念本国受害者的展室。这些展室原来是犹太人、政治犯等受害人关押的营房，搬除了原来两排高低铺的木床改制而成。展室的主题是纪念本国在此集中营的受害者，但每个国家展室布置的形式、角度、风格，或者说展室的设计艺术各有不同，有的像时间隧道，有的像大块积木搭成，显示了各国特色，也值得一看。我就带着朋友走向那一排集中营房。

但是没找到我看到过的展室，倒是来到了一间全黑展室的门口。展馆四周是漆黑的墙，室内除了大门口射进去的一方块阳光以外，再就是直着离门口几十米左边那个角落里的电视屏幕，发出令人发怵阴森森的蓝。这种蓝没有波长，没有光，只有色，森森的兰屏幕上滚动着国名、地名、人名和数字，再加上耳边时而传来轻一下、重一下让人心惊的金属撞击声，一下子又让我想起抗日战争影片中，日本兵扫荡时进村的情境。

这个展室让人看什么？走进去，定睛环顾，原来黑墙上隐隐约约地有着很多字迹，走近一看，是不规则的横一条、斜一条写下的国名、地名、人名和数字。我明白了，这是专门纪念某国家、某地、某楼、受害的犹太人的展室，墙上写得就是屏幕上滚动的内容。

辨认着黑墙上密密麻麻的名字、数字，听到那不规则的会撞碎心脏的金属声，我的心一阵阵地收缩，腿脚一寸寸地发软。实在支撑不住了，我赶紧离开了漆黑的展室。

室外，阳光灿烂。直到跑出顶端环绕着电线的铁丝网外面，我才喘出了一直紧紧屏住的那口气，人才松散下来。远处蓝蓝的天、绿绿的树、一小块一小块的草地以及零零散散的野花映入了眼帘。我又逃出了那座魔窟，我再也不会去了。

集中营大门外就是一条不宽的林荫路。从树林间射出的斜光下，有个年轻爸爸推着婴儿车朝我过来。波兰的婴儿非常可爱，我每次看到都有一种想拥有一个的念头。车里的婴儿，玉色的脸蛋透着淡淡的粉红，嘴里吮吸着一个奶嘴，长长卷卷的睫毛下安静、纯净的蓝色眼睛一直看着我，我的心里照进了阳光，温暖起来。征得孩子父亲的同意，我打开照相机，给这可爱的孩子照相。

突然从奥茨维辛大门冲出来一个年轻人，一边喊着一边向我跑过来，指着我的照相机大声地斥责：

“你为什么要给这孩子照相？”

“天、地、树、花，这些都可以照，为什么要照孩子？”接着他又问：

“你是哪国人？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

那时，我工作之余常在欧洲旅游，旅途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首先认为我是日本人、韩国人，或者是新加坡、港台人。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的经济不发达，很少见有中国人在国外旅游。常常在旅游途中碰到过海关时，明明什么文件都齐全，但就不肯让人正常通过，因为我是中国大陆人。非要花费不少时间，让我下车去海关检查点审查我的入关文件，问东问西。让旅游团其他外国人等上十分钟二十分钟。遇到这种待遇，我常常问自己：欧美国家不是高调宣讲：“人人平等”吗？但我没感受到，相反，我感到他们看不起中国人。眼前那种感觉又出来了，我内心不免愤愤然起来。但是我不能跟一个毛头小伙子吵架。我平静地说：

“首先，我给那个贝贝照相是他爸爸同意的。其次，天啊，树啊，花啊，我也拍了很多，但你不觉得那个贝贝更美吗？最后我告诉你，我是中国人，北京的。”我一连回答了他三个问题。心想：我不能只回答他的问题。于是我也问：

“请问，你是哪国人？”

“意大利。”小伙子很神气地回答。

“噢，意大利！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喜欢孩子的。我在欧洲旅游了十几个国家，我拍了十多个国家小贝贝的照片，他们太漂亮了！当然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不愿意，我不会照。但是，我建议你一定要去中国旅游，你一定要了解中国文化。当然，对你今天的‘路见不平’，我也理解了。”这个意大利小伙子先是怔住了，他身后一起来的中年妇女更是一言不发。但小伙儿又想说什么，上前走近我，被他的妈妈还是阿姨拉住了。正在这时，回克拉科夫的公交车来了。

“先上车吧，这是末班车。”我对那个小伙说，“不然，就在奥茨维辛过夜”。上车的人不少，我和朋友也挤上了车，车门关上前最后上车的乘客是意大利小伙和他一起的女士。欧洲国家的公交车上很安静，即使有人讲话也是轻声轻气的。到了克拉科夫，下车时，我没找到那个小伙，我想他可能还有话要跟我讲。如此，他对我的“路见不平”也就消遁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之间了。

回华沙的火车上，我的朋友问我：

“你最后跟那小子说，理解他今天的‘路见不平’，是什么意思？”

“那——只是我的猜想，希望不是那样。”

“你说得明白一点。”

“好，说白了吧。在照相的问题上，西方人和我们确实有点不一样。他们偏重于对大自然的审美，很少照“到此一游”的相片。而一般中国人喜欢人跟景色一起照，显示曾经‘到此一游’，体现‘留念’的价值。这是两种文化在摄影上小小的区别，以致引起小小的碰撞。”

“为什么说是猜测？”

“那是我对这个小伙为什么那么冲的猜测。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如果他熟悉历史的话，如果他有点自负的话，那么，他今天在参观奥茨维辛集中营时的心理是比较矛盾的，他的气不顺。因为墨索里尼也是战败者。”

• 附图摘自Deutsche Welle (DW)网页。
• 说明：奥茨维辛集中营入口
• 主题：路见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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