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13日的傍晚，我出生了。我妈说，于是我天天傍晚就哭，我妈竖抱、横抱，我就是哭，抱着我走前走后、上举下抖，我还是哭。给吃、给玩，都不要；给说、给哄，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就是会哭。因为我出生的那天，从农历算来，是上天玉皇大帝的生日。怎么说，我都跟玉皇大帝有所牵连。我妈不敢让我哭，不敢大声呵斥怠慢我。我妈说，她的腿病，就是因为我哭她抱着走，心里又着急，这么走出来的。等我长大了，我知道了这些情况，觉得我很对不起妈妈。妈！当时我还不是年纪小，而是没有年纪，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请原谅我的哭。

跟我先后出生的邻居小孩，还有两个是男孩，我们这个墙门里有五个家庭，三家人生孩子，人家生的都是男孩，只有我妈生了一个女孩。我妈觉得脸上无光，都不敢与我爸说话。有时她抱着我，做不了事，想让我爸换换手，抱我一下，也不敢高声叫唤。我爸把我往腋下一挟，我妈心里一抖，也不敢叫出声来，赶快做完事，把我抱到自己怀里拍着我，怕我受了惊吓。但不到一年时间，那两个男孩先后上天做天使去了。我妈才松了一口气：上天不要女孩。再说，她的女儿，有着玉皇大帝的魂魄所系，既下了凡尘，不了尘缘是不会轻易回去的。

我六个月大时，有一天，我妈抱我蹲在厨房的桌子底下。也许是我妈的身子不停地抖动，抖得我痒痒的，我乐了，以为妈妈在跟我玩儿呢，就不停地笑出声来。我妈压低声音一句又一句地对我说：“克笑！克响！”，我就笑得更厉害。这时，只看到桌子边出现了两条胖墩墩打着黄色绑腿布的腿脚，有人吆西吆西、八格牙路、八格牙路，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一把有刺刀尖的枪管还伸到了桌子下面。我妈用手压住我的头，猫着腰从桌子底下钻出了身子。她紧紧地搂着我，把我的脸贴在她胸前，浑身抖动着。我总是觉得我妈在逗我，还是笑个不停。突然我的腋下伸进了两只手，把我凌空举起，一直举我到我家的房间。那时，我刚认识我妈的脸，眼前不见了我妈的脸，就叫喊起来。我妈紧跟在我身后，“老爷、老爷！伊是小人，伊是小人”地叫着。

那个日本宪兵良心算是大大的好了，没有把我挑在他的刺刀尖上。他把我举到我家房间，然后把我扔在床里边。紧跟着，有两个日本宪兵也各自举着邻家的两个儿子走到我家，把两个儿子跟我扔在一起，三个小孩平时就常常见面，我见到他俩就捉摸起他们来，不哭不叫了，但他们俩却哭个不停，可能因为到了一个陌生人家的家里。日本宪兵让大人站在一边不准走动。我妈说，她们四个女人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嘴里连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尤其是水珍妈全身抖动着，吓得在地上捣蒜似地叩头不止，因为她曾被日本鬼子奸污过，一见日本兵，往昔的屈辱、怨愤、惊悚又涌溢全身，水珍姐靠在她妈身边嘤嘤地哭。而另一些日本宪兵就如抢劫者一样，柜子里、箱子里、桌子的抽斗里，到处翻动着我们家的每一件物品。她们看到马桶很好奇，以为里面藏着东西，掀起盖子就往里看，一股臭气冲上来，鬼子急忙把盖子扔回，嘀咕、嘀咕地骂骂咧咧。翻完了我们家，他们还是让所有的大人和小孩都集中在我们家，不让出去。他们呢，一家又一家地捣腾，整整翻了半天，什么也没翻着，就扬长而去。后来，听说是宪兵司令部（后来的浙江日报馆处）丢了什么东西，四处搜查不已。丢了什么东西？找到了没有？我妈说不出来，我也就不知道了。

