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圈里的启蒙/江扬(中国)


史料记载,滑铁卢战役前夕,拿破仑将三万多军队交给格鲁希元帅,让其追击普鲁士军队,自己则与英军在滑铁卢正面决战。战争开打以后,英法双方都损失惨重,难以为继,此时被追击的普鲁士军队掉头回援英军,而格鲁希元帅却不顾部下建议,不顾远处滑铁卢传来的隆隆炮声,死守旧令追击错误方向,直到他接到拿破仑求援消息再赶赴回头,已然太迟,无法改变整个败局。传记作家茨维格称这是个历史的转折时刻,整个历史进程被格鲁希元帅这个猪队友改变了。如果当时那关键的一瞬间他能随机应变,转而驰援滑铁卢,那么拿破仑就将击溃联军,一统欧洲,今天的世界通用语也许就是法语了。

格鲁希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不仅是英雄写就的,也可能是狗熊造就的。有多少英雄奋勇驰骋建功立业,也许就有多少个狗熊令人扼腕的瞬间。我们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充满围绕着帝王的关注与想象,同时造成了平民缺失的假象,仿佛普通人在历史中从来不曾存在过。然而历史的长河中,英雄毕竟是少数,我们实则生活在被猪队友包裹的世界中。后现代史学不仅关注帝王史,更要关注平民史;不仅延续宏大叙事,更要描写微观历史。当史书中失语的平民大众在今天的媒体空间中获得了相当的话语权,诸多的高知们却感到了“友邦惊诧”,似乎这样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其实,世风不振就是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常态,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在宏观形态上仍然与猪圈相去不远。也许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才誓言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自然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恐怕亦会同意,在舆论极化的今天,自顾自躲进小楼特立独行是不够的。福柯在论启蒙时谈到,启蒙不仅仅是个人认识到属于自己的思想自由获得保障的过程,当对理性普遍、自由、公开的运用彼此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启蒙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启蒙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自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布道者们心心念念的启蒙运动,长时间处于单向的传播模式而让垄断了知识的他们产生了优越的幻觉,以为这个世界就应该按精英们所设想的那样立法运作,普通民众只能引颈受教。然而,这样的傲慢不正与启蒙的平等追求相悖么?如今社交媒体上的众声喧哗不正代表了话语权的平等分享么?每一个看着智能手机的互联性用户都代表了一种交流对话的可能性——即使他是一个致力于删帖的网管。积极介入大众媒介的福柯若看到今天的景象也许不会沮丧,反而更加欣喜——与大众的接触从未如此积极有效。

当然,我们也都明白,你不仅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更难叫醒一个酣睡的人——如果前者是骗子,后者就是傻子。你试图好心提醒傻子并戳穿骗子,却最终发现傻子总是对骗子更加死心塌地,因为对于傻子来说,让他相信自己被骗实则比欺骗他还难——欺骗他不过是智力博弈,唤醒他则意味着对其人生信念的地动山摇。越是教育有限的人们,越容易固守自己的认知边界,也越容易成为权力的打手与资本的韭菜。正因为猪圈的广泛存在,才让康德这句话似乎永不过时:我们的时代是正处于启蒙的时代,而并非启蒙了的时代。摄影:李嘉永(台湾)

主题:猪队友

上一篇文章链接:猪队友/耳东风(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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