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走出一段迷惑》/刘姥姥的孙女儿(中国)


一夜之间,全国,至少是城市大学校园的角角落落掀起了纸和笔的文字革命。起来造反的师生向大专院校学校各系的教授专家贴出了他们在教学中向学生“贩卖”的封、资、修思想、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等内容的大字报。不久风向稍转,又出现了揭露校长书记、各系主任总支书记、各年级主任支部书记走资本主义道路、贯彻资产阶级路线成批、成批的大字报。

很有幸,我的名字也与书记们、主任们排在一起,出现在大字报上。因为我的父亲是个拼股老板,属于资本家。我不是工农家庭子女,但是去年因学校来了十个班的越南留学生而被提前毕业当了汉语老师。全系100多个工农家庭出生的学生,为什么就把唯一一个出身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提前毕业?

是呀,自从我的名字频频地在大字报上飞扬,我也进行了平静的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我这个资产阶级子女是否也应该跟着父亲一样被专政、被革命?历代有父债子还,我是不是也应该背负资本家父亲家庭成份的社会之债?不是有可教育好子女这一阶级路线吗?这一路线错了?是谁让我这个资本家的女儿提前毕业做了大学老师?

说我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怎么才算红?我担任学习委员为班里的同学服务,又说是班里的领导权不在工农阶级手里,在文革前的社教运动刚开始,有人偷偷地把风声透露了给我。我辞去了学习委员这个班里的职务。让我怎么做才算是红呢?说我与资产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确实划不清,我每月的生活费只能从母亲手中接过。那时还没有打工一说,我只能依靠家庭。

年级造反派到学校党委组织部造反,要求在24小时内取消我的教师资格,回到班里与同学们一起重新分配工作,否则后果自负!显然这是对组织部,也是对我本人的警告。于是组织部给了我一份通知,说“因为贯彻阶级路线不力,把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的资产阶级子女提前毕了业,现在要我到组织部办理离职手续,回到学生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立即停了我的工资。接到这份通知,我又纳闷了:说我“表现不好”,这个表现不好是指提前毕业时的表现,还是毕业后一年的工作表现?怎么不好?半页纸的通知上没有具体说明。我不知道如果不回班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与其他们来扔出我的行李铺盖,把我赶出教师宿舍,还是我自己搬回原来的女生宿舍,反正现在也没有课可上,师不再师。我回到了班里,但是我没有办离职手续,而是向组织部提交了我的申述。我要求组织部说明“表现不好”的具体内容。但是组织部没有下文,也不可能有下文。在不置可否下,茫茫地过着一天天没有任何计划好内容的日子。

没有力争、讨好地去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我觉得没有必要,也不会有任何结果。那时候真的,自由与无赖放肆没有区别。我也放肆了,跟造反派同学一样,大着胆儿与我的闺蜜同学,背起被包步行串连去四明山了。直到中央号令停止串联,我们才回到学校。这一段跋山涉水的步行,至少让我懂得了一点:如果一个人明白了要去做的事情是符合情理的,就没什么可怕,而且在实行时是一身轻松。那一段山水中的生活,无论是大雪天,无论是走在泥泞的山沟田坎,天是晴朗的,路是明朗的,山里碰到的老人小孩都是开朗的。最后我们凭着隐忍持久的耐力,终于踏上了佛岛普陀山。海岛小路上空旷无人,几百座寺庙林立,但都紧闭的庙门。面对灰蓝色的大海,犹如波浪涌入心中,荡涤着全身的血肉。眼亮了、心亮了、胆壮了、力强了。

回来后,年级造反派对原来的学生支部副书记、年级里的党员同学批斗不止。有一次我因妹妹发烧,在家照顾她。不知道有批斗会,没去参加。结果有两个同学连夜,深夜十二点了赶到我家严厉地通知,明天必须到中五(3)班文革领导小组报到。第二天回到学校,宿舍的床边、床头和我的书桌面上贴满了小字报,要我到文革小组报到,要我坦白交代。交代什么?一头雾水。当天晚上年级又召开批斗会,要我揭发保皇派同学。现在想想真是儿科,原来有个党员同学他带着几个同学去井冈山步行串联,造反派同学认为我也去了井冈山,要我揭发去井冈山干什么了?去井冈山能干什么呢?而且对我来说,真是无中生有啊!