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宪兵正面“冲突”，也是妈妈讲给我听的。我的笑让妈妈受了惊吓。我当时刚刚有了一点年纪，什么也不懂，妈当然原谅我啊！

六岁那年，亲戚二奶奶在绍兴城他们的新房子里做六十大寿。也请了我爸一家。去的那天，我妈带着大弟、二弟跟我家大伯一家坐车去了绍兴。让我跟着外婆家的周家小狗哥哥去绍兴。结果小狗哥哥晚到了，我和他没有坐上当天最后一班到绍兴的车。小狗哥哥又把我带回家。但是房门被妈妈锁了，我进不了自己的家。小狗哥哥把我放下就出去另想办法。我一个人在堂屋里哭了起来。邻居家水珍姐姐听到后，来到我面前，拿出一根线搓成的细绳跟我说：我跟你挑花花线吧！然后，我就一边抽泣着流着眼泪，一边跟水珍姐姐玩起了花花线。过了一会儿，小狗哥哥回来了。他说我们要坐当天的夜航船去绍兴。

那是我第一次坐船，而且是晚上坐船。夜航船比一般的船长一点，而且真的是晚上才开船。一上船，小狗哥哥就安排我睡下。反正四周是黑簇簇的，什么也看不清楚。我躺在船板上，觉得身子侧到左，然后又侧到右地向两边摇晃，一会儿头就有点儿晕乎乎，睡着了。忽然耳朵边响起“唰——唰——”水流声，又听得“嗯啊——吱——，嗯啊——吱——”的声音，我坐起身，看看前面黑黑的，后面也黑黑的，什么也看不到。仔细听，“嗯啊——吱——”的声音是从船后传进来的。接着又传来压低的说话声：三更过哉，快哉！我爬过去，用手一摸，是一块布帘，撩开一看，两个人两支长橹，“嗯啊——吱——”是摇橹的声音。我妈告诉我，船是绍兴人的小包车。绍兴人都会划船，划水的有船桨和船橹。船桨是坐着划小船用的，船橹是站着划大船用的。我妈也会划船，划的是小船。小船就是现在说的绍兴乌篷船。我正趴在船板上看他们一前一后地摇橹，突然有个人说：“小人，睏觉去，再睏一觉就到了。”我忙缩回身子，躺下了。躺在船板上，睡不着了。耳朵里都是船板下唰——唰——轻柔的流水声和船尾“嗯啊——吱——”的摇橹声。但是慢慢地，我又迷迷糊糊了。

船头和船尾的两块布帘外透进来清新明朗的晨光。懵懵懂懂中，小狗哥哥拉我上了岸。没有船码头，只有一条油菜田旁边的石板路。小狗哥哥拉着我爬上斜斜的河坎泥坡，踏上了石板路，又拽着我急急忙忙地穿过油菜地的田垄，进入了一个村子，绕过几排房子，出了村，在一条大路上，我俩坐上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带我们到了城西西小路二奶奶家。小狗哥哥几乎是拖着我急急地走过一间又一间的房子，一个又一个的天井，那么多的房间，那么长的通道，最后把我领到妈妈身边。小狗哥哥吐出了一口气，别过妈妈就走了。妈妈抱着二弟，大弟依在她的身边。我都要哭出来了，妈妈却让我见过坐在中间的二奶奶，二奶奶矮矮的，我叫了一声，拜了几拜。我没哭出来，因为被身后这座大房子，跟它的天井吸引住了。天井里铺着石板，中间有个圆圈，圆圈里是土，土里长着树。见妈妈忙着照料两个弟弟，我绕着树转了几个圈。就转房子去了。房屋一进又一进，一共有五进。后面有块大空地，阳光灿烂，显得很开阔。那么大的房子！我问妈妈，她告诉我：大屋二娘娘的五个儿子都在上海赚钞票。噢——

