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主业，大约是人一生所耗费时间最多，成效最大的职业。大多数人一生能致力于同一事业，孜孜不倦，略有小成，则为幸事。生死无常，学问无边，能在一亩田地，耕耘一生，已然不易。

然则副业因何而来？一曰为钱。兢兢业业殚精竭虑的付出换不来足以开支的日常，那么开辟一个额外的经济通道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项。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闷声发大财”盛行的中国大陆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社会管制枷锁初开，各种自由经济诱惑接踵而至；另一方面则是主业机构改革滞后，薪酬涨幅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诸如公务员下海，大学老师搞副业——曾几何时司空见惯。在不影响社会公平的大前提下这个现象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一个社会中主流工作无法保障专业人士可以仅凭自身主业就可以获得体面的收入与生活，而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副业收入来源，那么只能说是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发生了问题。反过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有能力保障专业人士对其工作全心投入，而没有后顾之忧。只有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全力以赴，才是给予人希望的社会，全社会的运作效率也才能最大化。

如果不为稻梁谋，那么，副业也可能源自入错行后的人生另一种选项。比如《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在写作此书时仍然是一名国营电厂的职工。他当年笔耕不辍恐怕并非惦记着这些文字的稿费，而是个人兴趣使然。既然工作清闲，有余暇追求自己职业之外的兴趣，何乐而不为？直到他写作有成之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辞去原先的主业，做起专职作家。也就是说，如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从事的副业，那么只要兴趣在此，则副业迟早转为主业。原先的主业要么不再，要么化身为副业。毕竟比起你所获得的薪水，你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更有资格成为你的主业衡量的标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执念于单一的职业追求，而寻求多样化的职业并存。比如以严肃著称的学术圈里，自二十世纪以来就一直以学者是否应该接近大众媒体分为两派。传统一派认为学人自应专心治学，不应分心他事；另一派则自萨特、福柯开始认为学人更要借助现代传播手段以传播自己的思想，扩大学术的影响力。而这些接近媒体的学者自然就多了一个传媒人的副业。实际上，即便是传统的一心治学的学者们，也并非心无二用。几乎所有的这些学人都会开门授课，传道解惑。那么，在课堂上授课，与在大众媒体上授课，又有多少本质区别呢？授课与研究的二者平衡，并不总能如人们所愿那般互相促进。再者，即便是一心一意地思想产出，仍然存在着以赛亚·伯林所划分的刺猬与狐狸两种人生：“刺猬之道，一以贯之；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按伯林的分法，卢梭、马克思等坐穿冷板凳的固然让人尊崇，多点出击的维科、赫尔岑等人也一样可贵。反而，多样产出，才是多元自由主义，更有对抗一元主义专制的意味。因此，对于狐狸们来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副业？我心在哪儿，哪儿就是主业。

摄影：李嘉永（台湾）

上一日文章链接：副业何时开始？/陈保伶（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