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谢我的“当时年纪小”/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1943年2月13日的傍晚,我出生了。我妈说,于是我天天傍晚就哭,我妈竖抱、横抱,我就是哭,抱着我走前走后、上举下抖,我还是哭。给吃、给玩,都不要;给说、给哄,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是会哭。因为我出生的那天,从农历算来,是上天玉皇大帝的生日。怎么说,我都跟玉皇大帝有所牵连。我妈不敢让我哭,不敢大声呵斥怠慢我。我妈说,她的腿病,就是因为我哭她抱着走,心里又着急,这么走出来的。等我长大了,我知道了这些情况,觉得我很对不起妈妈。妈!当时我还不是年纪小,而是没有年纪,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请原谅我的哭。

跟我先后出生的邻居小孩,还有两个是男孩,我们这个墙门里有五个家庭,三家人生孩子,人家生的都是男孩,只有我妈生了一个女孩。我妈觉得脸上无光,都不敢与我爸说话。有时她抱着我,做不了事,想让我爸换换手,抱我一下,也不敢高声叫唤。我爸把我往腋下一挟,我妈心里一抖,也不敢叫出声来,赶快做完事,把我抱到自己怀里拍着我,怕我受了惊吓。但不到一年时间,那两个男孩先后上天做天使去了。我妈才松了一口气:上天不要女孩。再说,她的女儿,有着玉皇大帝的魂魄所系,既下了凡尘,不了尘缘是不会轻易回去的。

我六个月大时,有一天,我妈抱我蹲在厨房的桌子底下。也许是我妈的身子不停地抖动,抖得我痒痒的,我乐了,以为妈妈在跟我玩儿呢,就不停地笑出声来。我妈压低声音一句又一句地对我说:“克笑!克响!”,我就笑得更厉害。这时,只看到桌子边出现了两条胖墩墩打着黄色绑腿布的腿脚,有人吆西吆西、八格牙路、八格牙路,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一把有刺刀尖的枪管还伸到了桌子下面。我妈用手压住我的头,猫着腰从桌子底下钻出了身子。她紧紧地搂着我,把我的脸贴在她胸前,浑身抖动着。我总是觉得我妈在逗我,还是笑个不停。突然我的腋下伸进了两只手,把我凌空举起,一直举我到我家的房间。那时,我刚认识我妈的脸,眼前不见了我妈的脸,就叫喊起来。我妈紧跟在我身后,“老爷、老爷!伊是小人,伊是小人”地叫着。

那个日本宪兵良心算是大大的好了,没有把我挑在他的刺刀尖上。他把我举到我家房间,然后把我扔在床里边。紧跟着,有两个日本宪兵也各自举着邻家的两个儿子走到我家,把两个儿子跟我扔在一起,三个小孩平时就常常见面,我见到他俩就捉摸起他们来,不哭不叫了,但他们俩却哭个不停,可能因为到了一个陌生人家的家里。日本宪兵让大人站在一边不准走动。我妈说,她们四个女人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嘴里连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尤其是水珍妈全身抖动着,吓得在地上捣蒜似地叩头不止,因为她曾被日本鬼子奸污过,一见日本兵,往昔的屈辱、怨愤、惊悚又涌溢全身,水珍姐靠在她妈身边嘤嘤地哭。而另一些日本宪兵就如抢劫者一样,柜子里、箱子里、桌子的抽斗里,到处翻动着我们家的每一件物品。她们看到马桶很好奇,以为里面藏着东西,掀起盖子就往里看,一股臭气冲上来,鬼子急忙把盖子扔回,嘀咕、嘀咕地骂骂咧咧。翻完了我们家,他们还是让所有的大人和小孩都集中在我们家,不让出去。他们呢,一家又一家地捣腾,整整翻了半天,什么也没翻着,就扬长而去。后来,听说是宪兵司令部(后来的浙江日报馆处)丢了什么东西,四处搜查不已。丢了什么东西?找到了没有?我妈说不出来,我也就不知道了。

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宪兵正面“冲突”,也是妈妈讲给我听的。我的笑让妈妈受了惊吓。我当时刚刚有了一点年纪,什么也不懂,妈当然原谅我啊!