我非常感谢妈妈给我的这次旅行，非常感谢小狗哥哥的迟到，让我一生中有了唯一一次夜航船的经历。现在还有谁能坐上摇橹的夜航船？我很幸运当时我年纪小的时候有夜航船。

小学一年级时，我们搬了家。新家对面有座红色大门的金华将军庙，庙很小。听说里面供奉着梁山好汉张顺。张顺是《水浒传》中水寨的第三位头领，在水里有一身好功夫，绰号“浪里白条”。张顺曾率水鬼营凿沉海鳅大战船并活捉高俅，威震天下。后来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张顺在镇压农民军方腊时战死在涌金门。其实，庙里供的是曹杲。曹杲曾是吴越王钱元瓘时期（936年）的金华县令。我想，这才是为什么叫金华庙的原因。后来的吴越王钱弘俶去汴京参见宋太祖赵匡胤（976年），委托曹杲临时主持国事。那一段时间，曹杲为解决杭城百姓吃咸水之苦，凿沟渠过城墙，筑涌金水门，引西湖水入城，建得一池，便是涌金池，解了杭城老百姓的饮水之难，我想，这才是为什么建造金华庙的原因。而张顺呢？现在站在1999年重新筑成的涌金池水中，是浔阳江中打鱼的装束，也算是回归到了他自然的本身。

金华庙里有一方水池，水池里有脊背碧绿碧绿的青蛙，那种绿色像玉石中的祖母绿，绿得诡异，发着光，让我惊讶、起敬。当时我把神秘的青蛙当做是金华将军，常去金华庙看青蛙。出了家门，穿过马路，跨进庙门，直到水池边，只要一分钟。因为水池在屋内，水是黑黑的，青蛙就特别绿。看得到青蛙，我就觉得今天特别运气。我从没看供在那里的菩萨，因为很黑，那时也不知道曹杲和张顺。现在，这个金华庙的位置已经成了杭州索菲特酒店的一部分了。

庙旁边有家理发店，理发店后面有个窝棚，住着一个膝盖以下没有小腿和脚的中年汉子，我们叫他“大伯伯”。妈妈告诉我说，他是北方人，打仗时，他的腿被日本军的炸弹炸掉了，走路就靠在膝盖下绑着一点棉花、布头和着地的一块汽车车胎上的橡皮，移动时必须用手帮着按地，两条大腿才能一并向前甩动前进。看他粗眉大眼的国字脸、很显体魄的上半身，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一个高大、强有力的男子汉。他靠给别人劈柴、打杂工过日子。男孩子常常到他的窝棚前叫他“没脚佬”，惹他，想引他出来追逐他们。“大伯伯”生气地红着脸，拿着一根竹竿，想追打他们，这怎么追得上？妈妈听到外面小孩子跟他打闹的声音，常常对我说：你千万别跟他们一样叫，独手独脚的，也回不了家，真可怜。

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叫涌金门直街，东边直通是中山中路的羊坝头。涌金门直街的西头就是南山路，原来称为膺白路，是为纪念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要黄郛（字膺白）而命名。黄郛是个誉毁天下，极有争议的人物。现在南山路口大华饭店地段曾有黄郛故居。解放后，膺白路改名南山路。不过我觉得“膺白”两个字很好听。路两旁高大梧桐树荫下、人烟稀少的马路，加上“膺白”两个字音，膺白路是杭城最漂亮最有诗意的马路。

1950年5月。一天，街上多了很多穿黄军装的士兵。说是解放军打到杭州了。但是在西湖边的人家没有听到枪响。那天下午，我家的客厅住进来一队背着各种大小军鼓、洋号的解放军。他们不跟我们说话，每天在下午吹号打鼓，进行练习。那时我和弟妹们就坐在厨房和客厅通道口的阶梯上看他们练习。有一个人专门打拍子，后来知道那人就是这个鼓乐队的指挥。二弟很喜欢，几乎每次都去看他们打鼓，还跟着那个指挥，两只手挥上挥下、横过来竖过去地学着打拍子。没几天他们就走了，好像住进了南山路上，后来是浙江军区政治部的大院子里。

