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对于普通人来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发展是可见的人生轨迹。无论是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直至“历史的终结”，还是艺术实践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直至“艺术的终结”，都体现了历史的单向进路。

但进步主义在今天遭受了不少质疑与挑战。一方面按照各种“终结说”的逻辑来说，历史进步实则被停滞取代，所谓的进步其实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即使“终结说”并不让人信服，对其最有力的挑战——中国的崛起，也绝对算不上是对进步主义的有效辩护。中国的主流叙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回避了进步一说，只将其标榜为历史进路的另辟蹊径。而强调这样的自身特殊性，即意味着难以被他人复制，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本身就暗含了弱者自保的自辨。中国模式的反对者们更是将其视为进步的反面、历史的倒车。历史进入21世纪，我们发现，“新冷战”、大疫情、共产阵营、红卫兵这些20世纪流行的名词再次集体出现，让人恍如隔世，仿佛循环论正在得到应验，进步主义越来越接近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

当然，即便没有中国崛起的挑战，“历史终结说”本身也并非天下一统。各国越来越极化的现代政治谱系以及“川普们”越来越进入舞台中央都说明了以两党制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政治逐渐摆脱了二战以后双方求同存异的趋势，愈行渐远，越来越水火不容。如果勉强将其解释为历史总是曲折地前行，但这样的曲折委实接近历史的极限，左右冲突的张力也近乎导致社会的动荡。即便仍能保持住民主选举的大框架，但极化的民意也越来越不可控，次第上台的领导人越来越难以预测。再加上中国崛起及其一贯的人治因素，不可预测性成了各国政治的共有特征——无论何种制度。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历史就算不是循环反复，但也绝不似进步主义描述的那样光明。

然而，我们又很难简单地用轮回来形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即便历史有轮回，人生短短数十年不过是轮回周期中的一小部分，没有谁能有幸活过一个完整的周期。在我们短短一生的经历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实在再平常不过了，因为历史在大多数时间其实并不那么相似，总是有新问题出现让后人难以“鉴之”。以媒体热炒的“新冷战”为例，我们总能在其中看到与旧冷战不同的地方。处于交战一方的中国，虽然嘴上说着抵制西方，但在各种具体政策制定中，大量参考了西方现代发展的治理经验，诸如强化透明税收、引入个人年度报税制度、强调一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制定城镇最低工资标准、大力发展公费医疗保障等等等等，这与其说是回归社会主义公社时代，不如说是照搬西方现代福利国家的做法，再冠之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嘴上说不要，身体却诚实得很。中国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赢得了相当的民心，也将自己置于相当被动的境地。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打了民族主义鸡血的民心时时盯住美国的优劣，并需要自己政府不断回应，反过来倒让自己的政府有些疲于奔命。

今天太平洋两岸的资讯沟通远非毛泽东时代的闭塞可比，也不是一道脆弱的防火墙可以抵挡。多年的经济发展让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之下注入了经济活动的底色，也就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对抗都不能以经济为代价，这都是与文革时不同的地方。政府与人民在1989年后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也就是以经济换自由。经济，以及经济所支撑的国力，是中国所有弊病的遮羞布，也是社会主义虚荣感的根源。一旦这样的虚荣感难以为继——比如体现在中国疫苗研发进展落后于西方——就容易演变为集体挫败感，从而对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更大的挑战。因此政府一边花大力气在信息相对对称的今天仍然炮制水深火热的他者，一边又不得不低头虚心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起码在经济上要“为人民服务”。这多少都造就了一点民主的进步。也就是说，即便今天世界的大趋势是二十世纪冷战政治的循环反复，但在微观政治上，我们或许可以保有一丝进步主义的乐观。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让我们无法仅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慨叹“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政客们也都明白，必须尽力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才有胜算，这个巨人就是眼前的敌人。

• 摄影：周丽雯（澳洲）
• 主题：巨人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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