六岁那年,亲戚二奶奶在绍兴城他们的新房子里做六十大寿。也请了我爸一家。去的那天,我妈带着大弟、二弟跟我家大伯一家坐车去了绍兴。让我跟着外婆家的周家小狗哥哥去绍兴。结果小狗哥哥晚到了,我和他没有坐上当天最后一班到绍兴的车。小狗哥哥又把我带回家。但是房门被妈妈锁了,我进不了自己的家。小狗哥哥把我放下就出去另想办法。我一个人在堂屋里哭了起来。邻居家水珍姐姐听到后,来到我面前,拿出一根线搓成的细绳跟我说:我跟你挑花花线吧!然后,我就一边抽泣着流着眼泪,一边跟水珍姐姐玩起了花花线。过了一会儿,小狗哥哥回来了。他说我们要坐当天的夜航船去绍兴。

那是我第一次坐船,而且是晚上坐船。夜航船比一般的船长一点,而且真的是晚上才开船。一上船,小狗哥哥就安排我睡下。反正四周是黑簇簇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躺在船板上,觉得身子侧到左,然后又侧到右地向两边摇晃,一会儿头就有点儿晕乎乎,睡着了。忽然耳朵边响起“唰——唰——”水流声,又听得“嗯啊——吱——,嗯啊——吱——”的声音,我坐起身,看看前面黑黑的,后面也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到。仔细听,“嗯啊——吱——”的声音是从船后传进来的。接着又传来压低的说话声:三更过哉,快哉!我爬过去,用手一摸,是一块布帘,撩开一看,两个人两支长橹,“嗯啊——吱——”是摇橹的声音。我妈告诉我,船是绍兴人的小包车。绍兴人都会划船,划水的有船桨和船橹。船桨是坐着划小船用的,船橹是站着划大船用的。我妈也会划船,划的是小船。小船就是现在说的绍兴乌篷船。我正趴在船板上看他们一前一后地摇橹,突然有个人说:“小人,睏觉去,再睏一觉就到了。”我忙缩回身子,躺下了。躺在船板上,睡不着了。耳朵里都是船板下唰——唰——轻柔的流水声和船尾“嗯啊——吱——”的摇橹声。但是慢慢地,我又迷迷糊糊了。

船头和船尾的两块布帘外透进来清新明朗的晨光。懵懵懂懂中,小狗哥哥拉我上了岸。没有船码头,只有一条油菜田旁边的石板路。小狗哥哥拉着我爬上斜斜的河坎泥坡,踏上了石板路,又拽着我急急忙忙地穿过油菜地的田垄,进入了一个村子,绕过几排房子,出了村,在一条大路上,我俩坐上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带我们到了城西西小路二奶奶家。小狗哥哥几乎是拖着我急急地走过一间又一间的房子,一个又一个的天井,那么多的房间,那么长的通道,最后把我领到妈妈身边。小狗哥哥吐出了一口气,别过妈妈就走了。妈妈抱着二弟,大弟依在她的身边。我都要哭出来了,妈妈却让我见过坐在中间的二奶奶,二奶奶矮矮的,我叫了一声,拜了几拜。我没哭出来,因为被身后这座大房子,跟它的天井吸引住了。天井里铺着石板,中间有个圆圈,圆圈里是土,土里长着树。见妈妈忙着照料两个弟弟,我绕着树转了几个圈。就转房子去了。房屋一进又一进,一共有五进。后面有块大空地,阳光灿烂,显得很开阔。那么大的房子!我问妈妈,她告诉我:大屋二娘娘的五个儿子都在上海赚钞票。噢——