过了两天，邻居施伯伯家来邀请我们一起去看看刘庄。说西湖里的刘庄可以公开参观了。妈妈没时间，就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要去，邻居们把我拉上了施伯伯家的大卡车。卡车开在一条我不认识的、两旁都是绿树的土路上（现在是杨公堤）。第一次坐敞篷卡车，最大的感受就是迎面有力度的风，吹在脸上，睁不开眼睛，耳朵边是风力快速掠过的呼呼声。一路上听车上的邻居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那个老板姓刘，所以叫刘庄”、“房东已经逃到香港去了”、说那里“是杭州西湖边最好的园林别墅”……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时我对刘庄的情况一点儿都不知道，只是挤在大人中间凑热闹的小伢儿。我记得那次我只看了一栋房子，留有深刻印象的是那栋房子里五颜六色的玻璃，那种深深的红绿黄蓝紫雕花的玻璃那么奇特，世界上竟然有宝石般的玻璃，多想得到一块。又跟着大人去庭院里挠“痒痒树”。有的人说，你在下面挠挠树干，树痒痒了，上面的树干和树叶就会动起来。那时这种树很难得看见。我挠了，树枝和树叶也动了，但谁知是我挠动的还是风吹动的。其实，就是紫荆花树。那种树干光溜溜的、油亮亮的树皮，春天先爆出紫色的像珍珠一样缀在树干上的花，后长叶子、现在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树。

没几天刘庄又不能随便进人了。杭州的解放，在七八岁的我，脑子里留下的痕迹，就是上面这两件事。

也在那年春天，我进了杭州师范学校附属南山第二小学，成了小学生。一年级第一学期时，我的教室在湖滨一公园，据说是那时的澄庐。对那里的教室已经没有印象，但是我最记得的是我从学校回家路上最热衷、最愚蠢的游戏。回家的路右边是澄庐别墅的围墙。从一公园到涌金门，无聊的放学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走回家。我总是喜欢伸出手指，摸着墙，随着脚步的走动，手指在墙上跳动，麻麻的，不一会儿，五个手指头上都是灰白的墙灰。围墙没了，回家的路就走了一半。手指在裤子边上擦擦、拍拍，也看不出什么灰来。如果是秋天，秋风一起，空中一片片小折扇样子、黄黄的银杏叶随风飘飘洒洒，我就看它们飘到地上，我再从地上捡起它们。总要捡上满满的一把，从中拣几片，把它们夹在书本里。余下的，再从我的手指间向空中撒出去。快到家时，拍拍衣服，拉拉书包带，进了家门，也没东西吃。我妈也不要我洗手。

一年级下，教室搬回到杭州师范学校南山二小的本校，就是现在浙江美术学院的位置。后来杭州师范学校，搬到玉皇山脚下海军疗养院旁边。二小暂时还没搬出。我不用穿马路走到一公园上学了，但是我要经过中药号胡庆余堂库房高高的黑瓦白墙。墙上那硕大无比、漆黑油亮，看上去每个笔画都有些凸显“胡庆余堂”那四个招牌大字对我很有吸引力，总觉得那高高的白墙，黑黑的大字很了不起。高墙里面是什么？有的说是药店的仓库，有的说里面养着梅花鹿。我很喜欢这面墙，气派、神秘，还因为我放学后还是可以摸着白白的墙面回家。

墙面摸没了，是转弯角，就快到家了。路的转弯角有一家小糖果店，还有蜜饯。开始时我常常去糖果店门口站一会儿，看看这个瓶子里五颜六色包着糖纸的水果糖，看看那个瓶子里的芒果干或者甘草梅。老板或者老板娘走过来，看看我没伸出捏着钱的手，连问也不问。我妈从来不给我零用钱，我也没有向妈要钱买零食吃的胆子。看了几次，没有新鲜感了，我就不去看了。