批斗会上,造反派点名要我揭发。我能揭发什么呀?我只能澄清事实。我没去井冈山,我去了四明山;我没有为保皇派刻写反革命传单,我只是刻写了最高指示,仅此而已。批斗没有结果。我觉得这只是造反派在造反遥遥无期的无聊下寻寻开心而已。不过这个想法当时可不能说出来。由此我又想起一个情景:有一次到农村劳动,休息时,造反派同学随便拉出一个古典文学老师批斗,问他为什么在小镇上买番薯吃,要他交代!这位古典文学老师是个很斯文的老先生,他坐在中间低着头喃喃地说:“我买地瓜以充饥”。话音刚落,四周一片吼声:“不老实!”,“深刻交代!”老先生上眼帘抬了抬,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顿了一下,“快交待!”“不交代,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老先生又喃喃地说了四个字“聊以解馋”。只见四周浮现了一个个窃窃私笑的脸庞,似乎得到了某种满足。一声“开工了!”,造反派学生一个个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四散走去。我看着老先生脸上毫无表情,一手支撑在地,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向劳动的田头。我跟在后面,这是个日前轻易不能听到他上课、很有学术地位的老师啊,竟被如此戏弄取乐、侮辱尊严!

世道怎么啦?造反派可以任意拉人进行所谓的批斗,被批斗的人又毫无反抗地顺从。应该顺从吗?但不顺从难道又去承受更进一步的批斗,甚至殴打?……让人如何适从?

1967年秋季时节,应该在1966年6月就毕业分配的同学们终于等来了分配。分配前还要每个人写自己的志愿。我写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当然家乡是首选。于是“第一志愿杭州(那是我出生成长一直生活的家乡)、第二志愿绍兴(那是我祖辈的老家)、第三志愿诸暨(那是绍兴的邻居)”,造反派同学看着我的志愿书(其实就是一张小纸条上的三个地名,哪是什么书?)说:“你有什么资格去这三个地方?”我疑惑了,回答说“不是说写分配志愿书吗?既然是志愿,那就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当然,我去什么地方,那还不是造反派说了算。”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不用出学费。有的贫困同学,连饭费也是国家给的。但大学毕业以后的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你要服从学校的分配。文革中,学校是造反派的,那就是造反派分配了。最后,我被分配到了地大物博的“天府之国”四川,没有感到意外。但是到了报到的时候,接到了四川接受单位的电报说:四川在武斗,延迟报到。什么时候去,再听通知。

我的几个高中同学在另一所大学学习,那所大学跟我的大学在文革中是对立派,他们几个一直认为我第二次分配是不合理的,一定要陪我去省军管会反映我的分配问题。暂时不去四川,有时间去军管的省教育厅了。省委会是地方军主持工作。我申述了自己的情况。他们进行了调查。十五天后,他们给学校下了文件。学校学生科老师把我叫去说:如果你服从二次分配就去四川报到。如果不愿意,问题到运动后期再解决。他还给我看了那份文件。没有犹豫,当然选择先不去四川,将来要去将来再去嘛。我看到那文件上,最后落款的是一个叫王祥镕的签名。我不知道自己头上罩了什么华盖运?冥冥之中碰到了这个一无所知的贵人。这份文件就像钱塘江的回头潮,把我从西北方,暂时冲了回来。

虽然将来还是一片阴沉沉的原始森林,但是眼前看到了一线光亮。我把结果告诉了高中同学。高中同学在一旁说:像在做梦吧,梦还是要做的。如果你不去反映事实情况,能有这个结果吗?我回过神来:是的,这是一次努力,一次实事求是的努力。事实本来就是一点光亮,迷茫之中有盏灯是什么感觉?

走出了重新分配的迷惑,但是我深知前头仍有无数迷惑在等我去穿行,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迷惑编织成的一张网。你为什么出生在这样那样的家庭?长大为什么要进这样那样的学校?成人后为什么要与这样那样的人结婚?为什么要与这样那样的人打交道?为什么会过这样那样的日子?你走的就是迷惑铺就的路,只有你穿过了一个个迷惑,你才知道你需要怎么做。但是你回得去吗?

摄影:李嘉永(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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