我非常感谢妈妈给我的这次旅行,非常感谢小狗哥哥的迟到,让我一生中有了唯一一次夜航船的经历。现在还有谁能坐上摇橹的夜航船?我很幸运当时我年纪小的时候有夜航船。

小学一年级时,我们搬了家。新家对面有座红色大门的金华将军庙,庙很小。听说里面供奉着梁山好汉张顺。张顺是《水浒传》中水寨的第三位头领,在水里有一身好功夫,绰号“浪里白条”。张顺曾率水鬼营凿沉海鳅大战船并活捉高俅,威震天下。后来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张顺在镇压农民军方腊时战死在涌金门。其实,庙里供的是曹杲。曹杲曾是吴越王钱元瓘时期(936年)的金华县令。我想,这才是为什么叫金华庙的原因。后来的吴越王钱弘俶去汴京参见宋太祖赵匡胤(976年),委托曹杲临时主持国事。那一段时间,曹杲为解决杭城百姓吃咸水之苦,凿沟渠过城墙,筑涌金水门,引西湖水入城,建得一池,便是涌金池,解了杭城老百姓的饮水之难,我想,这才是为什么建造金华庙的原因。而张顺呢?现在站在1999年重新筑成的涌金池水中,是浔阳江中打鱼的装束,也算是回归到了他自然的本身。

金华庙里有一方水池,水池里有脊背碧绿碧绿的青蛙,那种绿色像玉石中的祖母绿,绿得诡异,发着光,让我惊讶、起敬。当时我把神秘的青蛙当做是金华将军,常去金华庙看青蛙。出了家门,穿过马路,跨进庙门,直到水池边,只要一分钟。因为水池在屋内,水是黑黑的,青蛙就特别绿。看得到青蛙,我就觉得今天特别运气。我从没看供在那里的菩萨,因为很黑,那时也不知道曹杲和张顺。现在,这个金华庙的位置已经成了杭州索菲特酒店的一部分了。

庙旁边有家理发店,理发店后面有个窝棚,住着一个膝盖以下没有小腿和脚的中年汉子,我们叫他“大伯伯”。妈妈告诉我说,他是北方人,打仗时,他的腿被日本军的炸弹炸掉了,走路就靠在膝盖下绑着一点棉花、布头和着地的一块汽车车胎上的橡皮,移动时必须用手帮着按地,两条大腿才能一并向前甩动前进。看他粗眉大眼的国字脸、很显体魄的上半身,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一个高大、强有力的男子汉。他靠给别人劈柴、打杂工过日子。男孩子常常到他的窝棚前叫他“没脚佬”,惹他,想引他出来追逐他们。“大伯伯”生气地红着脸,拿着一根竹竿,想追打他们,这怎么追得上?妈妈听到外面小孩子跟他打闹的声音,常常对我说:你千万别跟他们一样叫,独手独脚的,也回不了家,真可怜。

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叫涌金门直街,东边直通是中山中路的羊坝头。涌金门直街的西头就是南山路,原来称为膺白路,是为纪念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要黄郛(字膺白)而命名。黄郛是个誉毁天下,极有争议的人物。现在南山路口大华饭店地段曾有黄郛故居。解放后,膺白路改名南山路。不过我觉得“膺白”两个字很好听。路两旁高大梧桐树荫下、人烟稀少的马路,加上“膺白”两个字音,膺白路是杭城最漂亮最有诗意的马路。

1950年5月。一天,街上多了很多穿黄军装的士兵。说是解放军打到杭州了。但是在西湖边的人家没有听到枪响。那天下午,我家的客厅住进来一队背着各种大小军鼓、洋号的解放军。他们不跟我们说话,每天在下午吹号打鼓,进行练习。那时我和弟妹们就坐在厨房和客厅通道口的阶梯上看他们练习。有一个人专门打拍子,后来知道那人就是这个鼓乐队的指挥。二弟很喜欢,几乎每次都去看他们打鼓,还跟着那个指挥,两只手挥上挥下、横过来竖过去地学着打拍子。没几天他们就走了,好像住进了南山路上,后来是浙江军区政治部的大院子里。