我在南山二小读了两年，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刚开学时学写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中有个“莉”字，三部分组成，常常上的上，下的下，左的左、右的右，很难挤到小小的方格里。那时，汉字还没简化，“云”字上面有个“雨”，两个字上下相叠就变长了，怎么写都挤不到一个格子里。父亲只会要我写十遍、再写十遍、再写十遍，写得我都不认识是什么字了。我写字的桌子是大人坐的方凳，我坐在小竹椅上，两条不短的腿蜷在凳子下，动也动不得，很累。最后写得我都哭了，父亲还要我写十遍。我妈在一边心痛了，快步走到我身后把我拉起，把凳子推向墙边。说：“我们不写了。我一生一世不认得字，照样活得好好的”父亲听了妈妈的话，没说话，但他看妈妈那一眼，我有点怕。之后，老师在我写的名字上进行了修改，我才明白怎样才能写好“云”的繁体字。后来，我又写了十几遍，终于写好了。

从写名字一事中，我想到很多：字是一定要写好的；有时父母要我们做到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喉咙响；云是一定和下雨连在一起的东西，一个空间里，大东西放不下，如果把它们变小了，就放下了，两样东西，变不了这个就变那个。

第二件事就是回家路上摸墙、捡树叶的游戏。我觉得寂寞的路途上，仍然会有很多趣味的事情可做，就看自己寻找乐趣的心力了。

第三件事是二年级过六一儿童节那天，解放军叔叔送我们吃橘子的事。我们学校对面是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二年级上学期，六一节那天，政治部的解放军叔叔抬着一箩筐橘子，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把橘子对堆到讲台上。我们班分得了一堆。老师先分给我们一人一个，还多出几个，老师把一个橘子掰成两半，每人半个，分给班里一部分同学。我也多得了半个，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师会让我多吃半个橘子。我多吃得莫名其妙，也高兴得莫名奇妙。

除了这三件事，老师是怎么上课的，我是怎么做作业的，我统统都记不得了。不过我知道我的书包是个单层布的手拎布包，一本语文书，一本算术书，两个练习本，一支铅笔。拎着书包带，可以把书包在空中甩圆圈，没有重量。

我读小学一二年级，妹妹两岁半，但是她的身体一直不好，吃不下东西，得了什么小儿疳积。疳积病的人形体消瘦，精神不振，夜眠不安，毛发枯黄，明显脾胃功能失调，还饮食异常，烦躁易哭，她都具有。提起饮食异常，说出来，大家都要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妹妹吃蟑螂吃得很香。不是现在的德国小强，是有翅膀会飞的本地蟑螂。晚上爸妈在厨房里抓蟑螂，蟑螂跑得很快，有的还飞到东飞到西，爸妈低头找，抬头寻，要抓住它们还真不容易，一旦抓住后就把它们关进玻璃瓶，一个晚上能抓个七八只，很不错了。第二天早上，妈妈先把锅烧热，然后很快地把蟑螂倒进热锅里，盖紧锅盖，掂几下锅子，估计蟑螂热昏了，就打开盖子炒，炒着炒着，厨房还飘出一股香气，蟑螂炒熟后还挺香。妈妈把蟑螂倒在小碗里。妹妹早就坐在一张方凳前面，着急地叫着：“我要，我要”，妈妈摘去了蟑螂的翅膀和脚，把碗放到方凳上，妹妹左手急急地拦过碗去，右手伸到碗里抓住蟑螂就往嘴里送，“咂吧咂吧”地嚼得很香。在《本草纲目》里确实有记载，蟑螂是一味药，散瘀、化积、解毒，还主诊小儿疳积。妈妈不知从哪儿听来，给妹妹吃蟑螂，治她的疳积病。妹妹呢？还的确吃得很有味道。我感到奇怪，活蟑螂那味道真难闻，炒蟑螂却那么香，但我不要吃。站在妹妹旁边，看她一只一只地往嘴里塞，心里奇奇怪怪的，她怎么会要吃蟑螂？

