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与乡野》/江扬(丹麦)


城市,人们在一定地理区域内从事经济与文化活动而形成的聚落形态,其发展和兴盛是人类迈向文明的标志。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迄今为止世界城市人口约为39亿,这意味着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如此聚居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更富有实效。而事实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初期,人们对于都市生活的到来充满了喜悦与热情,更不吝使用最美好的语言来礼赞城市。比如社会学家西美尔欣喜于城市的无拘无束,“城市是自由的场所,一个城市人被安置在小城镇,会感到限制与束缚”。马克思·韦伯更是宣称,“古代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也基本上是城市文明”。另一位德国哲人斯宾格勒也附和道,“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诗人波德莱尔则感性地形容,“都市生活具有短暂的、瞬间的美,这就是读者允许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特点”。

早期的城市使一部分人口摆脱了农业生产,找寻到更多的生存可能性,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在挥别农耕社会,短暂尝到工业文明的甜头之后,都市生活的流弊也接踵而来。大城市的房价高企,竞争激烈让年轻人难以扎根,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问题也逼迫着有产者们无时不刻去思考逃离都市生活的可行性。一个都市人太容易对他的日常生活产生厌弃的情绪:每天将数小时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上下班路上;在宴席上交杯推盏,仅是为了虚与委蛇的应酬交际……朝九晚五、加班升职,日复一日被出人头地的成功学裹挟着埋头奋进。城市的生活轨迹如此单调一致,乃至城市生活的幸福感也是可以被一系列冷冰冰的世俗指标来精确量化。城市人活得疲惫又乏味,如王安忆所言,“我们是那么关切别人的生活,要从别人的生活中找出例证……也须为别人的观瞻而生活,极力要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成功的参照性。”

然而,即使城市并非是安顿身心的终极所在,多数人还是不甘人后地从乡村奔赴城市,从二三线城市挤进一线城市。就连早些年吵嚷着“逃离北上广”的人群,也在接受了乡村现实主义的洗礼后纷纷回流故地。现代城市人念念不忘的陶渊明梦想实为叶公好龙。古人布衣粗食,可乐终生,是为风骨,换作今人,恐怕就要被扣上不务正业、胸无大志的罪名。更何况,城市化的进程早就侵入十八线小县城,加上大众传媒文化的长久浸淫,生活的同质化愈渐明显,我们早已退无可退。早在上世纪中叶,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路易斯·沃斯就宣称都市主义将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存在,“因为城市影响了乡村,并在乡村生活中留下都市生活的烙印。典型的都市生活固然存在于被我们定义为城市的地方,但它并不是局限于这些地方,在城市影响所及的任何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都市生活”。也就是说,在城市的名义下存活是现代人无处逃遁的宿命。都市与现代,在空间与时间的维度上把我们紧紧捆住。这种紧密相关则是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

于是,灯红酒绿与车马如流提供了一种抵达彼岸的虚妄幻像,让人迷醉其中,时而忘记这庞大繁杂的组织机构里,自己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存在。我们一面在精神上向往着古代逸士的“悠然见南山”,向往着瓦尔登湖的田园牧歌,一面无法拒绝物质享受的引诱,身陷欲望的藩篱,甘心忍受现实的奴役。换句话说,现代人想象的乡野是作为都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没有都市,就没有乡野。而即使在现代的初期都市形态从不曾产生,现代人也不会心甘情愿地“采菊东篱”,而是会在建造起另一个类都市的形态后再憧憬那个类都市的对立面。所以,并不存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只存在欲望与节制之间的守恒。古人早就看穿了小资们的虚伪与矫情,是有“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之说。套用一句流行的句式则是,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无邪“东篱”。

摄影:周嘉惠(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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