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衍冲动》/江扬(丹麦)


我们今天时常感叹爱情已失去了它原本的纯粹性。闻名遐迩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里,每逢周末成百上千的年迈父母来此蹲点,替子女物色合适的结婚对象——一把把撑开的阳伞上贴着一则则精心打印的个人宣传页,赤裸直白地标注上学历、职位、收入、资产等若干属性。更有细致得如同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一样引入打分制,通过各项指标的比照,每个人都能在这条等级分明的鄙视链中掂清自己的位置。在交配市场上,每一个拥有繁殖能力的人都被包装成待价而沽的商品,接受着当下最世俗、最势利、最挑剔的眼光的检视。令人心动的爱情,不过是交配欲望的最外层包装纸。

这当然太不纯情了。对文学家来说,爱情是某一瞬间的内心悸动;是卑微到尘埃里开出的花;是交汇时绽放的光亮;是“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编按:沈从文在追求张兆和时写的情书中的狗血文句,当时张兆和完全不理这位怪叔叔)。古往今来的颂歌使我们深信爱情理应纯洁不含杂质,神圣不可亵渎。相爱的人要冲破阶级门楣,扫清一切障碍,甚至不惜为之献祭,方能捍卫他们心中光芒万丈的理想主义。人在年轻时总怀着一腔热望,急于嘲讽、批判他人的世故和现实,及至躯壳渐衰,才发现自己的立场也不那么有底气,因为生活终将教人认清:爱情转瞬灰飞烟灭,如电光石火。

童话的结局定格在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旧式的才子佳人小说的爱情套路永远是,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他们的抗争以阶段性目标的达成而告终,但在此之后,没有人深究他们是否会因地域、阶级的巨大差距而三观不合,是否会出现婆媳矛盾,带娃纷争,是否因朝夕的相对而审美疲劳,心生厌倦。故事可以在最美好的时刻嘎然而止,生活却没有休止符。人们期望人生若只如初见,而真实的世界往往是一地鸡毛狗血。《围城》里说,无论和谁结婚,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那个,而是换了一个人。《梁祝》如果不化蝶恐怕也要日复一日为了五斗米而奔波,为了烦冗家事而操劳。在沉闷的生活里,心口的朱砂痣已悄悄沦为墙上的蚊子血。

但我们与其将这一切归咎于生活的泥沙俱下,倒不如说爱情的消磨殆尽是人生必然。人性贪婪又自私,复杂而易变。热恋时说着连自己都要感动涕零的情话,到头来却什么都没能兑现。当初的誓言未必不发自内心,只是时过境迁,当被多巴胺冲昏的头脑逐渐清醒,爱情便走下了神坛,人终究要重回理性,或者说是重拾喜新厌旧、趋利避害的生物性。况且在漫长的一生中,人的感情将有不计其数的机会去面临贫病、灾祸、意外以及诱惑的考验。尤其在放飞自我、追求自由的现代社会,与其一同承担命运的捉弄,不如一拍两散另寻新欢。

对上一次爱情的怅惘无法阻止下一次的心动;即便对爱情失望,人生仍然充满各式冲动。本质上说,爱情也好,婚姻也罢,都是对于人类最根本的繁殖欲望的心理体现。甚至于人生的所有生命冲动,都可以归纳为对于自身的生理DNA或者文化DNA的繁衍需求。死亡,是人类的永恒宿命;繁殖,则是死亡之前的神谕使命。造物主将这样的使命编码储存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使得我们每一次心动,都是一次嗷嗷啼叫的交配讯息。只不过比起一般生物来说,被形而上启蒙过的人类拥有比传播生理DNA更加“崇高”的冲动——对于文化DNA的繁衍。这是教育家为何广收门徒有教无类、艺术家为何呕心沥血求取受众、企业家又为何衣食无忧仍然疯狂扩张的原因。这都是他们的文化繁衍冲动。人人皆有这样的心动与冲动,人人都碰的头破血流。这与在现实中易逝的爱情相似,能成功存活的总是少数。王小波警示到,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这一方面肯定了人生最大的心动就是“有能”去大量繁衍,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有能”只属于少数的幸运者。总而言之,欲望导致心动,但成功的名额从来有限;如果心动无法满足,就只能习惯心痛。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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