办了房子后，我家的乡下客人就多起来了，而且都是妈妈娘家的亲戚。客人大多通过爸爸给他们介绍了工作。妈妈有个表弟，我们叫他寿舅舅，他和小狗哥哥都进了染坊厂。后来大姨一家四口人也从绍兴来到杭州，就住在我家的亭子间。我的姨表哥，爸爸就介绍他去百货商店做了学徒。大姨和大姨夫就做起了卖汤番薯的生意。每天很早起床，在大门口的天井里洗番薯、切番薯，然后装进一只大铁锅，搁到用汽油桶改制的煤炉上烧。烧熟以后，抬到膺白路马路对面的行人道上摆摊。那时没有城管，没人赶。大约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大锅番薯就卖得差不多，只剩下锅底的一点汤，大姨他们就抬着锅灶回家了。

我想吃番薯的话，当然不成问题，不过我不太喜欢吃甜的，吃完嘴就有点苦。

小时候，最喜欢家里来客人。寿舅舅住在我家时，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喜欢他。他会讲故事给我们听，一吃完晚饭，我们就围住他，要他讲故事。他就讲关公、张飞等很多《三国演义》的故事。有一天，他讲完赵子龙单枪匹马闯入曹营救出刘备儿子阿斗的故事，我们很想知道那个小孩阿斗的故事，缠着寿舅舅再讲下去。寿舅舅最后说：“好，我再讲一个十万大军过独木桥的故事”。于是寿舅舅闭着眼睛讲：“话说张飞，听说赵子龙一个人去曹营救阿斗，就带领十万大军去接应。十万大军一路上啊啊啊——地飞快行军。突然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没有船，只找到一座独木桥，怎么办？只好一个一个过。你们数好了：一个过去了，二个过去了，三个过去了，现在你们数下去……”寿舅舅不讲了。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他睡着了。我们把他摇醒，让他讲下去。他问我们，有多少人过了独木桥了？十万大军过完了没有？我们才知道寿舅舅是在搞我们。我们就有的爬上他的肩膀，有的就摇他的膝盖，吵个不停。妈妈叫我们睡觉了，寿舅舅才得以脱身。

小时候，妈妈会在清明、中元、冬至和过年前，带着我们去二舅家祭祖走亲戚。在他们家里待上一天，吃两顿饭，晚上才回家。那一天是我们最高兴自由的日子。在二舅家，我发现墙上挂着一张奇怪的照片：一个人跪着，一个人坐着。走近仔细一看，是二舅跪着、双手拜着坐在椅子上的二舅。我看不懂这张照片，后来再想想，自己拜自己——就是自己求自己，就是说有什么事，不用求别人，求自己最好。这张照片给我印象很深，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很大。

我还记小时候第一次生病发烧的情境。小床靠着窗户，白天的光线很好。隔着蚊帐望着窗外，只看到长方形的窗格子，没有树叶子，也没有小鸟的叫声。发烧使得我的手脚没了力气，手脚动弹不得，脑袋很重，抬不起头来。努力睁开眼睛，病床上白色的蚊帐，整帘整帘地一会儿飘过去，飘过去，飘得得很远很远，越来越小，像远远山顶迷漫的一片白雾；一会儿又飘过来，飘过来，很近很近，像一张白色的、有万千细孔的渔网，一直压到我的头上、身上，透不过气来。记不得病是怎么好的，但会飘移的蚊帐变成渔网至今没忘。

“那时年纪小”，是我人生最新奇、纯真、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对任何事就是一个客观认识，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深入复杂的关于原因、结果的逻辑思虑。高兴就是高兴、喜欢就是喜欢，奇怪就是奇怪、哭就是哭，可以哭着玩游戏，一切都很单纯。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什么是烦恼，什么是痛苦。能穿越在一段带给我全新感受、自由自在、毫无遮掩并令人轻松愉快的过去。我感谢我的“那时年纪小”。

• 附图摘自网络：杭州 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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