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乡味》/江扬(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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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提及,幼年读《板桥家书》甚觉亲切:“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炒米是各地皆有的寻常吃食,但搭配酱姜的并不常见。郑板桥和汪曾祺一个兴化,一个高邮,两地毗邻,风俗相近,自然有外地人不易领会的亲近感。

久居他乡的人,除却乡音难改,大抵对故乡的味道也难以忘怀,可见人的味觉记忆是根深蒂固的。汪曾祺十九岁离家,赴云南读西南联大,此后几十年里辗转北上,返乡的次数屈指可数。有一次,他在老师沈从文家里吃饭,师母张兆和做了一道茨菰肉片。茨菰长于南方水田,食球根,味甘苦,北方少有。汪曾祺离家之后三四十年从没吃到,亦不曾想过。然而因为久违,此时这道炒茨菰如同触发了记忆神经的开关,竟使他念起家乡每逢下雪天必定端上桌的咸菜茨菰汤,感思不已。

江浙地区苦于严冬,入冬时节便把新鲜青菜晾晒入缸,加盐压实,可以吃到来年开春。腌好的咸菜失去鲜活的碧色,一如黯淡的冬日,没有生气。咸菜可以切末,加入百叶千张、胡萝卜、木耳、金针、冬笋、冬菇等各色炒制,淋上麻油,算是佐粥的小菜。唐鲁孙在《什锦拼盘》里曾有记述,北平人过年“炒咸什”,南方人称之为“十香菜”。绍兴一带还有腌制“苋菜梗”的习惯,苋菜择叶取梗,腌渍坛中,其卤汁可浸豆干、蒸豆腐。大概实在是难以给人味蕾上的享受,周作人称其为“别有一种山野之趣”。这些咸菜茨菰也好,苋菜梗也罢,当然谈不上是什么珍馐美馔,但对于羁旅思乡的人而言,这种共生的日常经验却很能引起一些直观的情感。

高邮地处苏北里下河平原,依傍京杭运河,湖滩广布,物产富庶。但汪曾祺写吃,不像苏南人那么精细。陆文夫的《美食家》写资本家朱自治每天赶早去吃朱鸿兴的“头汤面”。面要“宽汤”、“重青”,浇头不能盖在面碗里,必须单独另放,名曰“过桥”。汪曾祺的小说没有这样的考究,甚至有些简陋。《八千岁》里的米店师傅吃“晚茶”,不过是一碗葱花、猪油、虾子为料的干拌面,主人公八千岁家的晚茶,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草炉烧饼。汪曾祺写蒌蒿,则是形容“极清香”,但又嫌不够具体,便道是“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

汪曾祺的小说总离不开那片草木丰茂的氤氲水乡。他的文字意在时节风物之美,让人想起青白相接的初夏,沾着朝露的栀子花的香气。他笔下的人物,如《岁寒三友》里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是些“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升斗小民,这些人在这片土地上从容度日,身上也都有着一种与背景相称的温敦古风。他描绘我的家乡:运河是条“悬河”,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屋瓦人家。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脚下飘;城里人家的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鸽子的背。

这样的运河风貌,今已不存。那些车匠、银匠、裁缝、药店伙计、画画的、楦房子的……再难觅踪迹。汪家的祖宅在四九年后被收缴,留下竺家巷的几间促狭的民居,作为故居。物是人非,故乡是回不去了。但挥之不去的还有故乡的味道,它埋藏在我们的身体机能里,时而唤醒一点残存的故土乡情。

摄影:Nick Wu(台湾)

附:认识汪曾祺按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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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ought on “《汪曾祺的乡味》/江扬(丹麦)

  1. 江扬是《学文集》的第一代作者,从一开始就支持到今天。读者如果有留心的话,也许记得他的居住地原是中国,不过现在他去了丹麦当访问学者,所以居住地就跟着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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