过了两天,邻居施伯伯家来邀请我们一起去看看刘庄。说西湖里的刘庄可以公开参观了。妈妈没时间,就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要去,邻居们把我拉上了施伯伯家的大卡车。卡车开在一条我不认识的、两旁都是绿树的土路上(现在是杨公堤)。第一次坐敞篷卡车,最大的感受就是迎面有力度的风,吹在脸上,睁不开眼睛,耳朵边是风力快速掠过的呼呼声。一路上听车上的邻居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那个老板姓刘,所以叫刘庄”、“房东已经逃到香港去了”、说那里“是杭州西湖边最好的园林别墅”……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时我对刘庄的情况一点儿都不知道,只是挤在大人中间凑热闹的小伢儿。我记得那次我只看了一栋房子,留有深刻印象的是那栋房子里五颜六色的玻璃,那种深深的红绿黄蓝紫雕花的玻璃那么奇特,世界上竟然有宝石般的玻璃,多想得到一块。又跟着大人去庭院里挠“痒痒树”。有的人说,你在下面挠挠树干,树痒痒了,上面的树干和树叶就会动起来。那时这种树很难得看见。我挠了,树枝和树叶也动了,但谁知是我挠动的还是风吹动的。其实,就是紫荆花树。那种树干光溜溜的、油亮亮的树皮,春天先爆出紫色的像珍珠一样缀在树干上的花,后长叶子、现在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树。

没几天刘庄又不能随便进人了。杭州的解放,在七八岁的我,脑子里留下的痕迹,就是上面这两件事。

也在那年春天,我进了杭州师范学校附属南山第二小学,成了小学生。一年级第一学期时,我的教室在湖滨一公园,据说是那时的澄庐。对那里的教室已经没有印象,但是我最记得的是我从学校回家路上最热衷、最愚蠢的游戏。回家的路右边是澄庐别墅的围墙。从一公园到涌金门,无聊的放学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走回家。我总是喜欢伸出手指,摸着墙,随着脚步的走动,手指在墙上跳动,麻麻的,不一会儿,五个手指头上都是灰白的墙灰。围墙没了,回家的路就走了一半。手指在裤子边上擦擦、拍拍,也看不出什么灰来。如果是秋天,秋风一起,空中一片片小折扇样子、黄黄的银杏叶随风飘飘洒洒,我就看它们飘到地上,我再从地上捡起它们。总要捡上满满的一把,从中拣几片,把它们夹在书本里。余下的,再从我的手指间向空中撒出去。快到家时,拍拍衣服,拉拉书包带,进了家门,也没东西吃。我妈也不要我洗手。

一年级下,教室搬回到杭州师范学校南山二小的本校,就是现在浙江美术学院的位置。后来杭州师范学校,搬到玉皇山脚下海军疗养院旁边。二小暂时还没搬出。我不用穿马路走到一公园上学了,但是我要经过中药号胡庆余堂库房高高的黑瓦白墙。墙上那硕大无比、漆黑油亮,看上去每个笔画都有些凸显“胡庆余堂”那四个招牌大字对我很有吸引力,总觉得那高高的白墙,黑黑的大字很了不起。高墙里面是什么?有的说是药店的仓库,有的说里面养着梅花鹿。我很喜欢这面墙,气派、神秘,还因为我放学后还是可以摸着白白的墙面回家。

墙面摸没了,是转弯角,就快到家了。路的转弯角有一家小糖果店,还有蜜饯。开始时我常常去糖果店门口站一会儿,看看这个瓶子里五颜六色包着糖纸的水果糖,看看那个瓶子里的芒果干或者甘草梅。老板或者老板娘走过来,看看我没伸出捏着钱的手,连问也不问。我妈从来不给我零用钱,我也没有向妈要钱买零食吃的胆子。看了几次,没有新鲜感了,我就不去看了。

