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的公义〉/江扬(中国)


科举制被认为是中国漫长封建历史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先进性的亮点。它为寒门学子留下了一条缝隙,看到了一点上升通道的曙光。这也让相当一部分既不甘宗教麻醉又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不满的人不至于揭竿起义,而是老老实实地做个顺民,按着既有规则慢慢爬,期盼着哪一天就能鲤鱼跃龙门。这样的社会阶层流动在动荡的民国时期以及混乱的社会主义前三十年中断,而在1977年之后以高考名义重新恢复,延续至今。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这是相对最公平的做法。如果说民主选举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那么高考则是最不坏的选拔制度。

当然,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统一选拔能代表绝对公平。且不说“一考定终身”的偶然性带来的不确定,也不说应试教育的僵化与局限——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高考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来自于考生原生家庭的贫富差距。在高考诞生的四十年前,中国社会相对低的基尼系数使得所有考生的背景基本相近,考试前的基础也大致相同,因此统一培训后的统一测试,才能构成这个“相对最公平”的全国选拔。而在今天,导致考生相似背景与相近基础的社会条件已然瓦解,中国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直接反映在青少年的成长教育上。家庭间的财富相差有多大,各考生所能获得的培训资源就有多不同。如此再把他们都放在同一个高考的标准下进行比较,那么其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结构性不平等的注脚。

有鉴于此,又出现了平衡高考局限性的各种举措。在过去,有统一的为少数民族、烈士遗属、体育特长、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的加分设置,以及各省自主命题的举措等;现在,则试图引入西方的高校自主招生的制度,由各个学校来自己来决定各自的选拔标准。这些拨乱反正的做法在理想状态下当然是对结构性历史性不平等有效平衡,但问题是血淋淋的现实从来都拒绝理想的召唤。中国社会的腐败癌症自不必提,生于斯的各高校自然难以独善其身,招生腐败的新闻历来屡见不鲜。即便是在权力运作较为制衡的美国,近几年屡屡爆出的金钱开路的名校招生丑闻也让人对于自主招生的做法重新审视。如果平衡结构性不平等的举措换来的是更加深重的不平等,那么是否还不如维持现状呢。

问题的根本在于,曾经被期待可以增加社会阶层流动性并改变社会不平等状态的教育已经变质了。无论中西,所谓最热门的专业——金融、法律、医学——无非就是最赚钱的专业。大学成了资本的名利场,诸多名牌大学的运作资金远超一般社会机构;教授化身为老板,那么校长起码也得是董事长了。当普通人不能再指望教育可以提供上升通道改变个人命运,那么无论是科举制还是高考都已经名存实亡。布衣之怒或许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但长此以往,社会内部累积的压力找不到合适渠道释放,终将导致畸形的社会形态。难不成,要让所有人都吃斋念佛,修身养性,重新找回宗教的药效么?

摄影:李嘉永(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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