我在南山二小读了两年,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刚开学时学写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中有个“莉”字,三部分组成,常常上的上,下的下,左的左、右的右,很难挤到小小的方格里。那时,汉字还没简化,“云”字上面有个“雨”,两个字上下相叠就变长了,怎么写都挤不到一个格子里。父亲只会要我写十遍、再写十遍、再写十遍,写得我都不认识是什么字了。我写字的桌子是大人坐的方凳,我坐在小竹椅上,两条不短的腿蜷在凳子下,动也动不得,很累。最后写得我都哭了,父亲还要我写十遍。我妈在一边心痛了,快步走到我身后把我拉起,把凳子推向墙边。说:“我们不写了。我一生一世不认得字,照样活得好好的”父亲听了妈妈的话,没说话,但他看妈妈那一眼,我有点怕。之后,老师在我写的名字上进行了修改,我才明白怎样才能写好“云”的繁体字。后来,我又写了十几遍,终于写好了。

从写名字一事中,我想到很多:字是一定要写好的;有时父母要我们做到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喉咙响;云是一定和下雨连在一起的东西,一个空间里,大东西放不下,如果把它们变小了,就放下了,两样东西,变不了这个就变那个。

第二件事就是回家路上摸墙、捡树叶的游戏。我觉得寂寞的路途上,仍然会有很多趣味的事情可做,就看自己寻找乐趣的心力了。

第三件事是二年级过六一儿童节那天,解放军叔叔送我们吃橘子的事。我们学校对面是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二年级上学期,六一节那天,政治部的解放军叔叔抬着一箩筐橘子,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把橘子对堆到讲台上。我们班分得了一堆。老师先分给我们一人一个,还多出几个,老师把一个橘子掰成两半,每人半个,分给班里一部分同学。我也多得了半个,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师会让我多吃半个橘子。我多吃得莫名其妙,也高兴得莫名奇妙。

除了这三件事,老师是怎么上课的,我是怎么做作业的,我统统都记不得了。不过我知道我的书包是个单层布的手拎布包,一本语文书,一本算术书,两个练习本,一支铅笔。拎着书包带,可以把书包在空中甩圆圈,没有重量。

我读小学一二年级,妹妹两岁半,但是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吃不下东西,得了什么小儿疳积。疳积病的人形体消瘦,精神不振,夜眠不安,毛发枯黄,明显脾胃功能失调,还饮食异常,烦躁易哭,她都具有。提起饮食异常,说出来,大家都要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妹妹吃蟑螂吃得很香。不是现在的德国小强,是有翅膀会飞的本地蟑螂。晚上爸妈在厨房里抓蟑螂,蟑螂跑得很快,有的还飞到东飞到西,爸妈低头找,抬头寻,要抓住它们还真不容易,一旦抓住后就把它们关进玻璃瓶,一个晚上能抓个七八只,很不错了。第二天早上,妈妈先把锅烧热,然后很快地把蟑螂倒进热锅里,盖紧锅盖,掂几下锅子,估计蟑螂热昏了,就打开盖子炒,炒着炒着,厨房还飘出一股香气,蟑螂炒熟后还挺香。妈妈把蟑螂倒在小碗里。妹妹早就坐在一张方凳前面,着急地叫着:“我要,我要”,妈妈摘去了蟑螂的翅膀和脚,把碗放到方凳上,妹妹左手急急地拦过碗去,右手伸到碗里抓住蟑螂就往嘴里送,“咂吧咂吧”地嚼得很香。在《本草纲目》里确实有记载,蟑螂是一味药,散瘀、化积、解毒,还主诊小儿疳积。妈妈不知从哪儿听来,给妹妹吃蟑螂,治她的疳积病。妹妹呢?还的确吃得很有味道。我感到奇怪,活蟑螂那味道真难闻,炒蟑螂却那么香,但我不要吃。站在妹妹旁边,看她一只一只地往嘴里塞,心里奇奇怪怪的,她怎么会要吃蟑螂?

办了房子后,我家的乡下客人就多起来了,而且都是妈妈娘家的亲戚。客人大多通过爸爸给他们介绍了工作。妈妈有个表弟,我们叫他寿舅舅,他和小狗哥哥都进了染坊厂。后来大姨一家四口人也从绍兴来到杭州,就住在我家的亭子间。我的姨表哥,爸爸就介绍他去百货商店做了学徒。大姨和大姨夫就做起了卖汤番薯的生意。每天很早起床,在大门口的天井里洗番薯、切番薯,然后装进一只大铁锅,搁到用汽油桶改制的煤炉上烧。烧熟以后,抬到膺白路马路对面的行人道上摆摊。那时没有城管,没人赶。大约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大锅番薯就卖得差不多,只剩下锅底的一点汤,大姨他们就抬着锅灶回家了。

我想吃番薯的话,当然不成问题,不过我不太喜欢吃甜的,吃完嘴就有点苦。

小时候,最喜欢家里来客人。寿舅舅住在我家时,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喜欢他。他会讲故事给我们听,一吃完晚饭,我们就围住他,要他讲故事。他就讲关公、张飞等很多《三国演义》的故事。有一天,他讲完赵子龙单枪匹马闯入曹营救出刘备儿子阿斗的故事,我们很想知道那个小孩阿斗的故事,缠着寿舅舅再讲下去。寿舅舅最后说:“好,我再讲一个十万大军过独木桥的故事”。于是寿舅舅闭着眼睛讲:“话说张飞,听说赵子龙一个人去曹营救阿斗,就带领十万大军去接应。十万大军一路上啊啊啊——地飞快行军。突然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没有船,只找到一座独木桥,怎么办?只好一个一个过。你们数好了:一个过去了,二个过去了,三个过去了,现在你们数下去……”寿舅舅不讲了。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他睡着了。我们把他摇醒,让他讲下去。他问我们,有多少人过了独木桥了?十万大军过完了没有?我们才知道寿舅舅是在搞我们。我们就有的爬上他的肩膀,有的就摇他的膝盖,吵个不停。妈妈叫我们睡觉了,寿舅舅才得以脱身。

小时候,妈妈会在清明、中元、冬至和过年前,带着我们去二舅家祭祖走亲戚。在他们家里待上一天,吃两顿饭,晚上才回家。那一天是我们最高兴自由的日子。在二舅家,我发现墙上挂着一张奇怪的照片:一个人跪着,一个人坐着。走近仔细一看,是二舅跪着、双手拜着坐在椅子上的二舅。我看不懂这张照片,后来再想想,自己拜自己——就是自己求自己,就是说有什么事,不用求别人,求自己最好。这张照片给我印象很深,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很大。

我还记小时候第一次生病发烧的情境。小床靠着窗户,白天的光线很好。隔着蚊帐望着窗外,只看到长方形的窗格子,没有树叶子,也没有小鸟的叫声。发烧使得我的手脚没了力气,手脚动弹不得,脑袋很重,抬不起头来。努力睁开眼睛,病床上白色的蚊帐,整帘整帘地一会儿飘过去,飘过去,飘得得很远很远,越来越小,像远远山顶迷漫的一片白雾;一会儿又飘过来,飘过来,很近很近,像一张白色的、有万千细孔的渔网,一直压到我的头上、身上,透不过气来。记不得病是怎么好的,但会飘移的蚊帐变成渔网至今没忘。

“那时年纪小”,是我人生最新奇、纯真、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对任何事就是一个客观认识,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深入复杂的关于原因、结果的逻辑思虑。高兴就是高兴、喜欢就是喜欢,奇怪就是奇怪、哭就是哭,可以哭着玩游戏,一切都很单纯。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什么是烦恼,什么是痛苦。能穿越在一段带给我全新感受、自由自在、毫无遮掩并令人轻松愉快的过去。我感谢我的“那时年纪小”。

  • 附图摘自网络:杭州 刘庄
  • 主题:当时年纪小
  • 上一篇文章链接:童年嘛/练鱼(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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